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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感成分被滌除了;這些情緒本身也得到了淨化。193

中唐詩人遊走於綺變萬端的山水場域,從其身體主體投射出其情感意向。山水有 形,而詩人的痛苦心境卻是無形。不僅如此,山光水色與詩人身體經驗也是無形 的,若山水具備聲色娛樂、人格性道德賦予價值,甚至達到體契大化精神境界的 效果,那詩人便會隨著處於山水中之時間遞演,將其以一種高等而純粹的形式匯 聚於身體空間,不斷革新自我與山水經驗,確定意義。藉由書寫來達到心靈轉化 與情緒和緩的作用,身體的「反身性」,使詩人身體具備主客兩義,亦內亦外,

統合起來便是整體性的意義世界。既如此,筆者認為詩人身體「反身性」的建構,

代表的是在時間、空間(山水景色)、主體意識以及唯一的身體間的和諧「共存」。

只要詩人擁有著他們的身體,世界的核心便是從這種行為儀式加以開展。更可 說,「世界」是詩人身體的部分,詩人身體同為「世界」的部分。 

第三節、中唐山水匿名身體之建構

安史之亂的席捲了整個大唐王朝之後,昔日歌舞昇平的年代已不復存,取而 代之的是一連串中唐社會政局的動盪與不安。士人們飄泊四處,對現實不免產生 倦怠、迷惘。然而,士人價值觀破滅勢必透過諸種方式進行整合。如白居易〈觀 幻〉詩便是透過佛教義理,傳達緣起性空,萬法無自性的理念,以期作到「中懷 頗沖融」的心境調適;除此之外,沉潛於山林亦是中唐士人另一條路徑,在外界 的刺激與反應完成自我生命的進路。詩人在以身體作為出發點之前提上,讓詩人 身體經驗具備著有限與含混的特質,並輻射出意義領域。山水,在詩人身體「積 習」與「能動」的包覆下,得以顯現新意義。因此,在中唐詩歌我們常見到詩人

       

193  見朱光潛著:《悲劇心理學》(台北縣:駱駝出版社,1987 年),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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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常有「靜聽林下潺潺足湍瀨,厭問城中喧喧多鼓鼙」194的現象,山林、都市明 顯地被二分而更受士人喜愛。除此之外,中唐又居於「上結漢魏南北朝之局,下 開宋元明清之疆」195的樞紐環節,體現在文學上便是「由雅入俗」、選擇自身日 常的事物加以描繪寫真,造就新文學範式的風行。然文學範式的更迭與確立,並 非短時間內一蹴可幾,而應當是和山水、詩人身體一樣,處於一動態系統的運行 作用,同時含括時代文人的意志與情感,才變成我們熟知的「中唐文學」。山水,

在中唐既承載了士人希望的重量,那麼從山水詩中應可看見詩人在世界的存在方 式及中唐文人精神的縮影。

在前面的論述中,「世界」在詩人身體參與下,有著全新的開展。甚至,我 們也可把山水自然看成是人類的另一個身體。朱彤先生曾經這麼說過:

自然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不僅五官感覺,而且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 志、愛等等),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只是由於他的對象而存在,由 於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當他接觸自然形象,體察它的形式 種種變化和組合,不會像動物那樣只影響著生理,而是與社會生活的感受 聯繫起來。196

因此從現象學的口號:「回到生活之中」並非沒有道理。唯有將身體置入於生活 結構,詩人才能感受與追尋瞬刻的永恆存在。然「由於對象而存在」,若以梅洛 龐蒂的角度來看,雖說對象從來就不是一個只面向我們的開放,但對象經驗仍舊        

194  鮑防等人〈一字至九字詩聯句〉,全唐詩卷 789,頁 8889。 

195 參陳寅恪著:〈論韓愈〉《陳寅恪先生全集》(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7 年),頁 1281。 

196  朱彤:〈美學,深入自然的形象吧!〉,收錄於伍蠡甫編:《山水與美學》(臺北市:丹青圖書,

1987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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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一個讓我們能夠反省、援引的概念與基礎。因此觸摸對象、認識對象,我們 或詩人會發現在形式與變化中,主客並非二元對立,在特定時刻返回現象場中挖 掘當下此在,就是生活,就是生命的本質。當然,在山水現象的「移入」與「共 現」裡,歷史發展不啻是一廂情願的自我闡釋。對象本身的感覺吾人並不能與之 重合,而只能以身體感知並「把握」之。舉例而言,皇甫冉的〈送康判官往新安,

賦得江路西南永〉197,詩人於山水場域為友人送行,在不斷分裂的境遇,詩人又 如何知道友人組構的世界可能早已崩解?詩人眼中的康判官,是不可見的;康判 官眼中的詩人,亦為不可見的。在詩人視覺場中有著「殘雨」、「夕陽」,卻無法 得知對方隱匿身體下的意識與意向投射。在送與被送的過程裡,詩人只能以其角 度勸慰友人「何須愁旅泊」,而不能真正清晰友人當時之心境。在這裡重要的是 現象呈現先於詩人我思,而「不存在什麼自在和自為,他們各自是他人的另一面。

198」甚至,有時意識主體顯露給詩人,也絕不可能有完全的清晰,只能模糊的知 覺到有特定現象被置放在那裏。弔詭的是,看似具有選擇思索權的理性主體,其 所能肯認的真理,只有確立「普遍世界」此一事實性而已。也就是說,不僅他人,

就連自我本身呈現給自己時,亦處於模糊而不可見的情況。「我思」是「存在」

的一部分,更是吾人從存在中傳遞活著的某種方式而已。因此,返回現象、返回 生活世界尋求其中的知覺經驗,勢必得從人文情境切入。

在切入之前,筆者先將人文情境作個簡略的梳理。「人文」一詞,指的是人 類社會中的諸般文化現象;「情境」則是指在一定時間內各種情況的相對的或結 合的情景。兩組詞彙相互結合,揭示出人們在空間、時間交織下,投入世界結構

       

197  皇甫冉〈送康判官往新安,賦得江路西南永〉,全唐詩卷 250,頁 2825。 

198  參梅洛龐蒂著:《知覺現象學》,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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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維度,即是「人文情境」199。因為人類身體空間的知覺行為,會帶動著周 遭環境的開放與呈現。身體與環境好比是針與線的關係,唯有身體才能引起生活 中的綿密針腳,織綜出各種不同意義的錦繡。若我們將中唐詩人遊歷山水的人文 情景,加以放大檢視,那麼我們會發覺其中尚有眾多的線頭,等著我們去釐析與 詮釋。 

 

人與世界關係的建立,往往是在與外部的交互滲透裡,得到某些屬於自身存 在的意義。為了尋找存在之價值根源,故生活經驗的積累是不可或缺的。因此,

從山水經驗裡,詩人藉由對物色的審美活動,來達致一種「三序合一」200的生命 意義。以韋應物〈山行積雨歸途始霽〉為例:

攬轡窮登降,陰雨遘二旬。但見白雲合,不睹巖中春。急澗豈易揭,峻塗 良難遵。深林猿聲冷,沮洳虎跡新。始霽升陽景,山水閱清晨。雜花積如 霧,百卉萋已陳。鳴騶屢驤首,歸路自忻忻。201

詩人首先在開頭便敘述其在天雨登臨之情狀,陰翳聚合遮蔽了巖壑的生機。在此 詩人身體參與世界的方式,是以意識作為「意向」體驗的組合,此中含括了意識        

199  蔡瑜先生在其論著中亦曾談論相關看法,他認為:「『人境』一詞開啟了人之『存在結構』的 關聯。人並非孤立的主體,而是存在於世界之中,而且人存在於世界之中,並不像物體被置放在 空間中一般,因為人與世界具有相互滲入的關係,人境空間不是對立於主體的物理性空間。在「人 境」之中,世界不是表象性的存在,而是滲入到主體生成的過程中。」參氏著:《陶淵明的人境 詩學》(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2 年),頁 12。 

200  鄭金川先生認為所謂「三序合一」指的是物質之序、生命之序、精神之序。包含心物二性、

時空關連交融的轉移與變化。見氏著:《梅洛龐蒂的美學》(臺北市:遠流出版社,1993 年),頁 42。 

201  韋應物〈山行積雨歸途始霽〉,全唐詩卷 191,頁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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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內容兩端202。湍急水澗、峻拔險途是詩人意識活動下現象的呈現;捲起衣 裳、沿著委蛇的山徑走過則是行為活動的內容。在意向性的導引之下,詩人的意 識必然是關於山水景物的意識。無論是「猿聲」抑或「虎跡」,甚至當詩人望見 初霽天晴的剎那,外在物質透過感官活動造就詩人生命的昇華。如同初發枝椏般 地灌注生意,也掃除了前段陰雨連綿的灰暗心境。然而,從山水走向詩人精神的 過程,作為身體符碼將詩人投向於世界結構,存在一種「靜默我思」的意識。對 此,梅洛龐蒂認為:

在說出的我思之外,在變為陳述和本質真理的我思之外,還有一種沉默的 我思,一種通過我對我的體驗。……沉默的我思,是自己對自己的呈現,

是存在本身。203

換句話說,當詩人踏入現象場,在思考、言語、運動之前,自我的辯證即已開展。

職是,其依靠的方式不是邏輯性的反思,或實證般地推測物我距離與大小,而是 透過知覺讓雜花、百卉並列在詩人眼前,去把「自己置於尚未加工的經驗中,這 些經驗同時地、雜亂地向我們提供「主體」和「客體」、存在和本質…。204」故 詩人所書寫的,不再是山行時的客觀圖景,還是意識對自我的靜默、自我對山水 的靜默。以陽光的灑落作為中介,物我、他人關係並不形成為井然有序的系統,

而是原初就安置於斯的呈顯。「忻忻」一詞的使用,除了代表牽馬的僕役因著視 線開朗表現出欣喜得意的樣子外,尚可彰顯霽後遊氛的清新,草木繁茂的姿態,

呈示著詩人身體被世界身體的包覆。甚至,我們還可推想身處馬上的作者,其視        

202  意向性(Intentionality)作為意識的核心,具備兩種重要特質:其一、藉由向外在對象投射以得

202  意向性(Intentionality)作為意識的核心,具備兩種重要特質:其一、藉由向外在對象投射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