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以明清文獻典籍中的「東林論述」為題，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切入，考 察明萬曆至清乾隆文本建構的歷程、變化及其影響。之所以採用「建構」一詞，
指的是書寫者詮釋之下的「東林」性質，因為「東林」兼具理學、事功、氣節三 種面向，所以歷來就有「東林學派」或「東林黨人」定義之別。是故，本論文爬 梳同一時期不同面向的「東林論述」，探究這一些曾和歷史主流並行、互相競合 及互相影響的潛流，更深刻認識歷史上的「東林」。1
「東林前史」指的是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之前，後人追朔「東林歷史」的起 源，此一概念在天啟六年（1626 年）官修《三朝要典》中，即以「三案」雖始於 萬曆四十三年（1615）「梃擊」，然而「三案」紛爭來源，起自萬曆前期的「爭國 本」，其文曰「若不溯流窮源，追尋禍始，後世終不知姦黨之植根甚遠，而流毒 甚深」，2即是《三朝要典》認為「東林黨人」源自「爭國本」，藉此勾串顧憲成、
錢一本諸人，曾抗疏力爭「三王並封」之事。另一條脈絡下的「東林」起源，則 始自張居正「奪情」事件，吳應箕在《東林本末》中，稱「予追溯東林所自始，
而本之於爭奪情，以其為氣節之倡也」，3以此聯繫至士人寧死不屈之氣節上。上 述兩種起源論，一是指晚明門戶之爭的開端，一是以「東林」象徵的士人風骨氣 節，這兩種起源差異的問題，出於撰述者的心態和立場不同，亦受到政治背景和 社會輿論的影響。
另一方面，黃宗羲《明儒學案》則是全然否定「奪情」、「國本」及「天啟黨 禍」等政治事件與「東林」有關，指出「東林黨」係小人誣枉「東林」的名義，
他認為可稱之「東林」者，惟有曾在東林書院講學的諸儒。《明儒學案》寫在清 康熙十五年（1676），此時「東林」已是社會輿論質疑的對象，開始檢討「東林」
與明亡之關係，所以黃宗羲必須排除「東林」在事功、氣節的表現，僅推崇「東 林」在理學上的成就，以此轉移社會輿論譴責「東林」的聲浪。相似的情況，也 出現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當時東林書院遞呈增祀道南祠名單，其理由是諸 人係「氣節與理學並行」，然而江寧巡撫湯斌並未批准，他認為明天啟、崇禎兩 朝，天下盡是號稱「東林」之人，其中雖不乏高風峻節、捨生取義的代表，但湯 斌指出這些是政治上的「東林黨人」，而非專注書院講學傳道的儒者。湯斌排除 事功、氣節之人，只承認「東林」在理學上的表現，惟湯斌不願涉及明季黨爭的
「東林」入祀，是避免他在褒揚朋黨的誤解。再者，自顧憲成辭世後，其親友門 生、私淑弟子皆在爭取顧氏身後卹典、贈謚及從祀孔廟。然而，顧憲成「與天子、
宰相爭是非者」，4而且「東林」又捲入明末黨爭的漩渦中，以致顧氏請卹過程一
1 王汎森，〈第一講・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 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頁 3-76。
2 《三朝要典》，《中國野史集成・續編》，冊 20，卷 24，〈移宮〉，頁 565。
3 吳應箕，《東林本末・下》，《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江陵奪情〉，頁15。
4 孫奇逢，《理學宗傳》，《續修四庫全書》，冊514，卷 11，〈顧端文公〉，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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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三折，至崇禎二年（1629）已完成顧憲成的卹典和贈謚，惟顧氏從祀孔廟之事，
歷經明清兩代皆未成功。顧憲成從祀的籲請，攸關全體「東林」士人榮辱，若成 功從祀文廟，即撕下「東林黨人」的標籤。如天啟六年（1626）吳桂森刊印《真 儒一脈》，他的心思不言而喻，就彰顯東林學派是儒學正脈，故顧憲成、錢一本、
高攀龍具備從祀孔廟的資格，期待有朝一日平反「東林」蒙受的黨禍冤屈。晚明 清初這一波爭取顧憲成、高攀龍等「東林」士人從祀孔廟的活動，雖然最終以失 敗收場，但過程中也建構出一套「東林」學術系譜，如孫奇逢《理學宗傳》，褒 揚顧憲繼承孔子、朱熹之道統；而黃宗羲《明儒學案》設〈東林學案〉四卷，詳 細勾勒出「東林學派」之學術要旨、傳承統緒。此外，寫自明萬曆末年刊印的《東 林書院志》，歷經清康熙、雍正年間的增補、修訂，新增多篇駁斥「明亡於東林」
之文章，這些作者強調「東林」功在學術、朝廷、名教。
天啟黨禍身陷囹圄的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
後世稱之為「東林六君子」，他們伏節死義之高尚情操，深植於社會大眾的記憶 中，也是士人風骨氣節的代表。據魏裔介的敘述，他的父親曾經由閱讀邸報，得 知楊漣獄中受難事跡，說明邸報也是散佈「東林六君子」事跡的途徑之一，可能 也是《詔獄慘言》、《先撥志始》等書的史料來源。惟「東林六君子」之所以廣為 人知，係《詔獄慘言》盛行書肆的關係，使世人知悉六君子獄中寧死不屈，係實 踐儒家價值觀的仁人志士，以致「東林」深受後人景仰。然而，明崇禎初年流通 坊間的《詔獄慘言》單印本中，有一段犧牲獄中同志的情節。內容是袁化中、周 朝瑞不堪嚴刑拷打的折磨，認為魏忠賢之所以大興黨獄，就是楊漣上疏參劾魏忠 賢，若楊漣忽然暴斃於獄中，或許魏忠賢氣消了，他們尚有活路可走。所以，袁 化中、周朝瑞請託楊漣的好友顧大章，希望顧氏勸說楊漣慨然犧牲自己，以此成 全眾人的活路，惟顧大章斷然拒絕轉達此事，匆匆結束三人之間的對話。然而，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鮑廷博（1728 -1814）輯刻《知不足齋叢書》中，收錄 的黃煜《碧血錄》之《詔獄慘言》合印本已刪除這一段至關重要的對話，顯然修 改文本之人，認為犧牲獄中同志的敘述，有損「東林六君子」象徵的風骨氣節，
亦不符合明代官方追贈袁化中、周朝瑞的事由，所以刪節這一段對話，以便維持
「東林六君子」作為士人氣節的典範。此外，文秉撰寫的《先撥志始》中，也有 一段周朝瑞詛咒獄中同志暴斃於此的內容，此事起因於左光斗獻策，聲稱脫離詔 獄的唯一辦法，就是先委屈認罪，移至刑部大牢再翻供。然而，左光斗的計謀失 敗之後，周朝瑞認為魏忠賢的眼中釘，既然是楊漣和左光斗，若此二人暴斃獄中，
或許可免除諸人死罪，因此開始詛咒他們暴斃於此。然而，清代官修《明史》武 英殿本中，既無逼死獄中同志的情節，亦修改《明史稿》記載的左光斗獻計之事，
變成六人商議之後的共同決定。由此可知，明崇禎初年《詔獄慘言》單刻本流傳 的「東林六君子」故事，仍保留性命攸關之下的自私表現，未經儒家價值觀或史 館審核、修飾，不是一昧標榜諸人的風骨氣節。
清代君主自順治皇帝就採「以史御下」的文化政策，他曾詔令纂修《御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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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儆心錄》，書中首篇即〈植黨論〉，勸諸臣切勿暗中結黨。況且，清順治、康熙、
雍正、乾隆四朝皆有嚴重的朋黨問題，因此清代君主常以明亡於東林黨爭為例，
告誡黨禍延及國家安危，甚至以此訓斥犯錯官員，此即清代官方典籍指責「東林」
興起朋黨之禍的根由。不過，清代君主提倡「忠君」、「臣節」觀念，所以官方典 籍評論「天啟黨禍」中殉節死難的東林士人，就改採「褒忠」的書寫立場，推崇 他們慨然赴死的氣節。
康熙皇帝認為官修《明史》的成敗，攸關他自己的歷史評價，所以康熙皇帝 心中有一種特殊的《明史》心結，不僅仔細審查明史館遞呈的分纂稿本，甚至干 預《明史》之撰述內容，要求明史館按照他的意見編寫。然而，從康熙皇帝數次 不悅的退回《明史稿》，可推論明史館中仍有一批堅持己見之人，不願凡是聽從
「聖意」修改史稿，以致官修《明史》終究未在康熙朝告成。若回顧康熙十八年
（1679）明史館中的修史爭議，當時雖有質疑「東林」的聲音，認為必須採納夏 允彝《幸存錄》的意見，檢討「東林」和明朝失國之關係，不應該繼續以東林之 是非為是非。但明史館中多數人仍支持「尊東林」的筆法，尤其是《明史》監修 總裁官徐文元頒布的〈修史條議〉六十一條，更是力斥反對者採信邪說，決定按 照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仍稱「東林」、「攻東林者」係君子與小人之爭。然而，
這並不符合康熙皇帝整肅士人結黨的立場，因此康熙皇帝曾詰問《明史》館臣為 何寫出明亡宦官的結論，刻意漠視明亡門戶的事實。至雍正皇帝詔開明史館後，
雖然他未如康熙皇帝逐篇審查《明史》稿本，較少關注《明史》編纂的內容，惟 其親筆撰寫的〈御製朋黨論〉，成為明史館史官撰寫史論的依據。凡是人物列傳 涉及「東林」之「贊曰」，館臣皆是闡發雍正皇帝的朋黨觀，否定「君子以同道 為朋」之觀念，斥責「東林」興起朋黨之禍。至此，清代官修《明史》武英殿本 呈現出兩種不同觀念的論述，即列傳正文採取君子、小人的敘事架構；然而代表 清代官方立場的史論，則是不分君子或小人之黨，一律譴責「東林」假藉講學樹 立門戶，以致黨爭禍延明朝衰亡。
乾隆皇帝熱衷論斷史事，他在《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眉批史論中，批評「東 林」假藉理學之名，暗中結朋樹黨。其認為明末「三案」紛爭，其實來自「東林」
的無中生有、造謠生事，惟「三案」議論尚未結束，明朝就已覆滅。乾隆皇帝認 為明末門戶之爭，即明朝衰亡的徵兆，而此一黨爭亂源就是「東林黨人」。不過，
因為乾隆皇帝提倡忠君思想、推崇臣節，所以紀昀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中，
也推崇殉節死難的「東林」之人，如為保全志節而犧牲生命的高攀龍，他的評價 就不同於顧憲成等東林書院創始者，四庫館臣褒揚高氏「品格自高」，有別於徒 具虛名的「東林黨人」。再者，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科、乾隆四十六年（1781）
辛丑科兩次殿試上，乾隆皇帝皆以「東林」禍及國家為題，垂詢應考士子的意見。
辛丑科兩次殿試上，乾隆皇帝皆以「東林」禍及國家為題，垂詢應考士子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