第二章 鄧後中共權力結構與菁英甄補
第三節 中共菁英甄補之非制度性制約
一、派系政治
派系一直是中共非正式政治的最被關注的行為者，自中共建黨以來，在 權力鬥爭之下，派系政治自然應運而生，政治菁英們拉幫結派形成「類同團 體」或許是為了在權力鬥爭的風暴裡，找到能夠自我保護的依靠，又或許是 為了獲取自身最大的政治利益，透過「派系」這個媒介，藉由派系所蘊含的 政治人際網絡來達成此目標。關於中共派系形成的背景原因，可歸內以下幾 點：(一) 受馬列主義鬥爭哲學的影響：意識形態經常能夠左右特定團體成 員的思想與行動，突出意識形態以強調合法性的正統地位，一直是中共派系 鬥爭的焦點，也提供了中共黨內對權力鬥爭源源不息的動力；(二) 國際共 黨的影響：中共在政治思想上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息息相關，毛澤東思想也深 受其影響，是故蘇共內部對思想路線分門別派，自然也對中共造成影響，形 成黨內派系鬥爭；(三) 中共早期鬥爭傳統之影響：中共在長時間的發展中，
因為時間、地緣因素、特殊背景的差異，自然容易使趨同性高的團體聚在一
142 李世明，〈中共紀檢委在反腐工作的角色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9 卷第 9 期，2011 年 9 月，
頁52。
起，形成派系，維護自身利益；(四) 毛澤東個人權謀之影響：毛澤東為排 除異己，鞏固自身權力，因此特別強調鬥爭的存在；(五)、政策路線不同的 影響：不同的主張，形成不同的政策路線，也自然將它們分門別類，形成派 系。143關於這點學者黎安友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共派系政治時常伴隨著 政策路線之爭，但其本質是為了爭奪權力，也就是說，政策路線之爭只是被 用來當作權力鬥爭的工具，並非在政策路線上存著多大的歧見，改變政策路 線並非主要目的，爭奪權力才是主要目標。144白魯恂也持類似的看法，他認 為，派系的形成不是因為政策的差異性，而是取決於權力的分配，派系鬥爭 結束，誰取得最高的權力，自然也就擁有制定政策的能力，但他認為黎氏的 政治鬥爭未改變政策路線的說法，有待商榷。145
黎安友觀察早期中共派系政治有幾項主要特徵：(一) 派系政治是菁英 政治的一種形式；(二) 派系政治不是一種文化，而是一種制度性的體制。
這個體制所依靠的是領袖拔擢特定下屬以換取其個人忠誠之回報；(三) 它 指涉的是一種政治，「權力考量」是驅使行動者的主要或強烈的動機；(四) 個人忠誠的網絡是建立此政治團體的主要結構，恩庇者與侍從者在長期互相 需要的關係上，前者需要後者侍護，後者需要前者的恩庇，兩者才能在團體 之內，繼續向上攀爬，以獲取更多資源，也就是建立起「恩庇－侍從」關係；
(五) 缺乏制度化的鬥爭方式造就了派系主義，派系主義又回過頭來延續非 制度化的情勢，菁英衝突和權力鬥爭不斷產生，形成一個不穩定的政治體 系；(六) 權威寓於個人，而不在職務。146
綜觀中共黨史，毛澤東時代就曾多次發生派系鬥爭，其主因都是毛澤東 為了鞏固權力而起，其透過「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之運作方式，在 鬥爭之中，取得優勢。1958 年，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動員全國民眾
143 蘇嘉宏，《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頁 110-116。
144 Andrew J.Nathan,“Policy Oscil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ritique,”The China Quarterly, Vol.68, December 1976,pp.720-733.
145 Lucian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1), pp.56-64.
146 Andrew J.Nathan 著，何大明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 : 中國政治變遷之路》(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台北：巨流出版，2007 年)，頁 44-45。
以期達到超英趕美的目標，未料造成大規模的飢荒，造成至少三千萬農民死 亡，大躍進正式宣告失敗，一場權力鬥爭也旋即展開，當時身為中共最高領 導人的毛澤東也涉入其中，因為對其而言，這是一場政權保衛戰。1959 年，
中共召開廬山會議為了糾正大躍近以來，一連串「左」傾的錯誤，彭德懷在 會議中對大躍近以來的錯誤上書建言，不料毛澤東認為這是對其權威認同的 挑戰，為避免權力失勢，遂將彭德懷與其經濟問題上的歧見，提升到路線問 題上的歧見，彭德懷和同意彭氏意見的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受到批判，
被打為「反黨聯盟」，冠上「右傾機會主義者」，毛澤東藉此機會以整肅彭 懷德在軍中的勢力。147在這次事件中，毛澤東拉攏林彪，讓林彪取代彭德懷 國防部長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在這之後，毛澤東將鬥爭的對象轉 為劉少奇。劉少奇原本是毛澤東擇定的接班人選，並多次公開發言對劉少奇 給予肯定，但兩人後期多次出現意見分歧、政策衝突，包括劉少奇曾對於毛 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看法，148致使毛澤 東對劉少奇的不信任感越加深刻，1965 年底，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將 派系鬥爭赤裸裸的端上檯面，毛澤東在國務院方面有周恩來，解放軍方面有 林彪的雙重力量下，將劉少奇打為「形左實右」、「修正主義」的走資派，
成功鬥倒劉少奇，1966 年 8 月的中共八屆時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在政治局 常委的排名已經從第二降至第八，並喪失原先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149 林彪在兩次的權力鬥爭都發揮其作用，儼然成為毛澤東最主要且有力的 支持者，中共「九大」黨章內容更是直接宣稱：「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 思想偉大紅旗，最真誠、最堅定地執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 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文革過後，林彪成為最
147 會議過後，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被免去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 記、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他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委 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因彭懷德足國防部長外，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黃克誠和彭德懷關係良 很，且任總參謀長，加上彭懷德聲望日益高漲，毛澤東擔心其有造反之可能，遂透過此事，整肅和 清除彭氏在軍中勢力。詳見伍小濤，〈廬山會議五十年祭：毛澤東與彭德懷的恩恩怨怨〉，《歷史月 刊》，第262 期，2009 年 11 月，頁 87-89。
148 陳永發，〈毛澤東與七千人大會：民主發揚還是文革預演？〉，《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9 期，
2010 年 9 月，頁 128。
149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 73。
大的獲益者，林彪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委員，
他所屬的「四野」勢力也逐漸掌握權力，對毛澤東造成壓迫，使毛澤東對於 權力的掌控感到威脅，1970 年 8 月的九屆二中全會，林彪提議恢復設置國 家主席，讓毛澤東深感被奪權的壓力，決定孤立林彪集團，150並予以整肅，
而林彪最終在 1971 年 9 月搭機逃離大陸時，不幸墜機身亡。在這之後，尚 有以四人幫為首的「文革派」及以葉劍英、李先念為首的「務實派」 之間 的鬥爭。
從以上可以得知，派系鬥爭是為了爭奪權力，獲取或鞏固利益，派系政 治對早期中共政治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切入點，藉由派系途徑來研究中共菁英 政治也能夠得到相當的成果。毛澤東到鄧小平時代，派系主義是主要的政治 動能，因為他們都能夠憑藉著自身的革命資歷和政治威望，透過權力分配聚 集彼此認同的追隨者，但是隨著政治繼承的制度化趨勢，過去派系主義所強 調的「恩庇－侍從」關係已經相對弱化，但這並非意味著派系政治已經消失 於中共政治運作，派系仍就是中共政治的一部份，至今為止，派系仍就是研 究中共菁英政治的主要媒介之一，只是和過去相比，派系主義對於中共政治 的影響力已經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的直接和明顯。151
二、意識形態與政治路線
意識形態是一種行為取向的思想體系，它在結構上可以分為兩部分，信 仰(核心)體系和實踐體系，必須兩者之間相互結合，才能發揮效用，旨在維 繫或是動搖現存的社會。152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主要是包含一套世界觀、歷 史觀，以及用來支撐這套世界觀、歷史觀的方法論或是由這套世界觀、歷史 觀所延伸出來的一套價值觀，它會影響人的價值理性運作；實踐體系部份主 要是提供一套引導人們去認知判斷周遭世界的認知圖和評估圖，以及由它們
150 張五岳，〈從政治聯合理論檢視中共派系政治〉，《共黨問題與研究》，第14 卷第 3 期，1986 年 3 月，頁33。
151 Andrew J.Nathan 著，何大明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 : 中國政治變遷之路》(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頁 46。
152 吳玉山，〈意識型態與列寧主義的國家論〉，《東亞季刊》，第15 卷第 3 期，1984 年 1 月，頁 47。
所延伸出來引導人們實踐行動的戰略和策略設計，意識形態的實踐體系會指 導人的實際行動，影響人的策略理性運作。153
中共將意識形態作為掌握國家權力和統治地位的工具，透過思想教育向 群眾宣傳具有支配性權威的信念和價值，同時也用意識形態來區別那些不具 有共同信念的人們，對中共而言，意識形態廣義上是指黨內以最大公約數所 形成的全黨共識，狹義上則是指涉當權派與政治菁英所採取具有支配性權威 的思想路線和政治主張。154毛澤東在與以王明為首的共產國際派爭奪「馬克 思主義」的詮釋權時獲得勝利，並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成功 的掌握意識形態之控制權後，這也成為毛澤東掌權時期，提供政權合法性、
正當性和統治階層權力行使的合理依據，並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革命時期的
正當性和統治階層權力行使的合理依據，並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革命時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