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告知醫療錯誤之促進條件

在本研究中，主動告知醫療錯誤之促進條件以「病人及家屬可理 性溝通時」為首要，其次依序為「病人及家屬對病情了解度高時」、「與 病人及家屬熟悉度高時」、「醫療錯誤嚴重度高時時」、「病人疾病嚴重 度高時」、「病人教育程度高時」、「病人社經地位高時」、「病人年齡高 時」。顯示當醫病關係良好時，醫師較傾向主動告知醫療錯誤，而病 人特質在抉擇主動告知時影響較小。

國外一篇分析 59 位醫師對於主動告知之內容分析研究指出：與 病人存有良好的醫病關係時可以保護自己遠離法律行動(Fischer et al, 2006)，而本研究中主動告知醫療錯誤之促進條件前三高皆與病人及 家屬有關。國內外研究結果雷同，當與病人及家屬關係良好時溝通不 存在障礙，雙方也不會預設立場，在雙方迅速達成共識後，對於降低 醫療錯誤傷害的措施可立即執行，可將醫療錯誤傷害降到最低。

關於促進醫師主動告知相關研究甚少，病人與其家屬是影響醫師 是否主動告知因素之一，因此，將本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探討病人對 於醫療錯誤、訴訟與主動告知反應作比較。

美國學者Hobgood 等(2005)研究指出：499 位兒科急診的父母，

醫療錯誤嚴重度越高時，父母越希望在錯誤事件被認定時盡早被告 知。而 Hobgood 等(2008)探討 394 位病人對於發生醫療錯誤後之行為 結果亦指出：病人錯誤嚴重度越高越希望醫師告知錯誤發生。醫師看 法為發生輕微醫療錯誤可能會主動告高達97%；而發生嚴重醫療錯誤 可能會主動告知亦達95%(Kaldjian et al., 2007)。與本研究當病人錯誤 嚴重度高時，醫師傾向主動告知結果相同，且病人與醫師想法可達成 共識。但是 Hobgood 等學者(2005 與 2008)研究指出：發生中度醫療 錯誤並經醫師主動告知後，病人可能減少法律行動，但嚴重醫療錯誤

告知後不會減少法律行動。對醫師而言，當醫療錯誤嚴重度越高，醫 師越認為應該告知，且被病人及家屬發現的可能性越高，但是擔心被 告程度亦相對越高，造成醫師內心的拉鋸戰，因此在本研究中「醫療 錯誤嚴重度高時」，醫師傾向告知醫療錯誤的程度比「病人及家屬可 理性溝通時」、「病人及家屬對病情了解度高時」、「與病人及家屬熟悉 度高時」來得低。

本研究結果顯示病人特質(「病人教育程度高時」、「病人社經地 位高時」、「病人年齡高時」)促進程度較低，其中病人年齡對醫師抉 擇主動告知醫療錯誤之際沒有影響。而Hobgood 等學者(2005 與 2008) 研究中指出：病人年齡、教育程度與告知後可能減少採取法律行動沒 有相關。本研究結果與Hobgood 等學者所作之研究有某些程度相符，

病人不因特質不同對主動告知後採取法律行動而有所不同，醫師也不 因病人特質不同而促進主動告知程度有所不同。可能原因為醫師認為 高教育程度及高社經地位病人比較容易溝通，但另一方面此類病人有 能力蒐集相關資料，甚至獲取相關人脈來對抗醫師，兩種因素可能導 致相互抵消的結果，因而「病人教育程度高」與「病人社經地位高」

促進效果較「病人及家屬可理性溝通時」、「病人及家屬對病情了解度 高時」、「與病人及家屬熟悉度高時」、「醫療錯誤嚴重度高時時」、「病 人疾病嚴重度高時」來得低。

研究結果顯示，有告知經驗的醫師普遍促進條件較高，亦即曾經 有告知經驗之醫師主動告知促進程度較高，換言之，曾經告知過的醫 師比較會主動告知醫療錯誤。在「病人疾病嚴重度高時」(5.48 vs 6.06, p<0.05)、「病人及家屬可理性溝通時」(6.90 vs 7.47, p<0.05)與「病人 及家屬對病情了解度高時」(6.77 vs 7.32, p<0.05)達顯著差異。表示醫 師告知後獲得良好的回應，可能是心理獲得緩解，也無出現負面衝

擊，使得醫師願意繼續主動告知。有訴訟經驗者普遍促進條件較低，

亦即曾經有訴訟經驗之醫師主動告知促進程度較低，換言之，曾經訴 訟過的醫師比較不會主動告知醫療錯誤。在「病人疾病嚴重度高時」

(6.06 vs 4.88, p<0.01)、「病人年齡高時」(5.37 vs 4.34, p<0.01)與「病 人及家屬可理性溝通時」(7.42 vs 6.62, p<0.05)達顯著差異。當醫師經 歷過訴訟，了解訴訟不僅造成醫師財務損失，更造成心理壓力，甚至 影響日常作業，不願意再將自己陷入可能訴訟的危機當中，因此願意 主動告知意願較低。內科醫師的阻礙因素普遍高於外科醫師，相對 地，外科醫師促進條件普遍高於內科醫師，但皆未達顯著差異；而主 治醫師阻礙因素普遍高於住院醫師，相對地，住院醫師促進條件普遍 高於主治醫師，在「病人年齡高時」(5.54 vs 4.96, p<0.05)達顯著差異。

特別的是，公立醫院促進條件高於非公立醫院，在「病人及家屬熟悉 度高時」(7.17 vs 6.50, p<0.01)、「病人及家屬可理性溝通時」(7.54 vs 7.02, p<0.05)與「病人及家屬對病情了解度高時」(7.39 vs 6.88, p<0.05) 達顯著差異。可能原因為本研究三家公立醫院樣本當中，有兩家為榮 民醫院體系，榮民醫院有較穩定之病人來源(榮民)，醫師與病人已建 立長久之醫病關係，醫師為持續保有良好的關係，當「與病人及家屬 熟悉度高時」、「病人及家屬可理性溝通時」與「病人及家屬病情了解 度高時」，醫師傾向主動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