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文獻回顧

一、派系政治之研究

毛澤東在 1966 年 8 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一席「黨內無黨，帝王思 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的談話，間接證實了中共黨內有派別之分。⁴早 期對於中共權力移轉的研究，也多數從派系政治的角度來分析。黎安友 (Andrew J.Nathan)曾在 1973 年的《中國季刊》發表一篇〈中共政治的派系 主義模式〉(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之文章，黎安友認 為，中共的派系主要是依據上下位階的扈從關係(clientelist tie)所形

4 BBC 中文網，〈分析：黨內無派不再千奇百怪〉，《BBC 中文網》，2012 年 9 月 18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analysis/2012/09/120918_ana_party_factions.shtml＞。

成，個人與他人之間為了展開可能的利益交換，是派系之所以能夠被建構的 主因，派系是中共高層的基本要素，其可以區分為簡單派系(simple faction) 和複合派系(complex faction)，前者是單一派系領袖依據與其他成員的扈 從關係而形成；後者則是由許多簡單派系匯集而成，派系成員須透過次級領 導人，而與派系最高領導人產生聯結關係，意即不論簡單或複合派系，成員 之間不需要有橫向的連繫關係。此外，黎安友認為中共派系之間受制於權力 的侷限性，以致於彼此間的互動是處在一種「非零和」(non zero-sum)的狀 態，也就是說，派系彼此之間皆體認無法完全消滅對方。⁵

但是黎安友所提出的派系模式，受到鄒讜(Tang Tsou)的強烈質疑，鄒 氏認為黎安友的派系模式僅適用於某些時期的中國政治(如文化大革命時 期)，但無法解釋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彼此結盟整肅「四人幫」的過程，

因此鄒讜認為菁英之間的結盟不該是被限縮在具有上下垂直的扈從關係，也 可 以 是 橫 向 水 平 的 同 儕 關 係 且 派 系 之 間 的 互 動 是 屬 於 「 贏 者 全 拿 」 (winner-take-all)，任何派系之間都會試圖消滅敵對派系。另外，鄒氏提 出以「非正式集團」(informal groups)來取代派系的概念。⁶

而羅德明(Lowell Dittmer)則提出「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 來闡述中共的派系政治。羅氏認為「關係」(relatoinship)是「非正式政治」

的核心，而價值理性關係(value-retional relationship)之中的親屬、同 鄉、同事、同儕...等水平的非正式關係也可以是派系形成的基本要素。⁷白 魯恂(Lucian W.Pye)則從中國人的政治心理之角度來分析派系政治的存 在，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致使中國人深信「關係」才是安全的保障，而這 些「關係」就是派系形成的本源。派系領袖和追隨者彼此之間是一種互利關 係，前者需要號召後者來壯大聲勢，而後者則藉由依附前者的權威來保護自

5 Andrew J. Nathan,“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The China Quarterly, NO.53, January 1973, pp.35-42.

6 鄒讜著，甘陽編，何高潮等譯，《中國革命再闡釋》(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 in China)(香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80-190。

7 Lowell Dittmer,“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The China Journal, NO.34, July 1995, pp.12.

身利益或權力。白魯恂認為派系之間時常因為政策路線和意識形態的分歧而 鬥爭，但鬥爭的主要本質是為了爭奪或保護權力地位。⁸

蘇嘉宏在《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一書中，對中共派系形成的背景 因素闡述見解，蘇氏認為除了類同關係和利益關係外，中共派系的形成有五 點背景因素：(一) 受到馬列主義鬥爭哲學的影響；(二) 受到國際共黨的影 響；(三) 中共早期鬥爭傳統之影響；(四) 毛澤東個人權謀之影響；(五) 政 策路線不同的影響。⁹寇健文在〈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一文中，

提出了四種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途徑，分別為極權主義途徑、派系政治途 徑、世代政治途徑和技術專家途徑，寇氏認為相較於其他三種途徑，以派系 政治途徑來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無論是在理論建構或是實例分析上，成果更 為豐碩。¹⁰李英明在《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一書中提 到，長期以來，研究中共高層菁英的權力運作或繼承問題，以派系主義為研 究途徑者，往往會因為過於突出派系的影響力，而忽略和抽離制度因素的背 景。¹¹

寇健文從實際資料分析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崛起的原因時發現，若是 從職務種類的分布來看，共青團已經成為培養中國大陸各級黨政首長，以及 組織、宣傳、統戰、紀檢等部門主管的一個（但非唯一）重要場所。賦有幹 部輸送任務的共青團把優秀幹部輸送到各省黨政機關，無須顧慮派系圍剿的 問題，或是「搞派性」的批評，所以胡錦濤自上臺以後，為了鞏固本身權力 基礎，大量從團系之中挑選可信賴的人，占據重要領導職務，並反映在團系 出身的省委書記和省長人數激增。因此，團系崛起是受派系考量與組織任務 的共同影響。¹²

8 Lucian W. Pye 著，胡祖慶譯，《中國政治的變與常》(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台北：五 南，1989 年)，頁 5，9，17-19。

9 蘇嘉宏，《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台北：永然文化，1992 年)，頁 110-117。

10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

頁17。

11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台北：生智文化，2003 年)，頁 20。

12 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vs.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8 卷第 4 期，2007 年 10 月，頁 83。

儘管中共對於外界透過派系為媒介來分析中國政局並不苟同，¹³但從上 述學者的研究來看，派系的確是分析中國政治的主要憑藉之一。但我們亦可 以發現，學者之間對於派系的定義並不統一，本文為了避免文獻間的爭議而 失焦，也為了研究需要，在綜合上述學者的見解之後，本文將派系定義為個 人與他人之間依據某種「關係」為基礎所形成的非正式組織，這種關係可以 是上下位階的扈從關係，亦可以是橫向水平的結盟關係，派系間的成員彼此 互惠互利，並透過派系所具有的權力關係網路展開可能的利益交換。

二、政治繼承和菁英甄補之研究

所謂政治繼承是指統治權力因上層領導人的改變，而從一個統治者 或政府手中，轉移到繼任者的過程。而吾人在探究政治繼承時，通常是 分析「在特定制度或環境之下，某個人或團體，對一個政治職位的繼承，

以及此繼承過程對該國政治體系中的結構和政策所產生的影響」。¹⁴繼任 者必須透過人事安排、制度調整和理論更新來達到權力鞏固的階段。¹⁵ 巴克曼(David Bachman)認為 1990 年代，美國不重視中國政治菁英的研 究，有以下幾點原因：(一) 當時中共政治並未透明化，研究者必須倚賴正 確性堪慮的香港刊物；(二) 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就有人討論繼承問題；

但對鄧小平死亡的長期等待和中共中央政治上的停滯也妨礙了菁英政治研 究，出現沒什麼新意可提的現象；(三) 許多後鄧時期的人物，都缺乏政治 魅力，讓人沒有興趣去研究這些人；(四) 中央政治是否能夠全面解釋菁英 政治，是令人有所存疑的；(五) 美國學者認為地方政治單位更容易接觸，

是比較好的研究對象；(六) 因為現在的資料，在將來可能被證實是錯誤的，

13 鄧小平和趙紫陽都曾在接見外賓或接受外媒採訪時表示，若將廣大的中共黨員簡單地區分為「改 革派」和「保守派」，將無法了解中國實際的政治局勢。詳見朱新民，《1978~1990 年中共政治體制 改革研究》(台北：永然文化，1991 年)，頁 322-323。

14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65.轉引自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 力轉移1978-2010》(台北：五南，2010 年)，頁 58。

15 David Bachman,“Succession Politics and China's Futur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9, NO.2, Winter 1996, pp.375.；王嘉州，〈論「三個代表」與政治繼承〉，《中國事務》，第 10 期，2002 年10 月，頁 24。

導致學者不願意大膽且耗費時間去進行研究；(七) 許多美國和中國學者都

委主席 Leadership：Division of Labor,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Policy Orientation〉的 文章，他分析了當時「十五大」中央委員會的成員背景後發現，改組情況有

17 Lowell Dittmer 著，張鐵志、林葦芸譯，〈中國新領導－從分工、政治背景、與政策傾向評量〉，

田弘茂、朱雲漢編，《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台北：新新聞文化，2000 年)，頁 47-49，62。

18 楊中美，《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領袖》(台北：時報文化，2008 年)，頁 35。

防止西方和平演變中國的需要；(二) 解決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幹部老化問 題；(三) 提高中央運作效能和加強地方領導的需要。¹⁹

鄭永年在十六大召開之前，對於中共權力繼承的問題，提出些許的看 法。鄭氏認為，海內外之所以會如此關注中共接班人問題，就是因為中國政 治運作既不透明，也缺少制度化。雖然有年齡和任期等限制，但最終還是避 免不了與領導人的個人政治利益有所牽扯，除此之外，派別的利益也成為考 量之一，而派別捲入接班人問題，將使權力繼承更加複雜。²⁰

丁望在《胡錦濤與共青團接班群》一書寫到，就他觀察 80 年代中共選 拔菁英規範時，發現所謂選拔四化原則，有往革命化傾斜的現象，當時所稱 的革命化是指要政治正確，具有堅定和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²¹直至 1994 年 4 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錦濤重申鄧小平的堅持改革 開放路線，革命化轉變為擁護領導人的權威和政策，丁氏同時發現雖然德才 兼備是甄補菁英的準則之一，但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落實幹部知識化的 成效不彰。²²

吳仁傑認為雖然中共權力繼承機制自鄧小平時代就開始開始建構，並且 逐步在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方面取得成效，但是在退出和新老交替 機制明顯不足的情況下，時常出現一線領導人的決策受制於退居二線的政治 老人間之權力鬥爭，不但引發繼承危機，更導致權力不正常的更迭。雖在政 治強人壓陣和妥協中屢屢化險為夷，但已經嚴重影響政局穩定和政策延續，

更傷害制度權威，致使中共不得不開始發展風險較低，且符合各方利益的繼 承機制。²³

1978 年以後，中共陸續開始改革幹部制度與國家領導制。在幹部制度 方面，改革內容包括「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的實質終身制」、「推動幹部四化政 策」、「建立領導班子的梯隊接班」。在國家領導體制方面，改革的焦點主要

19 任慧文，《鄧後權力交班內幕》(台北：書華出版，1997 年)，頁 44-45。

20 鄭永年，《胡溫新政：中國變革的新動力》(新加坡，八方文化，2004 年)，頁 201-203。

20 鄭永年，《胡溫新政：中國變革的新動力》(新加坡，八方文化，2004 年)，頁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