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人口因素與久坐行為之重要性
檢驗影響行為的相關因素是行為流行病學的重要階段 (Sallis et al., 2000) 。首先，
可以了解行為的人口統計概況 (例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其他社會變項) ，以鑑 定出那些人口特性，最需要進行健康行為改變的介入。為此，可以透過理論模型驗證那 些決定因子是影響行為的假設，才能了解理論應用之程序和關鍵，例如生態學系統 (ecological systems) 的政策、環境、社會、社區到個人因素等。但是，在社會人口因素 的部分，過去十年之中最受到人們的重視，是監測其與身體活動之間的相關 (Bauman et al., 2012) ，對久坐行為議題的探討較為缺乏。
即使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是久坐行為 (Bauman et al., 2011; Matthews et al., 2008) ，但仍需要更多的訊息，來了解不同人口族群特性及久坐行為的分佈和關聯性 (Wallmann-Sperlich et al., 2013) 。例如，Bauman 等 (2011) 比較 20 個國家整體久坐時 間發現，巴西、葡萄牙及哥倫比亞成年人的久坐時間較低 (中位數：≤ 180 分鐘/天)，臺 灣、香港及日本成年人的久坐時間較高 (中位數：≥ 360 分鐘/天)，每天久坐時間超過 6 小時的 20 個國家中，臺灣排名第六。但上述的研究資料為 2002-2004 年，僅限於成年人 透過 IPAQ 問卷所獲得之結果。
根據 Owen 等 (2012) 提出的「久坐行為流行病學架構」 (見本章第一節) 。探究 高齡者久坐行為與社會人口關聯因素為何，是提供未來進行高齡者久坐行為改變介入，
及其目標族群的重要依據。透過此階段的分析，可以確認那些特定的子群體，是容易長 時間久坐的目標族群。據此，本節進一步搜尋，以個人社會人口因素和久坐行為之相關 研究進行探討。
二、社會人口因素與久坐行為之相關研究
經文獻搜尋發現，確認久坐行為高危險族群之相關研究中，大多以「看電視」為主 (Clark et al., 2010; King et al., 2010; Sisson & Broyles, 2012; Van Dyck et al., 2010) ，僅一 篇研究以整體久坐時間做分析 (Wallmann-Sperlich et al., 2013) ，且多為成年人以下的年 齡層做探討，直到近年才陸續有研究針對高齡族群進行了解 (Kikuchi et al., 2013; Van Cauwenberg et al., 2014a) 。茲整理社會人口因素與久坐行為相關研究彙整，如下表所示 (表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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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n=3982/ 15–98 歲/♂39%
1. 65 歲以上高齡者比年輕人及成年人，顯示較多的看電視時間
bVan Cauwenberg 等 (2014a)
橫 斷 性 調 查 / 自 我 報 告 (TV)/n=50,986/≥ 65 歲/♂44.8
有身體功能限制、喪偶、低教育程度、居住郊區的高齡者，容易花費較 多的看電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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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 2-5 的研究結果，一致性的發現不同社會人有因素與過量看電視時間有密切 的關係。然而，性別在這些研究當中，是一個潛在的調節變數，部分的研究也顯示不同 性別有不同的結果，尤其女性是高危險族群 (Kikuchi et al., 2013) 。然而，在教育程度 方面 Van Dyck 等 (2010) 及 Wallmann-Sperlich 等(2013) 的研究與其他研究結果不同，
他們的研究發現，高教育程度或白領階級的人有較多的久坐時間。可能的原因是，成年 人的職業特性或許是潛在影響因素。總之，為能釐清久坐現象的本身對於人類的影響，
是有必要與重要性，來了解不同社會人口因素子群體與久坐行為之關係 (Wallmann-Sperlich et al., 2013)。
三、小結
整體而言，針對高齡者社會人口因素與久坐行為的相關研究中，在過去的探討變數 上，可能被低估實際的情況，因為國去的研究並不包括所有具體的久坐行為，大多僅限 於看電視時間，或者以整體久坐時間為探討的變數。而本研究是以不同久坐行為進行評 估，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因為整體久坐時間 (total sitting time) 或許會忽略一些具體久 坐行為，像是社交、聊天等。再者，雖然許多個人背景因素 (年齡、性別、教育程度) 是 無法改變的，但理解這些子群體與久坐行為的關係，能提供明確的介入對象 (Van Cauwenberg et al., 201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