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與分析清中葉以前「東林」書寫的歷史流變，筆者認為明 萬曆三十四年（1606）顧憲成重建東林書院，雖是「東林」躍上歷史舞台的開始，
然而明清以來就有史家追朔至「爭國本」期間，67甚至到萬曆五年（1577）張居 正「奪情」事件。68是故，本文第二章〈東林敘事的建構歷程〉擬從「東林」歷 史的溯源開始，分析「東林前史」的建構歷程與書寫脈絡。69其次，晚明「梃擊」、
「紅丸」、「移宮」延伸出的政治風暴，並未隨著事件的落幕而停止，直至崇禎及 弘光時期仍圍繞著《明光宗實錄》、《三朝要典》的改寫、存廢問題，代表「三案」
是東林及其敵對勢力的爭論焦點。70筆者嘗試梳理每一個事件發生當下的反應，
及分析「三案」概念形成後的黨爭論述。再者，清初推崇東林者為了維護「東林」
的聲譽，曾提及明天啟年間發生的黨獄事件中，「東林六君子」展現出寧死不屈 的風骨氣節，並且指出這一種忠義精神延續至易代之際的殉國者身上。71至於「東 林六君子」獄中故事的來源，則出自傳奇色彩濃厚的「燕客」所寫，明人黃煜（生 卒年不詳）在《碧血錄》甚至寫了一篇〈燕客傳略〉表彰此人。姑不論「燕客」
的真實身分究竟是誰，抑或此人僅是虛擬出來的角色，但「東林六君子」伏節死 義的道德形象，透過晚明清初史籍、時事小說的反覆重述，已深深烙印在社會大 眾的記憶中。本文擬從晚明清初傳抄「東林六君子」的著作中，梳理不同文本之 間的重述、改寫及擴展之脈絡，探究社會記憶及歷史書寫交互影響之下的六君子
67 蔣平階謂：「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爲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 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 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此東林、
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軌，垂五十年。」參見氏著，《東林始末》，《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
（上海：上海書店，1982），頁 27-28。
68 吳應箕曰：「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於奪情，以其為氣節之倡也。」參見氏著，《東林本末》，
《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2），〈江陵奪情〉，頁 15。又，黃宗羲曰：「今 天下之言東林者……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 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參見氏著，《明儒學案》，卷58，
〈東林學案一〉，頁1375。
69 日本學者小野和子曾劃分出六個階段的東林史，第一階段即是「東林前史」，始於萬曆元年
（1573）張居正（1525-1582）任首輔之時，至萬曆十年（1582）張氏病逝為止。小野氏指出當時 雖無「東林黨」之名目，但反對張居正擴權、奪情的陣營中，不少官員即是之後的「東林黨人」， 因此她稱之為「前史」。參見氏著，《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終章〉，頁 370-376。
70 吳應箕謂：「辛亥則門戶分焉，至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三案何以知東林 哉？今亦幸有三案為涇渭矣！」參見氏著，《東林本末》，《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巳癸考察〉， 頁17-18。
71 孫奇逢指出萬曆以來明朝政治腐敗，僅見東林諸君子維繫儒家綱常倫理，如天啟六年（1626）
「東林黨禍」及崇禎十七年「甲申之變」（1644）之殉國、死難者都是東林之人。參見氏著，《理 學宗傳》，《續修四庫全書》，冊5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2，〈顧端文公〉，頁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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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有關清初東林論述的問題，本文在第三章〈明末清初東林論述的變化〉擬從 士人群體的討論開始，考察他們在追究「明亡之因」概念下，如何重述、重構晚 明歷史中的「東林黨」，及推崇者又採取何種論述辯駁明亡禍首的指控。另一方 面，孫奇逢與黃宗羲曾先後撰寫明代學術史著，雖然論述觀點不盡相同，也出現 不少歧異之處，但他們都在書序或跋語提及清初輿論誤解、汙衊了「東林」，或 許這就反映孫、黃二氏建構「東林學派」的動機及心態，即強調學術純粹性的「道 脈傳承」，亦是一種扭轉朋黨形象的途徑。其次，明末以來就有爭取顧憲成、高 攀龍等人從祀孔廟的議論，即便在清初仍有學者繼續推動，他們甚至改寫、重編 及重刊東林學者的著作，以便順應時勢潮流的轉變，這也重新塑造晚明學術史上 的「東林」面貌。本文擬從甲申之變（1644）後，梳理士人群體重述、重構之下 的「東林」，考察不同論述的形成脈絡及其演變，藉此分疏清初多元又複雜之東 林論述。
關於清代官修《明史》之「東林」問題，不僅涉及清初以來爭論已久的「東 林」樣貌，亦是清前期君主施行文化政策、爭奪歷史話語權的場域。是故，本文 第四章〈官修《明史》的東林爭論及改寫〉嘗試從各階段《明史》編修人員對於 體裁體例的討論，考察他們如何面對清初紛擾不休的「東林」爭議。另一方面，
歷代正史的「論贊」代表「本朝」對「前朝歷史」的蓋棺論定，是以「史論」深 受官方意識形態制約。然而，翻閱康熙年間熊賜履進呈的416 卷本《明史稿》及 乾隆朝刊印的武英殿本《明史》之「論贊」，則清晰可見兩者對「東林」的評論 迥異，這反映出官方對於正史編纂的干預程度。因此，本文擬以現存的《明史稿》
比對《明史》武英殿本的論述差異，討論有關東林士人的改寫及重述。
在乾隆皇帝禁制朋黨的政策之下，官方典籍否定「東林」代表道德理想或風 骨氣節，不僅是在歷史著作的改寫、重述，甚至擴展至科舉策問的命題上，此時
「明之東林」就是「莠言亂政」的代表。另一方面，乾隆朝編纂的《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中，舉凡是東林士人撰寫的著作或描寫他們事蹟的書籍，《提要》就會 大肆抨擊「東林」結黨亂政，體現乾隆朝對於「東林」的新論述。此外，既然乾 隆皇帝建構另一種新的東林論述，則清前期的地方志如何書寫「東林」，這裡面 涉及官方意識形態與地方集體記憶之間的角力。是故，本文第五章〈清代官方論 述的再調整〉擬從乾隆皇帝的御批史書、御製文集、起居注及實錄中，探討他論 述之下的「明亡於黨爭」。並且藉由梳理乾隆朝的官修史籍，分析編纂官員如何 稟承上意重述、重構「東林」。另外，分析清初以來至乾隆朝期間地方志對於「東 林」的書寫變化，探討方志纂修與社會記憶的互動關係。
關於「東林」多元面貌的探討，張岱曾在《石匱書》專設一篇〈門戶列傳〉， 其敘事圍繞在「東林」與黨爭，他在此傳總結朋黨亡國論，曾有一段鞭辟入裡的 敘述，其文曰：
笑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甌無缺之天下，平心論之，實實葬送於朋黨諸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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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如舉觥而釂，一氣飲乾，不剩其滴，則諸君子之手亦云辣矣。……
朋黨諸君子推其私心，只要做官，要官做則又百計千方裝點其不要官做，
故別其路曰：「門戶」，集其人曰：「線索」，傳其術曰：「衣缽」，美其號曰：
「聲氣」，竊其名曰：「道學」。72
張岱認為顧憲成、高攀龍諸人講學東林書院之後，「東林」即以傳道自命，竊取 道學之名義，以氣節相標榜，美化其追求高官厚祿之目的。張岱指出「東林」樹 立門戶，以聚集生徒為門路，假借傳承衣缽而代代相傳。張岱此一「東林論述」
寫在明清鼎革後，因此深具亡國之痛的情緒，未必客觀公允的分析「東林」，卻 也揭露出「東林學派」和「東林黨人」之間的複雜性，此與「東林」力持清議有 關。而張岱檢討「東林」與明亡之關係，反映「東林」從萬人景仰的社會聲望，
至清初已是千夫所指的罪人。此一種歷史書寫的轉變，不僅是敘事者之身分及其 生活的時代環境所致，更存在各種史料背後的社會記憶，即便一些看似已銷聲匿 跡的人、事記憶，因為敘事者想從歷史尋求某種論據，則又被人們重構、重述，
甚至推動另一波與此有關的歷史書寫。73參照本文研究所指的清前期「東林」建 構與歷史書寫，亦即考察「東林」如何被書寫及建構的歷程，惟「東林」更是一 種抽象概念，不僅是指晚明的那一群士人而已，也是象徵士人風骨、經世思想的 展現，甚至是黨爭亡國的禍首，端看後代敘事者從哪種角度、距離來論究他們。
職是之故，本文將利用明清時期官修典籍、私修野史、文集筆記之史料文獻，探 討「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72 張岱，《石匱書》，《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冊 319，卷 185，〈門戶 列傳〉，頁661-662。
73 相似的研究個案，如陳永明在清代張煌言（1620-1664）歷史形象轉變的研究中，指出張氏在 清代文獻典籍上，曾出現多種形象迥異的記載：清初的「抗清明臣」、盛清的「儒家志士」、晚清 的「革命先驅」、「民族英雄」。參見氏著，《從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張煌言形象的轉變》（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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