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復出，便有感於派系惡鬥和幹部新老交替的阻 塞將嚴重影導到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發展，此時的他，積極建章立制，為幹 部人事制度提出改革，在他的努力之下，雖有初步的成效，但 1987 年和 1989 年時，接連兩位中共最高領導人在權力鬥爭之下，遭到罷黜，依舊顯示出權 力繼承機制的不足，在這之後的鄧小平，持續發揮影響力，擔任建立政治繼 承機制的推手，輔佐江澤民為第三代領導核心。1997 年，鄧小平的死亡，
也宣告了強人時代的終結，在無魅力型權威領袖的情況下，反而為中共的權 力繼承機制開啟新的局面，本文從非制度因素與制度性因素的角度出發，探 究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對中共菁英甄補的影響，而有以下結論：
一、中共政治菁英甄補的確有「制度化」之趨勢，其中包括年齡限制、
任期規範、學歷要求、政治局常委會的職務分工和「循序漸進、逐級 晉升」等規範。
首先，必須先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稱的「制度化」不等同「已經制度化」
的概念，而是指政治菁英之間，對於權力分配、權力移轉的行為規範與程序，
逐漸形成共識且願意遵守的過程，它是一個動態的演進過程，有別於「已經 制度化」之靜態且用成文規定的意涵。439
(一) 年齡限制：根據本文第三章的論述，政治局委員的離退年齡規範，
在「十五大」時正式形成，當時除了江澤民因是第三代領導核心，為了顧及 政治局勢的穩定，而不受規範之約束外，其餘成員皆受「七十歲劃線」的制 約。而自「十六大」開始，不論離退年齡是「七十歲劃線」或是「七上八下」
的規定，年齡限制已經呈現「一刀切」的狀態，無人能夠被排除在外，這無
439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頁 71。
疑說明，離退年齡規範在政治菁英之間已具有高度的共識，且作為甄補制度 的趨勢相當明顯。
另外，除了年齡限制外，自「十四大」開始，政治局成員的年齡結構，
在老、中、青方面也一直維持著與最高領導人同世代為主，年輕世代為輔的 比例，以利於接班梯隊的建制，440這樣安排的除了有適時地提拔年輕幹部以 利權力核心的新陳代謝之用意外，也能夠在新老交替之際，讓經驗較豐富的 領導幹部發揮傳、幫、帶的功能，以維持政局的穩定和提升執政能力(表 5-1)。
表 5-1 十四大以來政治局成員的年齡結構
十四屆 十五屆 十六屆 十七屆 71 歲以上 2 (9.1%) 1 (4.2%) 0 (0%) 0 (0%) 66~70 歲 4 (18.2%) 9 (37.5%) 2 (8.0%) 3 (12.0%) 61~65 歲 9 (40.9%) 5 (20.8%) 9 (36.0) 15 (60.0%) 56~60 歲 4 (18.2%) 6 (25.0%) 13 (52.0) 4 (16.0%) 51~55 歲 1 (4.5%) 3 (12.5%) 1 (4.0) 3 (12.0%) 50 歲以下 2 (9.1%) 0 (0%) 0 (0%) 0 (0%)
總計 22 人(100%) 24 人(100%) 25 人(100%) 25 人(100%)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二) 任期規範：若將政治局常委和不具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包含候補) 委員分為兩個層級來看，檢視自「十四大」以來， 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任 職時間後，發現常委任期超過十年的僅有江澤民、李鵬、李瑞環和胡錦濤，
而習近平和李克強在「十八大」正式接班後，若順利連任至「二十大」時，
擔任政治局常委的任期也將超過十年；另一方面，不具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委 員任期超過十年的有田紀雲、李鐵映和丁關根。這其中江澤民、李鵬、李瑞 環、田紀雲、李鐵映和丁關根皆是在「十四大」之前就進入政治局擔任常委
440 吳仁傑，〈中共權力繼承機制探討與展望〉，頁 61。
或委員職務；而胡錦濤、習近平和李克強均是被視為接班培養的人選，意即 儘管中共在 2006 年 8 月頒布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未明白 說明中央政治局層級的人員是否適用，但自「十四大」開始，新任政治局常 委或不具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委員，除了被視為接班培養的人選外，無人能在 同一職務，任職超過十年。441這也顯示「同一(層級)職務，連續任職不得超 過十年」的任期規範也逐漸在政治局中形成。另外，根據觀察，自「十四大」
以來，新任不具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包含候補)委員者，在此一層級連續任職 兩屆，而未達離退年齡時，皆能順利晉升為政治局常委，如吳邦國、溫家寶 和黃菊等人。442
(三) 學歷要求：儘管中共未明文規定政治局委員須具備的教育水平，
但在本文第四章的表 4-3「自十二大以來歷屆政治局成員的教育程度」中，
可以清楚的看出政治局成員的知識水準已逐漸提升，且於黨政領導幹部「知 識化」的趨勢下，在「年齡是個寶，學歷不可少」的中國官場文化中，未來 除了軍職代表外，具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將成為競逐政治局委員職務的基本條 件。
(四) 政治局常委會的職務分工：自「十四大」開始，固定由政治局常 委擔任的職務有總書記(包含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的「三位一體」)、全國人 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常務 副總理和中紀委書記。然而在「十六大」後，常委會雖然因為從「七人制」
變為「九人制」，使得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職務增加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 導委員會主任和政法委書記兩職，但若將時間往前推移，可以發現這兩項職 務並非經常性地由政治局常委擔任，且若輔以 2012 年 11 月召開的「十八大」
來看，常委會又變回「七人制」，在功能性重疊的考量之下，中央精神文明 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和政法委書記兩職應該會退出政治局常委會。另外，由 政治局常委擔任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之「三位一體」的職務也
441 政治局(常委)委員任職時間無法超過十年的主要因素還是受制於離退年齡的規範。
442 這三人之中，黃菊的情況較為特殊。黃菊是在十四屆四中全會才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並連任 至「十五大」，在「十六大」時，晉升為政治局常委，其任政治局委員的時間雖未滿十年，但確實 是歷任兩屆。
有所爭議，因為過去曾發生鄧小平和江澤民以普通黨員身份長時間擔任軍委 主席一職，不過，在胡錦濤於「十八大」時，以「裸退」的方式交出軍委主 席職務後，應該有助於釐清這部分職權不清的問題。
此外，不具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委員，其職務也有些許的固定模式，如北 京、上海、天津和重慶等四地直轄市，在平衡地方勢力的考量下，未來該地 的市委書記都將是由政治局委員出任，此外，廣東省委書記也一直是政治局 委員的當然人選，因該地長久以來是施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指標省份。最 後，自「十四大」以來，政治局中固定會有兩名的軍職代表。
(五) 循序漸進、逐級晉升：自「十四大」以來，不具政治局(候補)委 員資歷就晉升至政治局常委的僅有劉華清、朱鎔基、胡錦濤、習近平和李克 強，在這之中的前兩位是於「十四大」時當選，而後三位則皆被視為是培養 接班的人選；另一方面，自「十四大」以來，歷屆政治局成員，大多是先具 中央委員會資歷(委員或候補委員)再擔任政治局委員。因此，自「十五大」
開始，除了被視為接班培養的人選外，新任政治局常委者，都先歷任過政治 局(候補)委員；而擔任政治局委員者，絕大多數都先有中央委員會的資歷。
443這樣的發展，也使得當屆的政治局委員，在不受年齡和任期的制約下，且 無重大違紀的情事發生時，其在下一屆的政治局中，將具有晉升的優勢條件。
中共權力繼承機制的制度化浪潮，始於 1980 年代左右，當時鄧小平有 感於派系激烈鬥爭，以致於耗損政治菁英，以及文革過後，幹部年齡嚴重老 化等問題不僅不利於黨和國家的發展，且幹部新老交替機制的不足，將有害 於政治穩定之維持和執政能力之提升，因此他相繼推動幹部任用「四化」、
梯隊接班、建立幹部退休制度、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和實行集體領導、分工 合作等措施。在這時期，鄧小平具有的強大政治威望，有利於他扮演制度建 立者的角色。4441990 年代開始，隨著鄧小平的退休和死亡，中共領導人在普
443 「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晉升規律由學者寇建文所提出。另外，「十四大」以來的歷屆政治局 成員中的劉華清、譚紹文和曾慶紅的情況較特殊。劉華清的中央委員資歷是在「十二大」時取得；
而譚紹文和曾慶紅都是在當屆取得中委會資歷，就直接進入政治局。詳見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 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頁 296-299。
444 Andrew J.Nathan 著，何大明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 : 中國政治變遷之路》(Political Change
遍不具革命經歷的情況下，其權力來源從魅力型權威轉變成職務型權威，任 何一位領導人不再具有先天高於同輩的權威基礎，致使中共菁英之間的關係 相對平等，445這樣的發展，也有助於制度化的規範之穩固和持續，因為，一 旦政治菁英之間對甄補規範達成共識後，任何一方皆不具備足夠的政治能量 能夠在事後予以推翻，致使中共菁英甄補規範的制度化亦趨明顯。446
但是，本文也同時注意到，在省級(含)以下黨政幹部任用制度逐漸完善 的情況下，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層級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其甄補規則卻 僅是仰賴政治菁英間的協議、默契或慣例，不僅顯示出權力核心中，政治角 力的複雜性和重要性，且一再出現「因人而異」的例外情事，也凸顯出甄補 規範無法體現「制度」的普遍適用性和一致性之意涵，這也無疑是規範無法 真正轉變為制度的原因之一。
二、一般認為中共菁英甄補的制度化，將使派系的活動空間相對 窄化，因為一旦甄補規範在菁英之間形成共識後，就會對人事的安排 產生制約，不再只是單憑派系因素來決定一切。但這並非意味著將會 大大削弱派系在人事甄補過程中的影響力。本文在分析「十四大」以 來的人事安排後，從「派系」和「制度」之間的互動情形來看，認為 派系背景仍是影響中共菁英選拔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一般認為中共菁英甄補的制度化，將使派系的活動空間相對 窄化，因為一旦甄補規範在菁英之間形成共識後，就會對人事的安排 產生制約，不再只是單憑派系因素來決定一切。但這並非意味著將會 大大削弱派系在人事甄補過程中的影響力。本文在分析「十四大」以 來的人事安排後，從「派系」和「制度」之間的互動情形來看，認為 派系背景仍是影響中共菁英選拔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