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探討：以沿海三大區域經濟圈為例

經濟學上的「經濟圈」， 是由一個具有較高首位度的城市經濟中 心， 和與中心密切關聯且通過中心輻射帶動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構成的 環狀經濟區域（蔡德林，2011：4）。世界上的經濟發達的區域基本上 是沿海城市經濟帶，以一個城市為龍頭，帶動一批城市發展並最終形 成一個經濟圈，目前的中國已形成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等三大經 濟圈並存的格局（陳耀，2003：17-19）。「十一五規劃建議」中提出，

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增強城市群的整體競爭力。有條件的區域，

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為龍頭，通過統籌規劃，形成若干用地少、就業 多、要素集聚能力強、人口分佈合理的「新城市群」。而新城市群或者 說「都市圈」，它是一個或大或小的區域經濟共同體，發展的目的就是 將分散的資源進行重新整合，以期謀取人流、物流、能流與資訊流的 快速、高效運營和最大效益，收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應。就目前 比較成熟的三大都市圈，從地緣關係上看，京津冀都市圈具有人文優 勢；珠三角背靠國際大都市香港，具有亞洲優勢；而長三角更具「蝴 蝶效應」潛質，展現出吸引全球的世界魅力（陳述彭、陸鋒，2006：1。）

都市圈的規劃可以使屬於不同省份的城市組成一個更廣泛的經濟單元，

這似乎更有利於區域經濟逐漸走向集聚，而剛被劃入都市圈的城市則 可以從這一劃分中得到一定的經濟利益，從而分享經濟集聚和核心城 市輻射效應。都市圈之所以存在，至少在以下兩個意義上體現了經濟 活動與空間的關係：第一，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高度集聚，占地面積很 小的都市圈（尤其是其核心大城市）是經濟活動集聚的主要地區。第 二，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相互依賴性，在同一個都市圈內部，不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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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城市分工協作，互為需求與供給，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孟可強、

陸銘，2011：3-4）。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體制轉軌的特定歷史背景 下，中國經濟區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其自身的鮮明特點，及生產要素在 市場機製作用下向一定地理單元自然聚集加上區域政府大力推動。長 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經濟區，都是先由若干個有關連的地理單位 因經濟發展協作需要而自然集聚在一起，再由政府推動並明確界定經 濟區範圍和經濟區域的發展進行規劃和協調的（葉飛文，2008：83）。

國家日趨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也使國內經濟日漸和國際市場、資 金和技術接軌。經濟區內的大城市以其全國最通達的對外和對內交通、

通訊，最大行政及金融中心和優質人才集中地的優勢，成為外資進入 該國市場、購買或利用其人力和天然資源的地區總部。基於此，它是 進出該國的資金流、物流、技術和資訊流的最方便門戶。我國自改革 開放以來，已在東部沿海形成了三個不同成熟程度的都會經濟區。因 為改革開放的先後， 以及地理位置，特別是和外資投入中國大陸的策 動源(香港) 的距離，三區之間亦存在一些發展上的差距。但這些經濟 區都有明顯的共性: 有明顯的核心市（薛鳳旋、蔡建明，2003：534）。

開放以來，我國沿海地區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並初步形成了以上海為 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圈，以香港、廣州、深圳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 經濟圈，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京津冀經濟圈。這三大城市經濟圈，

土地面積合計為 90.4 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 9.42 %；人口 為 4.37 億，

占全國的 34.23 %；2002 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 62628.92 億元，占全國 的 61.16 %。因而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初步統計，

僅 2003 年上半年，上述三大經濟圈的 GDP、實際利用外資額和出口 額分別占全國的 39.27 %、68.47 %和 72.3 % ，真正成為了拉動我國經 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強勢地區（餘澤忠，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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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大都市圈共同的規律是依靠改革開放政策，發揮區位優勢，

實現基本生產要素資本的大量投入獲得經濟的快速增長三大都市圈，

無論是外向型模式、內地市場型，還是內外均衡型，均依靠資本的大 量投入。這種投資能夠實現的關鍵是適時把握有利的國際經濟形勢及 其國內政策條件。南方兩大都市圈的發展都得益於政策優勢的推動。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有利的國際經濟形勢、國內對外開放的政策優勢 使珠三角率先承接都市圈外的產業轉移。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浦 東開發的政策優勢成為吸引外資的重要因素（董鎖成、王培縣，2006：

42）。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經濟區域為主結構的新的發展形式，正 在演變成為中國經濟格局的最大地區性特徵。在全球化、區域化的進 程中，我國區域經濟也在努力發展，以期在 21 世紀獲得更大的國際 競爭優勢。在我國華南經濟發展中，珠江三角洲起到了龍頭的作用；

在華東以及長江流域經濟區發展中，上海及長江三角洲起到了重要的 龍頭作用（譚成文、李國平、楊開忠，2001：13）。透過現已發展的三 大經濟圈的輻射效應，希望能為落後區域起到帶動效用，因此，政策 規劃的走向似乎傾向各區域競合似的互補作用，大於區域間競爭的意 含。

以下將透過中國大陸三大區域經濟的發展模式進行分析，並探討 三大區域經濟發展中，「區域結合主要城市」的發展策略，對於其內的 城市或跨區域合作上所帶來的影響與效應。因此，並透過三大區域經 濟中的核心城市的發展模式，進行分析區域經濟的發展對於城市經濟 發展的建構與影響，藉以作為論文之後分析海西與金門區域合作的效 應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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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長三角經濟圈與上海經濟區模式分析

長江三角洲經濟區是指由滬、蘇、浙三地 16 個地級以上城市組成 的複合型區域，具體包括上海市、江蘇省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

鎮江、南通、揚州和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

舟山和台州市，整個區域土地面積為 10.97 平方公里（葉飛文，2008：

143）。長三角區域自古就是經濟富庶、文化發達的區域，特別是在長 江黃金水道的連接下，江、浙、滬在區位上呈現出頻繁的經濟貿易來 往。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區域是目前中國經濟最活躍、經濟實力最 強的地區之一（閏彥明，2010：35）。「長三角經濟圈」概念第一次出 現，是在 1997 年成立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時被明確提出的。為 切實推進區域經濟圈建設，長三角經濟圈建立了一系列、不同層次的 合作協調機制。這些協調機制極大推動了長三角經濟合作一體化進程，

在產業機構、統一市場、基礎設施一體化等方面展開富有效率的合作

（汪偉全，2010：12）。長江三角洲不僅有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上海，

而且有裝備優良，行業配套俱全的南京、杭州，還有全國聞名的明星 城市蘇、錫、常及重要港口寧波。長江三角洲又可分為四個小圈蘇、

錫、常、通圈緊靠上海，與上海一起構成該地區的核心，是三角洲發 展對外貿易的主要地區，也是發展機電工業的中心地域；寧、鎮、楊 圈，是具有相當規模的重化綜合工業區；杭、嘉、湖、紹圈，是魚米 之鄉，而且紡織工業、食品工業、機械工業也有相當基礎；甬、舟圈，

不僅可發展沿海重化工、海洋捕撈業，而且是我國極具潛力的深水港 口和中轉碼頭。四小圈又分別以滬、甯、杭、甬為中心，輔之周圍的 明星縣鎮，呈現出圈中有圈，各具風采（高汝熹、阮紅，1990：11）。

至於長三角經濟區的特點，主要以混合企業主導型。即以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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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密集型產業為支撐，現代製造業、包括金融在內的現代服務業比 較發達。長三角經濟區擁有我國最大的港口群和城市群，是「總部經 濟」和跨國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嚴正、馬照南、孫寶臣，2006：9）。

近年來，長江三角洲地區正在逐步走向經濟一體化，上海龍頭地位明 確，其他地區圍繞上海進行資源的整合和配置。在政府層面，上海、 江 蘇、浙江已經有了常務副省長(常務副市長)之間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 ( 在產業界，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行，如高速公路、鐵路、航空、

港口碼頭等) 的一體化已經卓有成效，各種促使發展機制一體化的企 業跨地區發展、跨地區的兼併收購活動也正在風起雲湧（劉丹鷺，2005：

93）。基本而言，90 年代中期以來，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不僅獲致外 資的青睞，上海亦成為此一地區之 龍頭角色，且在政府職與運作協調 上居領航地位，也能在利益上讓鄰近之江蘇與浙江分享。「長三角經濟 圈」十餘個城市的經濟綜合體，一旦結合將成為大 陸經濟發展與成長 重要驅動力所在。尤其是結合 2010 年上海博覽會之訴求，其作為區域 經濟發展之指標，可預見其深遠影響力（陳德昇，2007：3-4）。

目前長三角經濟圈的發展逐漸擴大。自 20 世紀 80 年代上海經濟 區成立之時，僅包括上海及其周邊的 10 個城市，20 世紀末發展為 15 個城市，而 2007 年形成了包括兩省一市的「長三角經濟區」，2008 年 又加入了安徽省，形成了更加廣義的「泛長三角經濟區」（孟可強、陸 銘，2011：4）。未來隨著泛長三角經濟圈的建構，將帶動更多鄰近長 三角城市的發展，使得長三角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第一增長極的作用 更加明顯。而上海作為長三角龍頭帶領的角色亦將更為鞏固。不過在 中國大陸發展區域經濟的同時，區域之間的各城市在針對發展資源的 爭取上，要如何落實更加公平的分配與管理，以及如何建立控制的機 制來進行，以減少城市之間的趨向競爭大於合作的狹隘本位思維，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