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代官方論述的再調整
第一節 乾隆皇帝論述之下的黨爭亡國
《樂善堂全集》係乾隆皇帝在皇子時期撰寫的著作，於乾隆二年（1737）刊 印成書。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認為初刻本「卷帙頗繁，其中多有不 甚愜心之句」，1因此他重新審定書中內容。是年（1758），重刊《樂善堂全集定 本》，嗣後亦收入《欽定四庫全書》。考察《樂善堂全集》可知乾隆皇帝思想形成 的脈絡，更深入考察他早年的歷史觀及朋黨論。即如乾隆二年（1737）刊印的《樂 善堂全集》初刻本中，有一條〈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乾隆皇帝提出 明亡於「天啟之用魏璫」，其言如下：
予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而知其不為趙高、仇士良之所為者，亦 幾希耳。……至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而忠賢之奸佞畢露。蓋不可一日，
而容於天地之間矣。使熹宗觀此疏，而赫然震怒，大振乾綱，申《春秋》
無將之誅，比漠法不道之律，則忠賢之羽翼未成，而忠賢之流禍，固亦為 甚酷也。至楊漣、左光斗輩駢首被戮，而毒流縉紳，元氣凋喪。余謂明室 之亡，不亡於崇禎之有流賊，而亡於天啟之用魏璫，然則楊漣此疏，明室 存亡之所繫也，而不用且加誅焉，甚矣。熹宗之黯也。2
乾隆皇帝讀完楊漣奏疏後，推崇楊氏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絲毫不畏宦官魏忠賢的 權勢，敢於上疏揭發魏氏的惡行劣跡。同時，乾隆皇帝感嘆明熹宗並未採納建言，
不能及時剷除魏忠賢，挽救明朝衰敗的局勢；反而放任魏忠賢興起黨獄，釀成縉 紳之禍，以致楊漣、左光斗等人慘死詔獄，影響明朝元氣大傷。所以，乾隆皇帝 認為明朝並非亡於崇禎朝的流寇，而是亡於明熹宗帝寵信宦官魏忠賢，換言之明 亡罪責即此二人。另一方面，乾隆皇帝高度讚賞楊漣彈劾奏疏，認為這是晚明是 否振衰起敝的關鍵，無奈明熹宗係昏庸無道之君，所以楊漣等人未能力挽狂瀾。
然而，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刊《樂善堂全集定本》，乾隆皇帝也保留這一條
〈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3代表乾隆皇帝至此仍認為明亡於天啟皇帝寵 信宦官魏忠賢，不同於順治、康熙皇帝所謂的「明亡於門戶」說。4《樂善堂全集》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上諭檔》，冊3（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乾隆二十三年六 月十五日」，頁234。
2 清高宗，《樂善堂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10，
〈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頁184-185。
3 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卷 9，〈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頁 10b-12a。
4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冊 3，卷 98，「順治十三年二月丙子條」，頁 764；國立故宮博物 院，《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冊 3，「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己卯」，頁 T01227-T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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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刻本另一篇〈李德裕論〉，係乾隆皇帝評論唐代「牛李黨爭」中的李黨首領李 德裕（787-850），其文云：
唐自明皇以後，為國大害者，外則有藩鎮強梁，抗橫天子；內則有宦寺秉 權，威福巳出。武宗即位，用一李德裕，而河北三鎮效命、昭義軍拒命，
即以兩鎮兵討之。仇士良屏息而致仕，後復籍其家，何其威命之行，至於 如此。蓋由賢相用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天下自畏其威也。……然而 不能免於朋黨之習，因公以報私，挾勢以復怨君子，未嘗不惜之。以德裕 之才，加之公正無偏，雖古名臣，何以過哉。5
乾隆皇帝指出唐朝自玄宗（685-762，在位 712-756）以後，「藩鎮」、「宦官」之問 題，危害國家甚大。惟唐武宗（814-846，在位 840-846）即位，重用李德裕為宰 相，而其任內平定藩鎮之亂、抑制宦官擅權。對此，乾隆皇帝相當欣賞李德裕的 政治才幹，甚至推崇李氏為一代賢相。至於「牛李黨爭」導致唐朝衰敗之事，乾 隆皇帝並未嚴厲斥責李德裕，反而可惜李氏涉入朋黨之爭，因為他認為李德裕的 能力，若加之公正無偏的心態，可超越歷朝歷代的名宦。這一篇讚揚李德裕的文 章，亦存留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重新審定的《樂善堂全集定本》，6 表示乾隆皇帝至此仍看重李德裕的為官政績，尚未深究李氏興起唐代黨爭之事。
《樂善堂全集》初刻本另一篇〈讀歐陽文忠公集〉中，乾隆皇帝贊同韓愈提倡的
「文以載道」說，指出經術文章盛衰，攸關國家之氣運，因此乾隆皇帝讚譽歐陽 修文章造詣直追韓愈（768-824），表達他對歐陽修的欣賞，其文曰：
文章之盛衰，關乎國家之氣運，非偶然也。……宋興七十餘年，始有歐陽 氏出，以通經學古為要，以濟時行道為己任，以犯顏敢諫，不愧其言為忠，
而其文則以起五代之衰，上追韓愈，而功與相埒。7
乾隆皇帝援引蘇軾〈六一居士集敘〉的內容，稱北宋開國七十餘年以來，始有歐 陽修倡導通經學古，以濟時行道為己任，敢於冒犯君主的尊嚴，以直言規勸。由 此可知，皇子時期的乾隆皇帝高度肯定歐陽修的表現，並未因歐陽修〈朋黨論〉
之「君子以同道為朋」說，8就否決歐陽修的為人，抑或斥責他的〈朋黨論〉為邪 說，這不同於雍正皇帝在〈御製朋黨論〉中，嚴厲批評歐陽修妖言惑眾。9然而乾 隆二十三年（1758）《樂善堂全集定本》全文刪除〈讀歐陽文忠公集〉，代表乾隆 皇帝不再讚揚唐宋時期推行古文運動的儒臣，這反映他的歷史觀開始轉變，抑或
5 清高宗，《樂善堂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31，卷 5，〈李德裕論〉，頁 125-126。
6 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0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卷 5，〈李德裕論〉，頁 14a-14b。
7 清高宗，《樂善堂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31，卷 10，〈讀歐陽文忠公集〉，頁183-184。
8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冊 2，卷 17，〈朋黨論〉，頁 297-298。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起居注冊・雍正朝》，冊 3，「雍正二年七月十六日丁巳」，頁 110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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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黨論逐漸趨向雍正皇帝。
再者，乾隆二年（1737）刊行的《樂善堂全集》中，收錄多篇乾隆皇帝之史 論，總結漢代至宋代之興衰原因，如他在〈東漢總論〉稱東漢亡於宦官之禍、外 戚之亂相繼而起，10其次，乾隆皇帝於〈唐總論〉指出「明皇以前內亂為多，禍 多興於女色；明皇以後外亂為多，多起於藩鎮，又加之宦寺內訌」，11乾隆皇帝認 為武則天（624-705，在位690-705）代唐建周，及至唐中宗（656-710，在位 684、
705-710）時期的太平公主（665-713）、韋皇后（664-710）等人，這些都是女性 干政的禍亂；而唐玄宗（685-762，在位 712-756）以後則是外禍居多，尤其是藩 鎮割據的問題，完全不受朝廷節制，同時內廷宦官亦危及皇權，這些問題致使唐 朝走向衰敗。復次，乾隆皇帝在〈北宋總論〉中，指出北宋雖亡於「靖康之變」， 然而「宋業中衰，豈非民心解而士氣弱」，12即王安石執行「新政」，凡是與民爭 利，因此宋神宗時期民心已瓦解。復加，北宋末年君主昏庸無能，以致正人君子 士氣低落。從乾隆皇帝撰寫的這些史論中，他並未提及東漢黨錮之禍、唐代牛李 黨爭、北宋新舊黨爭，不曾譴責門戶之爭禍延國家，代表乾隆皇帝在皇子時期，
尚未形成激烈的朋黨論，因此他的史論仍圍繞宦官、外戚、後宮、藩鎮及民心向 背之問題。及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印的《樂善堂全集定本》中，這三篇史 論亦未刪除，代表乾隆皇帝尚未從朋黨誤國的史觀，重新論斷東漢、唐代、北宋 的衰敗之因。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發現御史未善盡諫言職責，奏摺仍是敷衍 搪塞，因此他怒而詔告天下，自己整頓言官的決心，其言如下：
御史周照所奏一摺，並不敷陳實政，仍屬摭拾浮詞。……然朕若不明白指 出，則言官得操用人行政之權，而朋黨門戶之風，將由是起。今日適恭閱 皇祖《聖祖仁皇帝實錄》，有言路不可不開，亦不可太雜，明朝國事，全 為言官所壞之諭。大哉聖謨，億萬年訓行之準，吾子孫所當世守無斁 者。……但言官習氣，其所關於行政用人者，實非淺鮮。朕若復崇尚虛文，
故為曲意獎蹙，則明季弊政，炯鑒俱在，而欲稍為因循姑息，朕斷斷不肯 出此。周照著嚴行申飭。嗣後倘更有似此空言塞責，實行其私者，朕必明 治其罪。13
乾隆皇帝指出言官掌握考核官員的職權，所以容易涉入門戶相爭的漩渦中。他看 見《聖祖仁皇帝實錄》中，康熙皇帝告誡不可杜絕言路，但也非毫無節制，因為 明朝國事全敗壞在言官上。乾隆皇帝認為此乃金科玉律，後代子孫都必須遵守。
然而今日復見此事，所以乾隆皇帝感嘆此一積弊甚久，惟其不願重蹈明末政治的 覆轍，所以下定決心整頓言官風氣。然而，乾隆皇帝亦非首次斥責言官沾染明末
10 清高宗，《樂善堂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31，卷 4，〈東漢總論〉，頁 111。
11 清高宗，《樂善堂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31，卷 5，〈唐總論〉，頁 127。
12 清高宗，《樂善堂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31，卷 6，〈北宋總論〉，頁 133。
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上諭檔》，冊3，「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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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習，他在乾隆六年（1728）就訓斥科道官員假公濟私，如同明季言官淪為排除 異己的黨爭工具，成為自甘墮落的勾結門戶中人。乾隆皇帝嚴斥諸人立即幡然悔 悟，此事攸關國家興衰，切勿執迷不悟。14
另一方面，乾隆朝斥責「東林」係禍國殃民的朋黨，此一論述觀點散見在御 製詩文集、各類官修典籍中，甚至藉由科舉策題考問諸生，以此作為甄拔人才的 標準。分析清代科舉試題中的變化歷程，首先參照康熙五年（1666）丙午科江南 鄉試考題，其策問諸生《明史》編纂的問題，其文言：
問：史書助國家賞罰，一日之是非定，則千古法戒昭焉，事不綦重歟。皇 上頃以《明史》尚缺，命禮臣搜遺編，詞臣開史館，校譯實錄。刻日告竣，
或編年、或紀傳，將蔚然覩一代成書矣。獨是二百二十七年之事，有當時 未暇定論，今日實待折衷者，欲成信史，可勿預講與。試舉其大端，與諸
或編年、或紀傳，將蔚然覩一代成書矣。獨是二百二十七年之事，有當時 未暇定論，今日實待折衷者，欲成信史，可勿預講與。試舉其大端，與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