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共對東協的外交戰略之因素與目標
第一節 中國大陸內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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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共對東協的外交戰略之因素與目標
本研究主軸在於 21 世紀的中共周邊外交戰略。因此，對於本章的分析架構 上，首先將引用政治系統論(political systems theory)的｢輸入（input）｣之概念，
探討影響中共周邊外交戰略決策的內外部因素成為解釋變項（自變項），以及依 內外環境之變化形成自我定位與決策過程為中介變項。其次，以下將透過層次分 析途徑，把影響中共周邊外交戰略的組成因素劃分為三項，包括為個人層次、國 內結構層次，以及國際體系層次。最後，正所謂｢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透過上述 對於個人、國內，以及國際影響因素之分析，再加上第二章內容中，中共周邊外 交的議題傾向之結果，便可得知 21 世紀中共的國家利益為何，這也可成為中介 變項之因素。
第一節 中國大陸內部因素
中國大陸內部因素主要包括個人層次與中共過去的外交戰略、目前總體戰略 的頂層設計、中國大陸政經與社會發展等國內結構層次。
一、個人層次
在個人層次的部分，其研究對象多為一個國家對於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包括 對於國內情形勢之認知（輸入項），進而提出相對應的判斷與決策（輸出項），其 中輸出項包括政策的取向（orientation）、國家角色（national role）、國家目標
（national objectives），以及行動（action）。1
一直以來，中共在黨內採取民主集中制；與政府的關係為以黨領政，尤其自 江澤民時代以來，黨的總書記多同時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以及政府的國家主席。
因此，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及其總書記，握有國家總體戰
1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Inc., 1977,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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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之決策權，同時，也可稱其為「黨與國家最高領導人」，而中共中央總書記，
可謂核心中的核心。
本研究在個人層次的範疇中，主要探討對象為 21 世紀的中共最高決策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因此，中共在十六大以後的總書記為本研究範疇之對象，
主要以胡錦濤與習近平二人為主。再加上 21 世紀後，除了江澤民在 2004 年才將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之職位交接給已上任兩年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其餘時 間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以及中共中央軍事委 員會主席等三個職位同為一人的｢三位一體｣。
然而，中共中央總書記目前雖然為｢黨與國家最高領導人｣，但其權威與決策 模式以不同於毛澤東與鄧小平，反而更趨向於真正的｢集體領導｣與｢制度化｣。其 主因在於中共實施改革開放後，同時也推動政治改革。因此，探討胡錦濤與習近 平的個人因素之前，勢必對於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來源與其職務之演變有一定 程度之瞭解。
（一）中共領導人之權力演變
中共自 1970 年代末期起，鄧小平與陳雲等人繼承領導班子後，基於文化大 革命所帶來的傷害，便深刻反省如何避免如毛澤東晚年獨裁以及政治鬥爭之現象 不再發生。2同時，受文革迫害的老幹部重返工作崗位，但這些老幹部們的年齡 過高，以及專業性不足，影響了經濟建設的進程。3再次，中共政治體制存在著 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等現象，也影響著其現 代化的建設。4根據中共以上的幹部與領導體制之問題，鄧小平等人開始推行政
2 周羅庚、侯少文，｢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領導｣，夏禹龍、顧肖榮主編，20 年來中國政治體 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設（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年），頁 220。
3 陳麗鳳，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1921-200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頁 297。
4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文化，2010 年）， 頁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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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改革，包括幹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採取漸進式改革 步驟、建立退休制度、黨政分開，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等項目。5
當鄧小平推動政治改革後，到 1990 年代中期，這段時間屬於中共菁英政治 的｢制度建立｣階段。此時，革命元老仍在職位上，再加上鄧小平本人不在制度化 的範圍之內，並且用有非正式性的權力，造成當時領導人的職務、權力、責任的 不協調。然而，當時政治改革的推動，無形中把其政策意涵內化為新的社會價值，
也成為判斷行為是否正確的標準。6例如任期制與梯隊接班在中央領導班子無明 文規定，但在本世紀以來，卻成為中央領導班子的不成文規定。
到了江澤民時代以後，革命元老已逐漸凋零，制度建立者鄧小平也已｢退場｣，
中共政治改革也走到｢制度深化｣的階段，並出現以下幾種特徵。首先，領導人的 權力來源從毛鄧時代基於歷史功勳與關係網絡而有個人威望的｢個人權威型｣，走 向擔任某種職位才有權力的｢職務權力型｣。前者的權力是因個人因素所取得，即 使該領導者不具有正式職位，也可發揮個人非正式的影響力，屬於不可轉移之權 力；而後者的權力基於制度設計，領導者必須在其職位上才具有權力，一旦卸任 或去職，該領導者同時也會失去權力，屬於可轉移性。因此，新任領導人輔上台 之際，因其弱勢，無法一人主導政局，因此除了須經歷一段時間建立自己的班底，
也得在會議中折衝協商，才能進行決策。這也促成了｢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 相結合｣之格局。
其次，以文職為主的領導階層之新老交替逐漸走向制度化，這部分涉及年齡 限制、梯隊接班以及任期制。7年齡限制在總書記與軍委主席雖然沒有明確規定，
但以成為不成文之慣例，尤其以 2012 年的十八大，胡錦濤將總書記與軍委主席 的職位交接給習近平，更能證明中共領導階層在年齡限制以走向制度化。梯隊接
5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頁 113-126。
6 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s in China: Public Polit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
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頁 363-364。
7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305-3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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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明文規定只有在省部級以下的領導班子，但近幾年此機制在中央領導階層已 逐漸成型，具體表現為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齡高於政治局委員，大多集中在 60 至 69 歲，並安插少數 59 歲以下之領導人。至於總書記與軍委主席在任期制的部 分，目前也只有胡錦濤擔任此兩項職位不超過十年，至於習近平以後對這些職位 的交接，仍有待觀察。
最後，中共菁英政治的制度化更顯現在其政治局常委會決策模式。以近幾年 的觀察，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相結合的制度已經成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集體 領導具體表現在頻繁的集會（十七屆、十八屆政治局平均一個月召開一次，8其 常委會則平均每週召開一次9）、議事範圍與議事規則的明確規範，尤其在鄧小平 等革命元老逐漸凋零後，職務權力型的領導人一旦卸任，就無法否決政治局及其 常委的決議；而個人分工則表現在政治局常委的職務分工，主要包括總書記兼國 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等 五項職位，此外，中共中央領導小組也由常務委員擔任組長，其中的總書記同時 兼任幾個重要的中央領導小組組長，顯現出總書記雖有最大權力與最多資源，但 不足以獨斷決策過程。10
根據以上論述，21 世紀的中共領導人在權力取得與決策模式包含幾個特徵：
在權力取得的類型為｢職務權力型｣；領導人的新老交替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化，政 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齡集中在 60 至 69 歲，總書記在任期上則不超過十年；領導班 子的決策模式採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相結合。因此，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對於 胡錦濤與習近平而言，在權力取得上無特別的歷史功勳，同時也有年齡與任期之 限制，決策過程必須與其他常委協商折衝，導致其權力無法與毛鄧時代相比擬。
所以，本研究在個人層次的部分，雖然以最高領導者為研究對象，但實際反映的
8 ｢政治局會議一覽｣，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zzjhy/>、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ssrc/zzjhy/>。
9 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50；寇健文，中共 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頁 318。
10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頁 31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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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代領導集團之認知與決策。11以下除了將探討胡錦濤與習近平的個人政治生 涯、領導集團的國內外情勢認知，同時也基於上述中共菁英政治權力演變結果來 探討兩代領導集團的權力與決策模式。
（二）胡錦濤
1. 政治生涯與領導集團之組成
2012 年末卸下總書記與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13 年初卸下國家主席的胡錦 濤，目前已無任何黨職與公職在身，可謂完全｢裸退｣。胡錦濤自 1960 年代中期 入黨，先後在甘肅省、共青團、貴州省，以及西藏自治區任職。1989 年 3 月的 拉薩事件，時任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的胡錦濤之處理方式，使得鄧小平等當時 的中共高層認為胡錦濤對黨忠誠且行事果斷，使其受到賞識與肯定，並在 1992 年進一步躍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以及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成為黨與國家領 導人之一，最後更在 2002 年底正式掌權。12
以胡錦濤的人格特質而言，因其善於傾聽以及容易達成共識，做事有條理、
有思想，對於形式上的｢作秀｣較不感興趣，因此其工作作風被認為是民主的。13 而胡錦濤低調的個性恰巧對應當時中共在國際政治的角色定位，其所提出的戰略 機遇期中，前十年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永不稱霸、
有思想，對於形式上的｢作秀｣較不感興趣，因此其工作作風被認為是民主的。13 而胡錦濤低調的個性恰巧對應當時中共在國際政治的角色定位，其所提出的戰略 機遇期中，前十年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中國堅持和平發展，永不稱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