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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小漁》 、 《海那邊》 、 《風箏歌》

第四章 第一人稱敘述者為主要聚焦對象

第一節 《少女小漁》 、 《海那邊》 、 《風箏歌》

《少女小漁》、《海那邊》與《風箏歌》是嚴歌苓分別於1983 年、1985 年及 1999 年所發表的短篇小說集。在此些書中,包括了移民題材也包括了以大陸生活經驗 為背景的故事片段,而以「我」的身分言說,容易讓人觀察到嚴歌苓自身經驗的

「影子」,體察「是她亦不是她」162的特殊閱讀經驗。其中〈我不是精靈〉與〈黑 寶哥〉是以大陸生活經驗為背景外,其餘〈失眠人的艷遇〉、〈栗色頭髮〉,與收錄 於《海那邊》中的〈搶劫犯查理和我〉、〈學校中的故事〉、〈方月餅〉及《風箏歌》

中的〈無出路咖啡館〉皆是以移民生活為背景,且採第一人稱為主要敘述者的作 品。於此類作品中,「我」皆是來自中國的單身女窮學生,擁有高度的社會批評觀 察能力,但是卻僅能於下階層的社會中討生存,在新大陸裡不斷地尋找自我生存 的目的與意義;甚至可說諸多短篇小說中的「移民者」「我」皆是同一類型人物各 種面向的表現。

透過第一人稱的作品,在第一人稱的特殊性下,我們得以借敘述者「我」來 窺視嚴歌苓的創作思維與哲學意念,也更容易在敘述者「我」的引介下,讓沒有 文革也沒有移民經驗的讀者得以跨越生活經驗的藩籬鴻溝,對移民悲苦與文革體 驗有更親近的感受。

當然,以第一人稱敘述者為主要聚焦對象的文本有它獨特的設計理念與意 義,然筆者以為,在嚴歌苓的短篇小說中,其運用第一人稱敘述者為主要聚焦對 象的手法主要呈現了下述的效果:

一、直接突顯身處異鄉的「孤寂」

短篇小說原本就是篇幅較短、情節較簡單的創作。它的主題集中,人物較少,

自然而然地,人物性格也較單純。在嚴歌苓的短篇小說中,多半表現某一現象的 縮影或片段,但突出的描述「我」的內心思維,揭示著「我」複雜而又細膩的心

162引自葉如芳:《嚴歌苓的移民女性書寫》,頁35。

理活動。「我」不僅僅同作品中其他人物進行對話或獨白,更不時的離開作品的環 境向讀者訴說自己的心境。如〈失眠人的艷遇〉中一開頭作者這麼敘述著:

我在尋找一個人。他究竟是誰我無法知道,相貌、年齡、職業我全不知 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裡,否則我不可能與他親近起來。我是在半年前發 現這個人的,就是說我與他逐步了解、親近已有半年。現在我非得找他了,

非得搞清楚他是誰。此之前,我得讓你們知道我是誰。163

文本從對受述者對談開始,也揭示了敘述者「我」深處異鄉的荒謬與迷亂。

在此小說中,人物的敘述就帶領出故事文本的中心意旨:「我」是個來自中國大陸 的年輕女人,剛拿到藝術學位;而且正在尋找一個與「我」同病相憐的重度失眠 者。這個人沒有任何形象,沒有任何言詞對白,但他在「我」的意識中「堅定不 移」的存在著。顯然地,這個「我」費盡心思尋找「沒有姓名、郵電編號」164的 人是不存在的,但「我」卻不停地尋找著;這裡運用了「不可靠的敘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165的手法突顯「我」的慌亂與迷惘,也顯現了移民者「我」在新大陸除 了生活的苦難和融入文化的困難外,更有著難以排除的心靈的淪落與孤獨感。

顯然易見的,〈失眠人的艷遇〉中透過「我」的精神困苦狀況來展現著華裔留 學生在初至新大陸面對新生活時的慌忙失措。「我教一點書,時而到餐館打工,還 在美術商品店幹半個售貨員。……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這做那,銷售自己一份辛 勞與寂寞」,166似乎囈語般的和讀者表白自己經濟的窘況,也點明自己身處異國的 孤寂。來自異域的移民原本懷著希望而來,但至新大陸後,不可排遣的孤寂、恐 慌淹沒了初來的喜悅。文本即在敘述者「我」的內心思維剖析下進行,而這一部

163引自嚴歌苓:〈失眠人的艷遇〉《少女小漁》,頁1。

164引自嚴歌苓:〈失眠人的艷遇〉《少女小漁》,頁12。

165W.C 布斯提出的敘述類型之一。「……如果發現敘述者是不可信的,那他傳給我們的作品的整個 效果也就被改變了,……當敘述者為作品的思想規範(亦即隱含的作者的思想規範)辯護或接近 這一準則行動時,我把這樣的敘述稱為『可信的』,反之,我稱之為『不可信的』。」引自W.C 布斯:〈敘述的類型〉《小說修辭學》,頁178,即敘述類型可分為「可靠的敘述者」與「不可靠 的敘述者」,前者表現為敘述者的信念、規範與作者一致,後者則相背離,因而形成了反諷與含 混的一種修辭效果。

166引自嚴歌苓:〈失眠人的艷遇〉《少女小漁》,頁1。

分的強調,更加重了文本的抒情比例,使故事情節架設於敘述者「我」的細膩、

深入且又旁人難以理解的思維之上,「如果我把他講給任何人聽,講到此,人不會 再聽下去」,167「我」的孤寂與失眠時的倉皇恐懼只有自己與讀者知道,而這份內 心的獨白拉近讀者與敘述者的距離之餘,則宣示了「孤寂」終究無法排遣,也正 式宣告「我」與正常世界的脫離。

在〈方月餅〉中也是如此。「我」為了中秋聚會而購買一隻很貴的方月餅,而 這月餅「值我一小時不怎麼幸福的活兒」,168但是最終所有的友人都缺席而取消了 聚會,只剩下一點都不明白中秋意義的美國室友瑪雅。於是「我」只好以中秋故 事「引誘」瑪雅,「把中國這個古老的節日形容得又詩意又神秘,用窮了我的英文 詞彙,說起月亮裡私奔的嫦娥、搗藥的玉兔、伐桂的吳剛」,169透過與讀者的告解 說明自己希望可以得到她共鳴的苦心;但是,文化的鴻溝終使故事少了中秋的團 圓意味,而形成了瑪雅「一男一女中間還有個兔子卻誰和誰都不挨,這故事勁兒 在哪」170的荒謬疑慮,而瑪雅在「我」意圖留她共度中秋時卻以一句:「對了,你 總是很欣賞我帶回的花,以後我們分擔買花的錢,怎麼樣?」171打落了「我」的 所有期待,「我」最終只剩「我」與「孤寂」:

我自己坐在晾台上,眼瞪著空空的一片天。心空得回聲響起。……

……驀地扭臉。天空就有了月亮。我看了它一會兒,想它從那兒來。一 定不是故土的它,一定不是我的父母幾十小時前看到過的它。它很白很圓,

像一枚阿司匹靈大藥片。172

「我」終究是失望了。就連盼望的月亮都非來自故鄉,也只是一個異國文化下的 產物。「我」的思鄉情懷不僅沒有任何人可以體會,「月餅」、「月亮」成了高卡路

167引自嚴歌苓:〈失眠人的艷遇〉《少女小漁》,頁3。

168引自嚴歌苓:〈方月餅〉《海那邊》,頁203。

169引自嚴歌苓:〈方月餅〉《海那邊》,頁206。

170引自嚴歌苓:〈方月餅〉《海那邊》,頁207。

171引自嚴歌苓:〈方月餅〉《海那邊》,頁208。

172引自嚴歌苓:〈方月餅〉《海那邊》,頁208。

里的食品與治頭疼的阿斯匹靈,「兔子」也變成了性愛的象徵;浪漫的中秋在異質 文化的籠罩下,成了徒具形式、軀殼的經濟行為。「月圓人團圓」的浪漫涵義終究 也是只有「我」明白,成了我心底最空洞的獨語。「我」的這份孤寂只能自己品嘗,

「我」的這份獨語沒有任何友人知悉,只有同具中國文化背景的「讀者」明白。「團 圓」的意義在移民者階層中只剩軀殼而無實質意義。於此,第一人稱的運用使自 我獨白的部分比例加大,心底的聲音也只能呈現予自己,顯現予進行閱讀的讀者。

於是,在故事行進之中,敘述者「我」的「透明度」增加了,與讀者間形成了感 同身受的親暱與信任。這種親暱感拉近了「我」與真實讀者的距離,也將自己的 異鄉孤寂直接體現於讀者面前。

二、直接表明「我」的特殊情感困境

嚴歌苓的短篇小說未因其篇幅短而欠缺故事性。也因為它篇幅短小,必須集 中敘述我們所熟識生活的某一片段,所以在組織材料時必須進行大量的選擇或篩 選。但也因為並不能如長篇小說般平鋪直述,所以必須集中筆力於所揭示的主題 發揮上。173而在嚴歌苓運用第一人稱為主要敘事視角的短篇作品中,以精練的文 筆描述不同種族、不同階層間的「情感困境」也是其欲表現的主題之一。透過第 一人稱的描述,真實讀者可更明白而直接的接近敘述者「我」的心境,也更能直 截地探知真實作者--嚴歌苓的創作動機。

〈栗色頭髮〉中,嚴歌苓藉著敘述者「我」來向讀者敘說一段異質文化碰觸 下的生命難題。文本不見男主人翁的真實姓名,只以「栗色頭髮」為代稱,可說 刻意強調著「東方女性」「我」在與不定的、普遍的不同膚色、髮色的「西方男性」

接觸下,一種令人既迷惘又難解的情感困境。「栗色頭髮」抱著一種民族優越的姿 態,持著如同《扶桑》一書所強調的濃厚「東方主義」式的迷戀情感對待「我」, 以一英雄救贖的姿態來面對東方女性--而這種「拯救」他者的英雄主義正是美 國文明所宏揚的。「我」在面對西方強勢文化時被迫適應,但也在跌跌撞撞中刺痛

173參見王腊寶:〈怪誕、奇想和短篇小說〉《當代外國文學》(2001 年第 1 期),頁 115。

著「我」的民族自尊。「栗色頭髮」對於「我」的情感是一種「東方主義式的迷戀」

的轉移:當「我」穿著寶藍旗袍,梳起外婆年代的髮髻,他對「我」「瞠目結舌地 望著」,174但也不忘自己對東方的優越意識,對東方有著一定的歧視,如於約會時 會「驚訝、癡迷地看著我」,但也不忘強調「你笑起來牙齒真美,不過聽說百分之 八十的中國人不刷牙」,承諾著「將幫我擺脫中國人不整潔、不禮貌、不文明的居 住環境」175這樣的歧視論點。所以,「栗色頭髮」對「我」的一往情深,只是一種 將中國女性「物化」下的嚮往,一種面對「古董」心態式的癡狂與迷戀,而不是 內涵的、情感上的吸引。而這段是迷戀而不是戀情的情感也就在文化優越感的影

的轉移:當「我」穿著寶藍旗袍,梳起外婆年代的髮髻,他對「我」「瞠目結舌地 望著」,174但也不忘自己對東方的優越意識,對東方有著一定的歧視,如於約會時 會「驚訝、癡迷地看著我」,但也不忘強調「你笑起來牙齒真美,不過聽說百分之 八十的中國人不刷牙」,承諾著「將幫我擺脫中國人不整潔、不禮貌、不文明的居 住環境」175這樣的歧視論點。所以,「栗色頭髮」對「我」的一往情深,只是一種 將中國女性「物化」下的嚮往,一種面對「古董」心態式的癡狂與迷戀,而不是 內涵的、情感上的吸引。而這段是迷戀而不是戀情的情感也就在文化優越感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