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一人稱敘述者為主要聚焦對象
第四節 〈也是亞當，也是夏娃〉
在嚴歌苓的作品中，「同性戀」的題材也一直是嚴歌苓所關注的議題。她共有 三篇關於描述同性戀的作品，不知有意或無意，都是以第一人稱完成。這三篇是
〈白蛇〉、〈廆旦〉及〈也是亞當，也是夏娃〉，相較於以一三人稱穿插，描述國內 文革時期較受壓抑的〈白蛇〉，與以後設筆法來探討早期移民於異質文化碰觸下的 情感探索的〈廆旦〉，純粹以第一人稱為主要描述手法的〈也是亞當，也是夏娃〉，
則對同性戀人做了更高一層的人性探索與生命觀察，進而對自己、也對現代文明 提出呼告與質疑。在文本中，嚴歌苓放淡了「留學生」的議題，但仍著眼於女性 移民者的位居邊緣人生的故事，利用第一人稱得以拉近與讀者距離的特性，以更 悲憫的筆法爲讀者展現著超乎種族、性別、財富的人性本真與生命韌度，讓非為 同性戀的讀者得以用更理性的角度，來探究人類生存方式與人性狀態，內容逼真 而寫實，令人動容。
一、弱勢民族的悲鳴與重起
在〈也是亞當，也是夏娃〉中，敘述者「我」仍脫離不了移民者的窮苦。「我」
與同樣來自中國的留學生M 有了一段婚姻，但不善營生的二人終也被「經濟」所 限，二人的離婚可說是廣大中國窮苦留學生的一個側面顯影：「我們都屬於一直可 以讀書下去、一離開校園就覺得自己極廢物的那類人。錢都是靠讀書掙來的，雖 然少得可憐，但除此之外我們不知其他任何謀生途徑。」265故離婚後的「我」不 僅沒有完成學位，也在沒有經濟來源與工作能力的情況下而選擇出賣自己的「女 性軀殼」，以販賣自尊的方式而換來不須扣稅的五萬美金。此處的「我」與早期女 性移民者不同的是，「窮苦」的根源已少了關於與異質環境碰撞下的民族悲情，而 是在「離婚、失業、潦倒窮困」266後對自己的出賣。當然，這其中仍含有著嚴歌 苓一貫對東方主義的批判與質疑，如亞當對東方女子的看法是「比起白種女人，
265引自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頁200。
266引自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頁169。
我們少許多麻煩，不會事後上法庭，鬧財產，爭奪孩子監護權」267等「逆來順受」
的本質，對東方民族實際上即懷有歧視心態，或是根本地認為「背叛、自相殘殺，
家庭暴虐，動物一樣本能地求偶，生孩子，沒有選擇地養這些孩子」268等的固定 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敘述者「我」只是亞當用來孕育生命的「工具」，是西方 世界的「性實驗品」，沒有絲毫的情感價值在內，這和「扶桑」被作為發洩慾望的 妓女角色，「形象」上雖然不同，但其意義卻有其相通之處：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女 子仍是被「物化」了的、矮了西方一截的存在。這一定程度的反映了西方霸權心 態，269但在文本行進中，讀者可以透過第一人稱「我」的心理闡釋，而發現「我」
不同於早期女性移民的心理狀態，不同於扶桑的被迫身受而心不受的「賣身」，敘 述者「我」之於「自願賣身」，有了更多的自主權；不是臣服於弱勢族群的民族地 位上，而是受到經濟壓力而形成的自主行為。也和《扶桑》的不由自主與宿命觀 不同，「我」不但決定自己「工作」時的名字，也決定自己的行為，甚至在與亞當 的接觸中，處處捍衛著自己的「利益」，絲毫不退讓。尤其「我」生下菲比後，「我」
在理智戰勝母性下迅捷的逃離亞當的住處，在這段文本中，我們可讀出更多屬於 敘述者「我」對自我的掌握：
「我想下禮拜一離開。」我先出牌。並是底牌。免去了他許多中聽的廢話。
……我想起菲比出生之前，湖畔的那個下午，我為哺乳的事發了大脾氣。
我的脾氣是因為亞當的得寸進尺。而事情現在顛倒了過來：亞當感到哺乳的 危險；我和菲比正隨天性地緊密相處下去，他將落個人財兩空。我當然明白 亞當的不安。不過我主要為自己好，我已經陷得不淺了。
……我沒有去和菲比道別，……她哭作一團，我也沒去看她一眼。這一 眼很有可能害我的餘生。很可能，我會記下這一眼，直到死。那我收下這五
267引自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頁175。
268引自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頁182。
269美國曾發生過代理經濟人利用貧窮婦女有經濟上的壓力，與美國司法上多半存在的種族歧視態 度，因此習於利用少數民族或貧窮婦女來擔任代理孕母，進而減少未來發生違約的風險。參看新 新聞編譯中心編譯：《器官量販店》（台北縣汐止鎮：新新聞文化出版，1997 年），（原著 Andrew Kimbrell,（1993）.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Morris Agency, Inc.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Inc.），故亞當的態度事實上亦是嚴歌苓對西方世界觀察下的描述。
萬元就大大不值了。270
除此之外，在與同性戀亞當的「交易」中，敘述者「我」的自我墮落可說取 決於自我意識，而不是若扶桑般的被迫；如同當前台灣也有女子為了籌措學費而 自願多次擔任代理孕母一般，271故於此，「女性」與「男性」的地位差異壓力超過 了東方與西方民族地位的落差，甚至可說在菲比的影響下，「女性」「我」越過了 東方與西方的地域差異，越過了「性實驗品」的地位，也遠過於「父親」的影響，
而成了一個真正的母親。嚴歌苓於此利用了第一人稱女子自述的方式，強調女性 的生命力及其對男性的影響，真切的向讀者表明母性的力量與人類內心活動的深 度與複雜度。朱國昌先生在〈標誌移民身分的女性精神辨識－－嚴歌苓小說論〉
一文這麼說著：
文本反映了作者以同性別的身分與她心中交往的女性同呼吸、共命運的 感情體驗，形成作者深刻理解女性心理的一種敏感性表達，作者與作品形象 產生了同步抵達對岸的互作用，是女性生命力復現在文本中的互感衍生。272
第一人稱的運用透露了嚴歌苓對女性移民地位與心理的深刻體會與觀察，外 貌依舊，種族依然，而母性的存在則跨越了種族的差異，甚至化解了東西方之間 不同的處境、地位與衝突，從「我」的視野與人性的角度對兩種文化進行解構與 重整。文本在菲比死後，以「我」與亞當的擁抱表現了嚴歌苓的眼光與觀察：
以後我每隔三、四個月，就和亞當一同來看菲比。……我對亞當講的實
270引自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頁215-216。
271根據和信醫院陳昭姿醫師資料，大部份想當代理孕母的婦女都是年齡在35 歲至 40 歲已生育、離 婚的婦女，但是近來也有一位單身、未婚的年輕女性，本曾以200 萬元代價為她的好友當過一次 代理孕母，而後為了再度籌出國念書的學費，於是向她表明欲再擔任一次代理孕母。資料來源：
高麗玲於台北報導，ETtoday （2001 年 3 月 28 日），登錄於 http://www.ettoday.com/。瀏覽日期 時間：2006/05/09/ 13:38。
272引自朱國昌：〈標誌移民身分的女性精神辨識－－嚴歌苓小說論〉《開放時代》（2003 年第 6 期），
登錄於http://www.opentimes.cn/to/laigao/2004/11-29-002b.htm/。瀏覽日期時間：2006/05/11/13:11。
話已遠遠超過對 M 講的。有時我們在墓園裡散歩，心裡真是挺愉快的，像是 整個世界就剩下了我們倆。……這時候，他擁抱了我。
「假如我說妳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妳會怎樣？」他說。
「說出來，看看我會怎樣。」
他告訴我，他和我的親密大大超出了他的預料。
我們這個擁抱很長。這在我現在的生活裡是罕見的時刻。273
東方西方少了初次接觸時的高低尊卑，既而興起的是藉由信任而建立友誼。
嚴歌苓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緩緩的預言地球村的來臨；母性地位的觀察越過了對 東方主義的關注，從此我們可讀出嚴歌苓以文本對時代脈絡進行描摹的企圖心。
二、對西方「科學信仰」的質疑
在文本中，精準的描述著敘述者「我」與同性戀亞當在「雇傭」的關係下而 通過一種非性交的手段生下一個殘疾孩子的經歷。事實上，嚴歌苓簡化了「人工 受孕」（Ａ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AIH）274的過程，簡單幾句言語完成了 受孕的描述，在第一人稱的引導下，由「我」的角度出發而形成了另一種更驚悚 的反控：
他手指捏著纖小的一支瓶狀器皿，對我說：「輪到妳了。」他隨之告訴我 事情會如何簡單，如何安全。……整個事情還是挺墮落的，挺醜惡的。……
……一支無頭針的注射針管，接通他和我的肉體，成功了。……275
273引自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頁282-283。
274正確來說，以就醫學的角度而言，人工受孕有分AIH 與 AID 兩種。此處亞當的取精過程描述是 屬於「AIH」的情況（Ａ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簡稱 AIH），其作用原理乃通常於先生 的精液取得之前，必須事先禁慾3-4 天，應用自慰的方法直接取出精液，然後放入無菌取精瓶內，
靜置於室溫下30 分鐘，讓精液液化後，精液再經過無菌培養液洗滌，應用不同的比重分層與離 心的方法，將死的精蟲和活的精蟲分開，將不動的精蟲和活動力好的精蟲隔離，並且可將白血球 等雜質洗滌掉，去除掉品質較差的精蟲，再將活動性較好的精蟲篩選出來，應用人工植入管將洗 滌好的精蟲吸管，穿過陰道，經過子宮頸口，直接植入子宮腔內。參閱「試管嬰兒台灣資訊網－
不孕症」，http://www.ivftaiwan.com/sterile_insemination.asp/。瀏覽日期時間：2006/05/12/15:21。
275引自嚴歌苓：〈也是亞當，也是夏娃〉《誰家有女初長成》，頁176。
一個新生命的產生只是在一段極簡化的描述下完成，起始敘述者「我」的困 惑就預告了悲劇的形成。而在敘述者「我」的觀察下，亞當一連串欲以人性化的 科學方式代替天性的哺育更是在菲比又聾又啞的殘缺下而處處充滿反諷。如在
一個新生命的產生只是在一段極簡化的描述下完成，起始敘述者「我」的困 惑就預告了悲劇的形成。而在敘述者「我」的觀察下，亞當一連串欲以人性化的 科學方式代替天性的哺育更是在菲比又聾又啞的殘缺下而處處充滿反諷。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