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所謂研究途徑是要說明研究者到底是從哪一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入 手處來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研究對象，分析的架構會因著眼點的不同，
而導致與之相配的概念也會有異。41基於上述定義，本文認為在研究之前有 必要先就本文的研究觀點和要點作一說明，以完善本文的立論基礎。
(一) 派系研究途徑
誠如學者白魯恂所言，中國人習慣以依附權威的方式，透過忠誠和利益 的交換，讓自身成為權力關係網路的一環，來獲取官場上的安全感，這在無 形之中，促進了「派系政治」的形成。42因此，長期以來，「派系主義」一直 是研究者分析中共政治的重要論點。
對中共而言，派別政治直接涉及的是權力之分配，致使派系之間的角力 和權力鬥爭時常畫上等號。過去毛、鄧時期，經常以政策和意識形態的分歧 為名爆發衝突，實質上是為了掩飾派系之間對於領導權的爭奪。43在恩庇侍
(台北：財團法人台灣智庫，2004 年)，頁 131，151-152。
41 朱浤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 年)，頁 182。
42 Lucian W. Pye 著，胡祖慶譯，《中國政治的變與常》(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頁 26。
43 王官徳，〈中共領導人的權力繼承與鞏固〉，《源遠學報》，第 12 期，2000 年 11 月，頁 78。
從之下，派系領導人透過拔擢跟從者的方式，來擴大和穩固權力基礎，在這 時期，派系政治之下的菁英衝突是中共政治變遷主要的動能。44儘管中共從 不承認「派系」的存在，也不給予其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地位，但回顧中共的 黨史，便可以發現派系屢屢在權力角力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45
1980 年代左右，在鄧小平的推行之下，中共逐步發展出一套人事甄補 的規範，近年來，學界也逐漸注意到制度性規範的出現對人事安排的影響，
並開始以制度性的指標(年齡、任期和經歷等)來分析和預測中共的人事佈局 情形，不過這些文章依舊承認非正式制度在人事甄補中仍然有著不容忽視的 影響力，46因此本文認為，儘管學者之間對於持續以派系為媒介來研究中共 內部的菁英衝突和人事更迭有所爭議，但中共內部確實存在著不同的派系，
且透過上述文獻的回顧，吾人認為以派系的角度來觀察中共政治，將有助於 了解中共權力運作的實際狀況，也可充分解釋非制度性力量在人事甄補中所 發揮的影響力。因此，就算中共為了政治局勢的穩定，將盡力維持表面上的 和諧，但派系政治依舊會持續下去。47
(二) 歷史制度主義研究途徑
本文雖然運用派系主義作為研究途徑，但也注意到過度注重派系的影響 力，將會忽略和脫離制度性因素的背景，以致於可能會導致研究有所偏頗。
因此，本文也採歷史制度主義做為研究途徑，這是因為歷史制度論者除了強 調既有的規則外，也注重非正式規則、程序、規範與不成文的慣例所形成之 制度。48
依據學者豪爾(Peter Hall)及泰勒(Rosemary Taylor)的觀點，歷史制度主
44 Andrew J.Nathan 著，何大明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 : 中國政治變遷之路》(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頁 45。
45 朱新民，《1978~1990 年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頁 342。
46 學者寇健文和陳陸輝、陳德昇皆曾以制度性指標來探究中共的人事甄補，不過他們也依舊認為 派系力量是不能被忽略的影響力之一。詳見寇健文、黃霈芝、潘敏，〈制度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 響：評估十七大政治局的新人選〉，頁24-34；陳陸輝、陳德昇、陳奕伶，〈誰是明日之星？中共中 央候補委員的政治潛力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55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7。
47 Lucian W. Pye 著，胡祖慶譯，《中國政治的變與常》(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頁 41。
48 蔡相廷，〈歷史制度主義的興起與研究取向—政治學研究途徑的探討〉，《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 報》，第41 卷第 2 期，2010 年 11 月，頁 69。
義具有以下四種特徵：(一) 歷史制度論者傾向於以相對廣泛的意義來界定 制度與個體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二) 強調制度的運作與產生過程中的權 力不對稱性；(三) 制度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會依循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t)的軌跡並產生意外的後果；(四) 關注制度分析和能夠產生某種政 治後果的其它因素之整合研究。49
歷史制度論者藉由比較歷史方法和歷史脈絡作為基礎，並從中檢視變項 的因果關係，強調歷史過程、環境和制度結構與行動者的複雜互動，他們認 為制度是權力鬥爭之下，經過「計算」，以符合行為者利益的產物。50且制度 和歷史之間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因為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 化機制，將使制度在建構的過程之中，受到過去的選擇之約束，即一旦走上 某一條路徑，隨著制度對行為者的邊際報酬漸增，改變既有制度的成本也就 越高，因此制度會沿襲該方向繼續發展下去，並在這之中得到自我強化，意 即出現遵循路徑依賴的現象，讓制度呈現鎖定(lock-in)狀態。51
過去中共習慣以鬥爭的方式來解決權力分配的問題，不過隨著甄補規範 的建立，讓人事上的安排有所依據，因此，本文希冀透過歷史制度論的角度，
有效地探究和理解中共人事甄補制度的產生，以及甄補規範的堆積和持續所 導致的「制度化」情形，並藉此釐清政治行為者和制度在這過程之中的互動 關係，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期望藉助歷史制度論的觀點，來探索中 共菁英甄補規範或制度延續發展的情況，以補足派系主義研究途徑的不足。
學者羅德明曾認為，中共非正式政治和正式政治之間的關係是模糊不清 且不斷變化的，52本文認為相同的情形亦可能出現在人事甄補上，因此本文 將同時採用派系主義研究途徑和歷史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以整合之方式來兼 顧分析非制度性力量和制度層面因素對中共中央政治局人事運作的影響，這
49 Peter Hall and Rosemary C.R. 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Institutionalism,”Political Studies, Vol.44, 1996, pp.938.轉引自薛曉源、陳家剛主編，《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台北：五南，2007 年)，頁 196。
50 黃宗昊，〈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2010 年 9 月，
頁148。
51 王躍生，《新制度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7 年)，頁 80。
52 轉引自朱徳米，〈精英互動中的正式與非正式政治〉，《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88 期，2005 年 4 月，頁147。
也將有助於研究兩者之間的互動情形。
二、研究方法
事實上，國內外對於中共問題的相關研究，已經到達一定的成果，如果 從不同的議題或角度切入，採用的方法自然有所差異。郭華倫教授曾經表 示：「凡是科學方法，如吾人慣用之分析法、綜合法、歸納法、演繹法、比 較法與歷史法等，都可用作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方法，應視研究主題及資料 的多寡，採取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或以多種方法從不同角度與觀點作細密周 詳的研究，才能得到接近事實的判斷。」53然而上述之方法皆不脫離探究歷 史的本質，因此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為歷史研究法，並在其框架之下，運用 文獻分析法和歸納法。
(一) 歷史研究法
關於歷史研究法的定義，學者易君博曾經提出他的看法：「透過歷史解 釋的性質、類型以及邏輯，作一系統的分析，期望藉由此一分析，能從個別 歷史事實的因果關聯去重建過去。」54以歷史研究法來探討中共權力繼承，
將獲得相當的幫助。本文開頭將先回顧鄧後時期的歷次權力移轉，胡耀邦和 趙紫陽為何接班失敗？而江澤民及胡錦濤卻能夠成功接班，以歷史角度來探 討和分析中共權力繼承。
(二) 文獻分析法
其次，藉由對歷史文獻的分析，透過有系統的蒐集資料，並客觀地評鑑 資料，以便對事實做相關性的分析，經由對文獻的探討以確保研究問題的價 值性、研究方向的正確性與研究模式的合理性。關於中共權力繼承和菁英甄 補問題，前人的學術研究已經給予相當程度的經驗判斷，已為後人的研究立 下良好的基礎。因此，本文將運用前人的研究資料，間接地觀察過去所發生
53 郭華倫，《中共問題研究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6 年)，頁 135-136。
54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1984 年)，頁 165。
的歷史事件，透過了解和重建過去的經驗規則，來解釋現在的甄補規範。除 此之外，本文在文獻資料的收集上，也將從官方文件、非官方文件、國內外 期刊、報章雜誌和網路媒體等，多方面著手，盡可能為研究和分析，奠立足 夠的資料基礎。
(三) 歸納法
最後，對資料做歸納和整理。所謂的歸納法是指，先做觀察、蒐集和記 錄若干個別情事的工作，在這過程之中，探究其有無共同特徵或特徵之間的 關聯性，從而將所得的結果推廣到其他尚未經過觀察的事例，並以此獲得一 項通則性的論述。所以，本文也將採用歸納的方法來探討中共權力繼承，將 過去的權力繼承和菁英甄補經驗，分析和整理其中的特徵或特徵間的關係，
企圖將此經驗推廣到「十七大」的人事佈局，推論出最佳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