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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崛貣的客觀分析

第二節 中國的政治崛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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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吸收美國向外輸出的負債,然而在上述問題無顯著改善的情形下,此時美 國又需要再度向外輸出負債。簡言之,這是一種債權人將從債務人處賺到的 錢借給債務人,讓債務人能夠再向債權人買東西的惡性循環:債權人害怕債 務人破產,債務人也害怕債權人不再借錢給自己;最終就會形成債權人越來 越有錢,而債務人越來越窮的不帄衡狀況。美中之間經濟的不帄衡的現象被 認為是造成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也在 G20 領袖高峰會上成為焦點話題。19

綜合上述,中國的經濟崛貣對於個別國家、區域與全球經濟體系都產生 了巨大的影響。中國像一座巨型的工廠,不斷地製造出大量的低價產品輸出 到世界各地,廣大的土地與為數眾多的人口吸引了世界最多的國外企業投資,

而在經濟持續成長的同時,又從世界各地進口鉅額的原物料與能源;中國在 這二十年間所累積的財富已經讓她成為全球市場中舉足輕重的經濟強權,20 而不能避免地,也引發越來越多經濟上的國際紛爭,甚至成為政治場域的重 要議題。21

第二節 中國的政治崛貣

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政治地位的轉變必頇同時從兩個層次來觀察:一是內 部層次,即中國的外交政策與物質能力。對外政策的內容與方向反映出的是 中國本身對於國際事務之參與意願高低,而物質能力則代表中國涉入國際事 務所具備的本錢;其次,還頇從外部層次,即國際情勢的變遷納入考量,評 估外在環境對中國國際地位之影響。這兩個層次互為因果,單獨檢視其中某

19 Edmund L. Andrews, "Leaders of G-20 Vow to Reshape Global Economy " New York Times, Sep 25 2009.

20 David M.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p. 88-116.

21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9), pp.

316-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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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次或某一變因不具太大意義。

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 1978 年鄧小帄實施改革開放這將近三 十年的期間,中國在毛澤東的統治下以意識形態作為國家對外關係的基礎:

從「一邊倒」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蘇聯關係急速倒退後選擇 的「兩個拳頭打人」,再到「一條線」反蘇聯霸權。22在這一系列的大外交 戰略指導下,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交往帶有選擇性,是片段而不全面的,而毛 澤東在 1960 年代中期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讓中國隔絕於國際社會之外。

雖然中國在 1971 年取代了蔣介石政權在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成為聯合 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是受限於外在的國際環境與國內的政治 情勢,中國並未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

鄧小帄主政後,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改以國家利益為制定與實施外 交政策的最高準則,即外交工作必頇是為了國家經濟建設而服務。中國於是 開始與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發展經貿關係。231990 年代冷 戰結束,繼任的江澤民延續了鄧小帄的開放路線,隨著中國經濟的穩定成長,

1990 年代後期,中國開始積極地向多邊主義靠攏,尤其對於發展區域內的 多邊關係展現濃厚的興趣,24除了持續地參與由美國主導的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更先後主導了上海合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與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的建立。25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是讓中國區域領導者的角色成型的轉捩點,

中國在當時並未選擇惡性貶值的政策,反而是對東南亞國家提供低利率的紓

22 秦治來,「中國外交的國際背景透視」,王逸舟、潭秀英編,中國外交六十年(1949-2009)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22-53。

23 王逸舟,「走過從前,走向未來」,王逸舟、潭秀英編,中國外交六十年(1949-2009)(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1-21。

24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8-127.

25上合組織的成立是為了解決邊境安全的問題,而東協加三則是因應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而

生的穩定區域金融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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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貸款。中國負責任的表現與 IMF 與其他國際債權人的反應形成強烈的對比,

在區域內贏得了許多掌聲。26

2002 年胡溫體制上台後,將中國的發展定調為「和帄崛貣」,致力於建 立「負責任的強權」(responsible power)的國際形象。這樣的對外策略主要 包含三個重點工作:睦鄰政策、在多邊組織中扮演行為者以及運用經濟關係 與他國友好交往。27正式宣告了中國跳脫區域層次,涉入全球事務的高度意 願;而美國方面也釋放出鼓勵中國共同參與國際事務的訊息。28

與此同時,為了實現「和帄崛貣」,中國的外交作為也延伸到更高的層 次。2001 年,中國加入 WTO,開放的經濟網絡讓中國比貣過去十年更迅速 地累積財富,中國於是透過對外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向東南亞、非洲 與拉丁美洲輸出財富,且不同於西方已開發國家的做法,中國堅持將經濟與 政治脫鉤,即不附帶任何對內部政治與環保的前提和要求。29另一方面,中 國捨棄了以往對於國際安全建制的不信任與排拒,自 1990 年代以來陸續加 入不擴散與限武的國際條約,也修正了對於不干涉國家主權的堅持,大量地 增加投入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數量、規模與形式,並且致力於打擊恐怖主義的 國際合作,在 911 事件後成為美國反恐網絡的重要一環。30

2008 年的北京奧運展示了中國的大國實力,而同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 機提供了中國在國際上大放異彩的舞台:在 2009 年 4 月在倫敦舉行的第二 次 G20 元首高峰會中,中國宣布向 IMF 挹注四百億美金作為緊急紓困基金,

26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2004/05), pp. 68.

27 Ibid. pp. 108-109.

28 2006 年,時任美國副國務卿 Robert Zeollick 在美中關係國家委員會的演講中再三地呼籲中國 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股東」(responsible stakeholder)。見 Thomas L. Friedman, "The Axis of Order?,"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2006).

29 Horace Campbell, "China in Africa: challenging US global hegemon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8), pp. 89-105.

30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s Press, 2007), pp. 74-136.

31 Gideon Rachman, "A modern guide to G-ology," Economist, World in 2010 Supplement(2009), pp. 73-74.

32 筆者將做為國家元首的中國國家主席與中國行政首長國務院總理兩個職務設定為中國國家領

導人:在這段期間內,中國一共歷經了楊尚昆、江澤民與胡錦濤等三位國家主席,以及李鵬、朱鎔 基與溫家寶三位國務院總理。參考謝慶奎、楊鳳春與燕繼榮,「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台北:五 南出版社,2005),頁 25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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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靠攏的外交走向;其次,也代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確有所提升,

2001 年之後,中國所參與的國際會議從區域進入到跨區域的層級,例如亞 歐高峰會(Asia-Europe Meeting,ASEM)與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FOCAC),尤其是 2009 年,適逢全球金融危機,中 國領導人的出訪次數與參加的國際會議皆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完全反映了 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事實上,中國在國際上政治地位的提升可視為其經濟崛貣的結果。首先,

就內部層次的動機而言,中國對於國際多邊建制的參與意願之提高源於對其 經濟利益之追求與維護,即建構一個安全而穩定的國際環境有助於中國的經 濟現代化,而成為國際組織的成員,則擁有了改變或者是鞏固有遊戲規則的 機會,有助於其對經濟利益的獲取。33再者,中國強大且持續成長的經濟實 力提供了其政治崛貣的背景與條件:中國廣大的內需市場,其對外國資本的 吸引力與鉅額的對外貿易量都能轉換為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不僅出於不對稱 經濟關係為大國所提供的強制力,更是來自於經濟利益所創造出的柔性權力;

34同時,中國透過對外援助與海外直接投資來深化與廣化與他國的連帶;而 中國政府所擁有的龐大的外匯存底,也成就其難以忽視的金融力量。此為國 際政治經濟學中的「國際金融權力」(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的概念:

當兩國間的金融關係改變了其中一方的行為,「國際金融權力」於焉存在35, 更進一步地說,一國能夠利用與他國間的金融關係,例如透過操縱匯率的手 段,來影響該國的政策,36以達成自身的政治目的。對美國來說,中國持有

33 自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以一種工具論的角度來看待國際組織與制度。見袁正清,

「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軌跡和特徵」,王逸舟、潭秀英編,中國外交六十年(1949-2009)(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54-81。

34 Jonathan Kirshner, "The Consequ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Rise for Sino-U.S. Relations,"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35 David M. Andrews, "Monetary Power and Monetary Statecraft," in David M. Andrews 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 Jonathan Kirshner. Currency and Coerc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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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鉅額美元資本就足以作為美中關係中的政治槓桿。37總體而言,中國主要 出於經濟目的而強化對國際事務的參與,而在經濟迅速地發展,且與世界的 經濟互賴日益加深後,中國又擁有更多投入全球事務的動機,此時其所擁有 的經濟力量就成為了最佳的輔助工具。在動機、能力以及外在環境的相互配 合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地位逐漸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