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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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朱鴻博士.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研究生：傅范維中華民國一○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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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要本論文以明清文獻典籍中的「東林論述」為題，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切入，考察明萬曆至清乾隆文本建構的歷程、變化及其影響。之所以採用「建構」一詞，指的是書寫者詮釋之下的「東林」性質，因為「東林」兼具理學、事功、氣節三種面向，所以歷來就有「東林學派」或「東林黨人」定義之別。是故，本論文爬梳同一時期不同面向的「東林論述」，探究這一些曾和歷史主流並行、互相競合及互相影響的潛流，更深刻認識歷史上的「東林」。綜合本論文研究所見，近代認知的「東林」歷史概念，許多觀念來自清代君臣、文人學者的再詮釋，並具體反映在清代官修典籍、私纂著作。即如「東林黨人」一詞，雖起自晚明門戶之爭的用語，然在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君主的朋黨論中，「東林黨人」就是明亡禍首，此一論述不僅遍及官修史籍、科舉試題上，甚至成為一種政治忌諱，此後著作中甚少推崇「東林」的立朝大節，而是書寫「臣節」觀之下的殉節死難，這一種政治影響直至清末。另一方面，文人學者自晚明即推動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從祀孔廟，雖然最後功敗垂成，但在孫奇逢、黃宗羲、萬斯同等人撰寫的「東林學術史」影響之下，構成今日所見的「東林學派」。. 關鍵詞：歷史書寫、東林學派、東林黨、明史、清代. I.

(4) 目次.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目次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問題意識…………………………………………………………1 一、民間與文人反應問題………………………………………1 二、官方與《明史》定調問題…………………………………3 三、乾隆及其時代問題…………………………………………4. 第二節. 研究回顧…………………………………………………………7 一、東林研究…………………………………………………7 二、官修史籍與清代政治………………………………………10. 第三節. 第二章. 研究方法…………………………………………………………13. 東林敘事的建構歷程……………………………………………… 16 第一節. 時人追憶中的東林前史析論……………………………………16. 第二節《三朝要典》中的三案書寫脈絡及文本分析……………………26 第三節. 六君子故事的溯源及其演變……………………………………47. 小結…………………………………………………………………………58. 第三章. 明末清初東林論述的變化………………………………………………60 第一節. 黨爭與亡國的反思………………………………………………60. 第二節. 道德形象的再塑造………………………………………………65. 第三節. 東林學術系譜之建構……………………………………………74. 小結………………………………………………………………………85 II.

(5) 目次. 第四章. 官修《明史》的東林爭論及改寫………………………………………90 第一節. 明史館內對東林的褒貶爭論…………………………………90. 第二節. 康雍時期君主的干預及影響…………………………………96. 第三節. 從《明史》416 卷本至武英殿本的變化………………………104. 小結………………………………………………………………………112. 第五章. 清代官方論述的再調整……………………………………………115 第一節. 乾隆皇帝論述之下的黨爭亡國………………………………115. 第二節. 官修典籍對東林士人的重述…………………………………123. 第三節. 方志纂修與社會記憶的調和…………………………………129. 小結………………………………………………………………………137. 第六章. 結論……………………………………………………………………140. 徵引書目……………………………………………………………………………144. 表次：表一：三種「東林六君子」故事文本比較表…………………………53 表二：官修《明史稿》與《明史》武英殿本中的〈左光斗列傳〉比較表………………………………………………………………57 表三：官修《明史稿》及《明史》武英殿本中的「東林」人物列傳比較表…………………………………………………………111. III.

(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 問題意識. 一、民間與文人反應問題明清鼎革後，社會輿論開始省思明朝失國的原因，「黨爭亡國」就在此一歷史究責的追問之下，成為社會輿論熱議的焦點，1當時「東林黨」儼然就是明亡禍始。另一方面，清代官修《明史》纂修時間冗長，引起部分「尊東林」之人的焦慮惶恐，因為他們擔憂官修正史順應輿論方向，寫出明亡「東林黨爭」的結論，從此「東林」無法脫離明亡罪責。此時，《東林列傳》的作者陳鼎（1650-？），因為敬佩「東林」「尚氣節、重名義」，不忍「東林」從天下景仰之聲譽，至清初竟淪為學者口中的明亡禍首，因此陳鼎決心編寫一部東林人物傳記，藉此反駁世人對「東林」之誤解。2陳鼎不僅參考文獻資料，并實地考察人物故里，希望透過「問其子孫」、「詢之父老」的口述記錄，3挖掘更多史冊未載的真實事跡。更重要的是，陳鼎心底相當在意官修《明史》中的「東林」，擔憂是否受到清初以來負面輿論的影響。所以，他在書稿編纂完成後，就立即動身前往明史館，寄希望於官修正史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可以扭轉東林負面形象及論述。推敲陳鼎編寫心態，顯見他對官修《明史》之「東林論述」，仍充滿了焦慮與不安，惟恐「亡國由於東林」成為正史敘事基調，因此搶在《明史》告成之前，先編寫一部「東林」人物傳記。倘若明史館未採用自己的觀點，至少也寫下替「東林」平反昭雪之例證。探究陳鼎所謂的「學者竟以東林為禍窟」，即指夏允彝在南明弘光政權（1645）覆滅不久，隨即編寫的《幸存錄》一書。夏氏指出「東林」與「攻東林者」兩者都有不可推卸的亡國罪責。4夏氏反對從「君子」、「小人」的視角觀察黨爭問題，認為必須脫離黨派立場及思維，客觀持平的檢討明亡之因。自《幸存錄》成書後，就引起知識階層廣泛迴響，越來越多人討論「東林」是否誤國。 5 即如，張岱（1597-1679）《石匱後集》脫稿後，曾忿忿不平地致書友人，提及當今世道竟淪. 1. 趙園云：「『明亡追究』構成了遺民史述、史論的另一大主題，也屬於遺民治史的基本動力…… 雖其追原『禍始』，歸結因果，未全出時論（如黨爭亡國、談心性亡國等論）之外，未出『君子 —小人』等眼界之外，但其力圖由政治運作而非道德立場論明亡，仍越出了士的通常視野。」參見氏著，《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6），頁 372。 2 陳鼎，《東林列傳》，《明代傳記叢刊・學林類》，（臺北：明文書局，1991），〈東林列傳・自序〉，頁 1-2。 3 陳鼎，《東林列傳》，《明代傳記叢刊・學林類》，〈東林列傳・凡例〉，頁 12。 4 夏允彝，《幸存錄》，《續修四庫全書》，44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中，〈門戶大略〉，頁 536。 5 如計六奇（1622-？）編寫的《明季北略》中，〈五朝大事總論〉就全文照錄《幸存錄》之〈國運盛衰〉、〈門戶大略〉、〈門戶雜志〉、〈流寇大略〉。由此推之，計氏完全認同夏允彝對於東林的論點，所以《明季北略》抄寫《幸存錄》全文，作為全書的總結。參見計六奇，《明季北略》，《人人文庫》，冊 662，頁 517-529。 1.

(7)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落至此，其文曰：「今乃當東林敗國亡家之後，流毒昭然，猶欲使作史者曲筆拗筆，乃欲擁戴東林，此某所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6他在信中數次使用「門戶」、「朋黨」指稱東林，並且指責顧憲成等人講學「東林書院」以來，即以此名目「禍我國家八九十年」。7 黃宗羲（1610-1695）認為清初史籍紛紛轉載《幸存錄》之論述，乃因夏允彝以身殉國的忠節事蹟所致，因此黃氏編纂一部《汰存錄紀辨》反駁夏允彝。黃宗羲指出世人不知夏允彝師從張延登，而張氏即是書中所謂「攻東林者」，是故夏允彝譴責東林為朋黨之言論，也出自門戶之見。黃宗羲指出《幸存錄》的存在，根本玷汙了夏允彝的高尚人格，他是憑著愛護夏氏的心態撰寫此書。黃宗羲《汰存錄紀辨》通篇議論採用「君子」和「小人」區分「東林」及「攻東林者」，他強調崇禎皇帝之所以失國，原因在於不重用「東林」，藉此辯駁夏允彝的「東林」誤國說。8黃宗羲也在《明儒學案・東林學案》中，指稱明清之際流傳的明亡於「東林」，完全就是夢囈之語，不值一提。9 晚明歷史著作中，部分作者本身就是門戶中人，所以他們的敘事觀點，也就深具黨派成見，並出現交相攻訐、指責對方的情況。10至於，清初史家探討「明亡之因」也是一種爭奪歷史話語權的工具，嘗試從他們的筆下重構的歷史，灌注個人的政治觀念與身分認同。11因此筆者嘗試從歷史書寫的角度，辨析不同文本之間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梳理文本之間的引用、改寫、擴展及重述的問題，挖掘文本背後蘊藏的各種涵意。此外，晚明清初就陸續有官員上奏皇帝，提請顧憲成、高攀龍、左光斗、周順昌等東林派人士從祀孔廟，甚至改編或刪節他們的著作內容，藉此符合官方正統學術的思想，並以此樹立諸人的儒者形象，抹去政治上的「東林黨」色彩。12 其次，東林後裔、門生故友或崇拜者亦試圖將「東林」形塑為學術流派，如孫奇逢（1585-1675）《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及陳鼎《東林列傳》等，皆是. 張岱、雲告校點，〈與李硯翁〉，《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卷 3，頁 145-147。張岱、雲告校點，〈與李硯翁〉，《琅嬛文集》，卷 3，頁 146。 8 黃宗羲，《舊思錄》，《黃宗羲全集》，冊 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頁 373-374。 9 黃宗羲曰：「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為口實，以為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為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為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寱語也。」參見氏著，《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58，〈東林學案一〉，頁 1375。 10 謝國楨云：「當時著書立說諸君子，莫非身列黨籍。其專記門戶黨禍者，魏黨所撰之《三朝要典》、《吾徵錄》，東林黨所撰之《頌天臚筆》、《先撥志始》、《兩朝剝復錄》等書，各有成見，是非顯然，姑無論己。其他記明季史事之書，亦無不各有成見。」參見氏著，〈自序〉，《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4-5。 11 陳永明，〈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萬世植綱常」：清初的南明史書寫〉，《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頁 109-118。 12 相關研究參見：張憲博，〈顧憲成贈謚、從祀文廟成敗探析〉，《中國史研究》，2010：4（北京， 2010），頁 129‒155；黃友灝，〈高攀龍理學形象的塑造及其轉變—以明末清初高氏著作的編刻為中心〉，《漢學研究》，32：4（臺北，2014），頁 133-166；胡琦，〈氣節與道脈之間—東林祠祀爭議與清初士風之轉折〉，34：1（臺北，2016），頁 177-210。 6 7. 2.

(8) 第一章. 緒論. 如此。事實上，無論奏請從祀孔廟或建構東林學派，其用意就是塑造東林派人士的儒者形象，藉此轉移世人譴責「東林」誤國的質疑。近代以來有關晚明黨爭及「東林」的問題，迄今已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並且提出不少深入且富創見的論點。然而，涉及文本建構與歷史書寫的相關研究，至今仍是缺少整體性的考察，本論文擬從明萬曆（ 1572-1620 ）至清乾隆（1735-1796）時期刊印的文獻典籍，探究東林敘事的建構歷程，及其觀念生成、變化之歷史因素，分析隱藏在文本底下的意識型態。本論文研究範圍始自明萬曆年間的「爭國本」，意在追溯東林運動的起源。之所以結束在清乾隆朝，原因是乾隆皇帝貶斥「東林」的論述，影響官修典籍對「東林」之負面評價，並擴散至科舉考試的命題之中，至此「東林」成為朋黨的代稱，一種不可公開推崇的政治忌諱。二、官方與《明史》定調問題檢閱現存的官修《明史》諸稿本，參照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君主的言論、史官信札等文獻史料，可發現史稿編寫方向的轉折及歷程。即如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1629-1709）入明史館後，就曾寫數封信給史館監修總裁官徐元文（1634-1691）商討修史凡例。信中提及史館內部深具門戶成見，他藉此反對史館繼續以東林之是非為是非。13施閏章（1619-1683）也曾提出修史意見，討論編纂明末史事之難題，其中「定論」、「門戶」兩項涉及明季「三案」，他認為明季黨爭不同前代，因「君子」、「小人」涇渭分明，但評論成敗功過，依舊眾說紛紜、是非難斷。14張烈（1622-1685）寫給明史館總裁的修史意見中，曾提出「東林非君子」論點，引起史館同仁一片譁然，史館總裁甚至要求焚毀他的書信。 15 據陸隴其（1630-1692）的觀察，當時明史館內就以夏允彝（1596-1645）及黃宗羲（1610-1695）兩種截然不同的論點，為正、反意見爭辯的依據。16嗣後，明史館監修總裁官徐元文（1634-1691）擬定《修史條議》六十一條，17相關條目也回應朱、施二人的修史意見，規範「三案」之「移宮」、「紅丸」編寫立場，徐氏指 13. 朱彝尊云：「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為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為偽。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參見氏著，《曝書亭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32，〈史館上總裁第六書〉，頁 277。 14 施閏章，《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25，〈修史議〉，頁 219。 15 毛奇齡，《西河合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5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卷 2，〈王文成傳本‧續補〉，頁 99-100。 16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冊 559，卷 7，頁 545。 17 據黃聖修的考訂，〈修史條議〉寫於康熙十九年初，係當時的史館監修總裁官徐元文公布，而非舊說的徐乾學。另一方面，楊正顯參照舊說，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徐乾學修定〈修史條議〉六十一條，楊氏指出明史館中的「東林」功過爭論，持續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參見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頁 51-52；楊正顯，〈「明亡之因」的追論與議定〉，《明代研究》，26（臺北，2016），頁 43-80。 3.

(9)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出「事有公評，毋徇邪說」，18他決議採用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之論點，約束館臣無須再質疑東林的作為。雖然一切紛爭看似平息於《修史條議》之下，19全書採用推崇東林之敘事筆法，揚棄東林誤國的論述。然而，王鴻緒進呈的《明史稿》 310 卷本之〈王之寀列傳〉中，於「兩黨是非爭勝，禍患相尋，迄明亡而後已」之後，附錄夏允彝對於「梃擊」、「移宮」之評論，20指稱「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而「攻東林者」初衷係調停紛爭，然一切歸罪東林則非。 21 文末，有幾行王鴻緒的解釋文字，其云：「允彝本東林，而身殉國者也，其論平， 22 故錄附於篇」，可知王氏希望調和明季黨爭的歷史論述，修正史館舊稿完全傾向東林的解釋立場。及至乾隆四年（1739）刊刻的《明史》武英殿本，雖未大幅度改寫王鴻緒的《明史稿》正文，但在象徵官方意識形態的「論贊」，則是融入清聖祖（1654-1722，在位 1661-1722）及清世宗（1678-1735，在位 1722-1735）的朋黨觀念，嚴厲斥責東林就是朋黨。23 本文首先梳理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館內的「東林」爭論，剖析經歷明清鼎的士人群體，面對「黨爭亡國論」甚囂塵上之際，他們如何討論官修正史的東林敘事。其次，比對熊賜履上呈的 416 卷本《明史稿》及武英殿本《明史》之史論，我們會發現兩者對於「東林」的評價相差甚遠，這背後涉及君主打擊朋黨的相關言論和行動，以及不同政治氛圍下的修史過程有關。再者，清前期君主喜用「明史」針砭時政，相關的「諭旨」、「聖斷」不但影響《明史》編纂方針，也制約「史論」必須迎合君主的旨意。24是故，本文擬以現存的《明史稿》諸本為考察對象，逐一檢視有關晚明黨爭的敘事及評論，並參照當時君主的禁制朋黨措施、論述，整理出官修《明史》的轉變歷程。三、乾隆及其時代問題乾隆皇帝（1711-1799，在位 1735-1796）曾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巡幸山東曲阜，駐蹕泰安府四賢祠行宮期間，乾隆皇帝對四賢祠崇奉宋儒孫復（992-1057）、石介（1005-1045）、胡瑗（993-1059）及孔道輔（985-1039）等人，寫下一首〈四賢祠行館詠古〉，其文曰：. 徐學乾，《憺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4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4，〈修史條議〉，頁 490-491。 19 徐學乾，《憺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1412，卷 14，〈修史條議〉，頁 490-491。 20 張廷玉等，《明史》，卷 244，〈王之寀列傳〉，頁 6348；萬斯同，416 卷本《明史》，《續修四庫全書》，330 冊，卷 349，〈王之寀列傳〉，頁 218。 21 王鴻緒，《明史稿》，冊 5（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卷 126，〈王之寀列傳〉，頁 225。 22 王鴻緒，《明史稿》，冊 5，卷 126，〈王之寀列傳〉，頁 225。 23 傅范維，〈《明史》纂修的「東林」爭論及調和〉，《理論與史學》，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頁 74-92。 24 何冠彪，〈清代前期君主對官私史學的影響〉，《漢學研究》，16：1（臺北，1998），頁 155-184。何冠彪，〈順治朝「明史」編纂考〉，《大陸雜誌》，99：2（臺北：1999），頁 1-22。陳永明，〈雍正朝《明史》的纂修〉，《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60-182。 18. 4.

(10) 第一章. 緒論. 四賢鄉祀事非誣，石介孔道輔斯誠無間吾。枘鑿何當有瑗復，方圜夫豈不程蘇。從來門戶清流禍，祇為羶薌時輩殊。君子小人近著論，界明蹟慎尚思乎。25 乾隆皇帝在詩文中，質疑祭祀胡瑗、孫復的正當性，因為兩人雖開創宋代理學之先河，卻也形成宋儒各立門戶的風氣。他認為就是蘇軾（1037-1101）、程頤（1033-1107）為首的蜀、洛黨爭，導致北宋政局長期動盪，最終釀成亡國之禍。 26 詩文末端，乾隆皇帝題寫一條跋文，闡述他對於朝臣相互結黨的看法，其文言：昨曾著〈君子小人論〉，以為其界不可不明，而其蹟不可不慎。……小人之害君子不必言，而君子且操室中之戈，漢、唐、宋、明之禍延及國家，是蓋其界太明，而大不慎其蹟之所致耳。27 從上文敘述可知，乾隆皇帝相當厭惡朋黨，他指出漢、唐、宋、明皆亡於黨人相爭，即便正人君子結黨，其危害程度同於小人。乾隆皇帝在詩文強調「從來門戶清流禍」，直接否定歐陽修所謂的「君子以同道為朋」，28不容許任何模糊空間或妥協餘地，藉此展現出他整肅朋黨的決心。事實上，順治皇帝（1638-1661，在位 1643-1661）曾詔令纂修《御定人臣儆心錄》，首篇即〈植黨論〉，意在告誡官僚勿朋比黨援。然而，清初以來朋黨之爭就層出不窮，如馮銓（1595-1672）和陳名夏（1601-1654）之南北黨爭，索額圖（1636-1703）與納蘭明珠（1635-1708）的朋黨相爭；至乾隆皇帝執政初期，又有顎爾泰（1677-1745）及張廷玉（1672-1755）之滿漢黨爭。29正因如此，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君主的文化政策中，屢次針對朋黨作為議題，直接指導官修史書的纂輯內容，或者親自撰寫「御製論斷」編入典籍中，嘗試從思想文化層面教化臣民，藉此禁制比朋黨援之劣習。30 晚明「東林黨」就是在如此的時代背景中，成為乾隆皇帝嚴厲譴責的對象，如他在《四庫全書》收錄的《東林列傳》中，曾題寫一條序文〈御製題東林列傳〉，指責作者陳鼎（1650-？）盲目推崇東林士人的「尚氣節」及「重名義」，竟然說出「亡國有光」之謬論，忽略明亡於朋黨的事實，乾隆皇帝認為東林諸人「聲勢.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五集》，冊 9（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卷 3，頁 7。 26 乾隆皇帝這一首詩描述的門戶觀點，其實順治皇帝也曾說出相似的話：「朕觀宋、明亡國，悉由朋黨。其實學者以程頤、蘇軾為聖賢，程頤、蘇軾非黨，則蜀、洛之名，何自而生？嗣後各樹門戶，相傾相軋，宋之亡，實兆於此。」參見《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 1986），卷 98，頁 10-11。 27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五集》，冊 9，卷 3，頁 7。 28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冊 2（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17，〈朋黨論〉，頁 297-298。 29 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頁 87-107；賴惠敏，〈論乾隆初期之滿黨與漢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723-743。 30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頁 101-177。 25. 5.

(11)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趨附，互相標榜，糅雜混淆，小人得而乘之，以起黨獄，是開門揖盜者，本東林之自取」，31他甚至說：「蓋有講學必有標榜，有標榜必有門戶，尾大不掉，必至國破家亡，漢、宋、明期殷鑒也」，32至於《四庫全書》為何要收錄此書，乾隆皇帝則云：「可資論世之助，以為萬世之戒」，即一部警醒世人朋黨亂政的亡國悲劇。另一方面，乾隆五十七年（1792）湖廣總督畢沅（1730-1797）委請章學誠（1738-1801）主編《湖北通志》，33及至五十九年（1794）乾隆帝巡幸天津，召畢沅入覲。此時全書脫稿在即，34故畢氏臨行之前，囑咐湖北巡撫惠齡（﹖-1808）協助完成《通志》。就在這一段時間，因《湖北通志》的編修體例、敘事內容等問題，批評者質疑章學誠的寫作內容有問題，甚至要求重新編修，而原本就對章氏頗具成見的惠齡，亦偏袒批評者的論點。直到畢沅回來之後，公開表示自己對章學誠的信任，並且指示他撰文回應批評者的修改意見，事情才暫告一段落。35 不久，畢沅因湖北白蓮教案奏報不實，被降補山東巡撫。失去支持者的章學誠，也被迫離開湖北，返回家鄉會稽，他編寫的《湖北通志》亦未刊行。嘉慶二年（1797）章學誠與友人通信中，提及自己開始整理《湖北通志》殘稿，編訂為《湖北通志檢存稿》，36並且寫下當時遭受攻擊的真相，尤其在〈復社名士傳〉、〈明季寇難傳〉兩篇末端，他指出惠齡及批評者的迂腐、無知，竟然要求涉及東林、復社人物的字句，一律刪削。37對此，章學誠指出批評者不知《欽定四庫全書》已收入《東林列傳》，而批評者指為禁書的《東林點將錄》與《東林籍貫》亦著錄在「四庫存目書」裡，他的寫作完全沒有犯忌諱的疑慮。38 從上述章學誠《湖北通志》稿本的問題中，已說明「東林」就是朋黨的象徵，也是乾隆皇帝所稱的「從來門戶清流禍」的代表，當時的官方典籍不允許有推崇「東林」的筆法，所以章學誠必須謹慎的回覆質疑者的意見，並以《欽定四庫全書》作為辯護藉口。乾隆皇帝不僅在御製詩文集、官方典籍闡述自己的朋黨觀，甚至藉由科舉策題考問諸生，以此作為甄拔人才的標準。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科、39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兩次殿試上，40乾隆皇帝皆以「東林」禍及國家為題，陳鼎，《東林列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5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1a1b。 32 陳鼎，《東林列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58，頁 1a-1b。 33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105。 34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頁 106。 35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頁 106。 36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頁 127-128。 37 章學誠，〈復社名士傳〉，《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卷 25，頁 269。 38 章學誠，〈湖北通志辨例〉，《章學誠遺書》，卷 27，頁 303。 39 試題曰：「至於聚徒講學，漸成門戶，始於騖虛名，終於受實害。如東漢、唐、宋黨禁，以及明之東林，其已事也。今將使學者篤潛修而杜私黨，其何以勸迪之歟？」參見仲光軍等編，《歷代金殿殿試鼎甲朱卷》，上冊（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5），頁 496。 40 試題云：「學術首念真偽，士子讀書敦行、處為良士、出為良臣，原不籍文字為標榜。自欺世盜名之徒，托言講學，謬竊虛聲。如明季東林諸人，流而為門戶、為朋黨，甚至莠言亂政，變易是非，實於朝常國體，世教民風，所關甚大。其何以息邪說、拒詖行，使行堅言辨者不得逞其私 31. 6.

(12) 第一章. 緒論. 垂詢應考士子的意見。同時乾隆皇帝亦規範官修典籍對「東林」之評論，即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就屢次闡發乾隆皇帝的朋黨之論，指責「東林」流毒危及於明朝衰亡。本文擬以乾隆時代之官修典籍、科舉試題為分析對象，討論乾隆皇帝如何藉由歷史評論、科舉命題等形式，實行一系列遏制朋黨的政策，禁制社會輿論對於東林的推崇，進而影響官方典籍改寫「東林」敘事及歷史評價。同時，本文亦探究地方志與民間記憶之間的互動，考察清初至乾隆期間方志編纂者如何徵引文獻及史料取捨的問題，分析他們如何調和官方論述與民間記憶的落差。. 第二節. 研究回顧. 一、東林研究晚明「東林」一詞，兼具學術及政治之意涵，學界慣以東林學派或東林黨，指稱不同面向的東林，因而近代以來有關東林的研究論著，偏向學術思想或政治文化方面。錢穆（1895-1990）曾指出東林學派具有承先啟後之關鍵地位，強調「清初學風盡出東林」，尤其東林人士承襲宋儒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影響晚明清初經世致用思潮的發展。 41 當代學者最常引用的東林研究專著莫過於謝國楨（1901-1982）《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42此書清晰勾勒出東林發展始末及其餘緒，整理出自明萬曆至清康熙間士人黨爭、文人結社的歷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謝氏參考引用的文獻資料中，不限於官修典籍之史事，更廣搜稗官野史、筆記小說及詩文集的各種記載，盡力拼湊出當時的社會情境與士人心態，其推論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參考依據。及至，1950 年代中國大陸學者深受唯物史觀啟發，史學界興起一股「晚明資本主義萌芽」之研究熱潮，此時「東林」及其鬥爭對象背後的階層、社會勢力成為討論焦點。43另一方面，1950-1970 年代日本歷史學界出現「鄉紳支配論」，至 1980-1990 年代又發展出「鄉紳土地所有論」、「地域社會論」. 臆，學術純粹，毋誤岐趨，以正人心而端風教歟？」參見仲光軍等編，《歷代金殿殿試鼎甲朱卷》，上冊，頁 510。 4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7-22。相關研究尚可參見：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蕭敏如，《東林學派與晚明經世思潮》，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古清美，〈清初經世之學與東林學派的關係〉，《孔孟月刊》（臺北，1985），24：3，頁 44-51。王汎森，〈「心即理」說的動搖與明末清初學風之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臺北，1994），頁 333-373。 42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43 陳永福，〈九十年來東林黨爭研究方法論評述〉，《中國史研究動態》，3（北京，2012），頁 52‒ 59。相關研究尚可參見：朱倓，《明季社黨研究》（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侯外盧，〈論明清之際的社會階級關係與啟蒙思潮的特點〉，《侯外盧史學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65-91。李洵，〈明末東林黨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張〉，《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3（長春，1957），頁 156-169。許大齡，〈試論明後期的東林黨人〉，《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 126-157。王天有，《晚明東林黨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7.

(13)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等理論方法。44是故，明季黨社議題也在此一學術潮流的影響下，日本學者試圖從社會經濟變動的視角，觀察東林士人在地域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政治訴求、核心思想。45此外，1957 年美國學者賀凱（Charles O.Hucker , 1919-1994）指出黨爭派別的結合，不盡然是地緣關係，他認為晚明東林運動的興起，源自於明代政府組職架構之特殊性，即所謂的「閣部衝突」。此時東林派學者認為首要之務，就是以儒家道德規範，整飭吏治、官風，即所謂的「道德重整的十字軍」。46嗣後，林麗月藉由賀凱的「制度摩擦」視角，探討東林與明代君主專制下政府組織的關係。另一方面，林氏從明代政治文化的背景下探討東林人士自主問題，分析東林黨人的政治理念、政治主張，及其對當代若干問題的態度。她認為傳統政治之「內聖外王」思想，影響東林士大夫重視政治道德，更在政治上主張「公是公非」，並且力爭吏部用人的自主權，而東林攻擊內閣已有間接批評君主的意義。47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東林運動研究的開始，主要來自知識份子在世變之下的反思，他們希望從歷史挖掘鼓舞民心士氣的精神典範，尤其 1930-1940 年代係民族主義史學、經世思潮的高漲階段，因此當他們敘說東林士人的風骨氣節或救世精神，也是現實世界的投射反應，深具學術報國的情懷。48爾後，隨著研究典範轉移，相關討論又延伸至經濟視角的地域社會、階級鬥爭史觀，或是政治文化史脈絡下的制度摩擦，這些成果不僅拓寬東林研究的視野，也重構、重述了東林運動興起的內、外在因素。其次，晚明書籍市場的蓬勃發展，及印刷出版業的百花齊放，也吸引學者試. 44. 常建華，〈日本八十年代以來的明清地域社會研究評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廈門， 1998），頁 72-83。 45 溝口雄三指出「東林派」為明末一股新的政治勢力，在朝者對抗皇帝的一元性專制體制，在野者則以中堅地主階層的身分領導鄉村。溝口氏認為東林運動的出現，實與里甲制崩潰有關，其目的是追求公治，及鄉村秩序的重整，並非僅是反宦官或反內閣。小野和子則認為自顧憲成等人反對張居正的「奪情」及推行「考成法」控制言論，及萬曆皇帝冊立太子問題之「爭國本」，就表明黨爭不僅是地域社會的問題，其主要衝突在於官僚反對內閣政策。參見（日）溝口雄三、喬志航等譯，〈所謂的東林派士人的思想：前近代時期中國思想的展開〉，《中國的歷史脈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相關研究尚可參見：（日）小野和子著，〈東林黨考〉，《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3。）（日）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與民眾〉，《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3）。 46 （美）賀凱、張永堂譯，〈明末的東林運動〉，《中國思想制度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81），頁 163-211。 47 林麗月，《明末東林運動新探》（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 48 錢穆謂：「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司馬氏表六國事，曰：『近己則俗變相類』，是書所論，可謂近己矣。豈敢進退前人，自適己意？亦將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於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問也。」又，謝國楨云：「九一八之變之後，我從日本歸來……我覺得明亡雖由於黨爭，可是吾國民族不撓的精神卻表現於結社。其間又可以看到明季社會的狀況和士大夫的風氣，是在研究吾國社會史上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寫這篇文字就以黨爭和結社為背景，來敘述明、清之際的歷史，以喚起民族之精神。」參見錢穆，〈自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4；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自序〉，頁 1。 8.

(14) 第一章. 緒論. 圖從書籍史、出版文化及公共領域的研究途徑，49重新審視晚明社會資訊傳播、社會輿論的發展。小野和子曾以明末流傳的《萬曆邸鈔》及《萬曆疏鈔》為例，指出這兩部書的編者都與「東林」有關，他們的編纂主旨就是宣傳東林的政治立場，爭取社會輿論的支持。50王鴻泰指出明代社會流傳廣布的邸報，培育出一群具有「天下關懷」的知識分子，他們透過閱讀邸報嫻熟朝廷事務，官員、士紳不僅私下咨嘆或言說，甚至對政府提出建言。再者，晚明「揭帖」已是傳達、宣揚某種特定理念的管道，有時也轉變為商品化的「刻本」，公然在街頭上販賣圖利。東林學者就在這一股論政風潮之下，通過邸報刊載的資訊，據此「訾議國政，裁量人物」，至於他們在會講上的講評內容，也「講畢立刊，傳布遠近各邑」。王氏認為「東林」就是依靠講會制度、傳播媒體的途徑，達到他們的政治影響力。51 大木康指出晚明印刷事業與出版文化的蓬勃發展，提供東林、復社成員宣揚政治理念的管道，他們投入更多心力在編輯、刊印書籍，意圖藉此影響輿論走向。52 此外，黃友灝關注到晚明清初高攀龍理學形象的轉變，他利用稀見的《高子未刻稿》，重建出高氏做為「東林黨魁」的事蹟，其指出崇禎年間高氏的門生親友為了爭取從祀孔廟，通過碑傳書寫與編纂《高子遺書》之途徑，刻意淡化高氏與黨爭的關係，塑造成為「融會朱陸」的儒者。及至清初，因為時代學風的變化，高家後人編輯的《高子節要》中，高攀龍再轉為恪遵朱子家法的學者。53 據上述的研究指出，東林士人為了擴展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不僅刊印講會上的言論，甚至從重新編輯邸報的內容，企圖操控社會輿論走向，即從東林的立場解釋萬曆一代的政治爭端。不僅如此，東林後裔更利用文本刪節、修改的方式，重塑其先人的歷史形象，藉此符合當代的政治氛圍及學術潮流，用以達成某種特殊目的。由此可知，東林研究亦可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切入，更細緻的梳理後人如何重述、重構的書寫東林，辨析出不同時期敘事者賦予的時代意義。近年中國大陸史學界出現一場「東林是否為黨」之論戰，首開其端的人是牛建強，他指出「東林學派」與「東林黨」實為兩種不同的概念，藉此分析兩種概念產生的時間及其內涵變化，並且認為「東林學派」僅利用輿論壓力影響政局，所謂的「東林黨」係被政敵汙衊而來。54從牛氏的行文脈絡中，可以發現此一觀相關研究參見：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20：1（臺北，2009），頁 181-215。張獻忠，〈文社、書坊與話語權力—晚明商業出版與公共空間的興起〉，《學術研究》，9（天津， 2015），頁 101-115。王一樵，〈近二十年明清書籍、印刷與出版文化相關研究成果評述〉，《明代研究》，26（臺北，2016），頁 165-198。劉中興，〈論晚明東林黨的輿論活動及其影響〉，《安徽史學》，6（合肥，2016），頁 29-35。 50 小野和子指出顧憲成等人興辦「東林書院」，目的就是主導社會輿論，並且通過鄰近的書院網絡，形成「君子之黨」。另一方面，顧憲成為吳亮主編的《萬曆疏抄》撰寫書序，并且參與刊行，就是藉此傳播自己的政治主張，擴大東林的朋黨勢力。參見（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頁 86-136。 51 王鴻泰，〈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明代研究》，12（臺北，2009），頁 41-92。 52 （日）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67‒84。 53 黃友灝，〈高攀龍理學形象的塑造及其轉變—以明末清初高氏著作的編刻為中心〉，《漢學研究》， 32：4（臺北，2014），頁 133-166。 54 牛建強，〈明後期政界之紛爭――兼論東林學派政爭之非直接介入〉，《東北師範大學報》（哲學 49. 9.

(15)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點同於高攀龍、黃宗羲之論點，即狹義的解釋「東林」。此後，樊樹志延伸牛氏的論點，指出「東林書院」並非《明史》所謂「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東林士人講學活動是以弘揚正統學脈為己任，「東林黨」僅是汙衊之詞。55樊樹志此一東林絕非朋黨之觀點，引起中國大陸學界廣泛討論。56尤其李慶全盤否定樊樹志「東林非黨」的論點，李氏指出「東林黨」指涉對象超出「東林書院」的範圍，而且東林士人具有相同的政治理念，更直接介入政爭之中，絕非不問政治的冬烘書生。陳永福則注意到「非東林」士人的論述，他指出片面採信東林士人的論述，容易陷入一種迷思而不自覺，我們應更客觀分析晚明黨爭的內容及性質。57 從上述的東林是否為黨的論爭中，反映出文本建構與歷史書寫的問題，如李慶就曾提及《高子遺書》與《高子未刻稿》的文本差異性，他指出樊樹志僅憑《高子遺書》的記載，因此推論過程出現瑕疵。再者，部分學者在徵引文獻資料的時候，其實並未意識到時代差異性，忽略文本製作背後蘊藏的意識形態，以至於出現晚明史料與官修《明史》相互辯證的問題。二、官修史籍與清代政治葉高樹提及滿洲君主標榜「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四大信條，其中「法祖」就是強調對歷史經驗的尊重與遵循。自關外時期清太祖努爾哈齊（1559-1626，在位 1616-1626）就喜愛談論史事，此後他的繼任者亦遵循這一種借鏡歷史經驗的信條，並擴展至順、康、雍、乾四朝官修史書之上，也發展成為君主指導修史工作之內容纂寫、立論觀點，形成官修史書中的「以史御下」策略。即如清朝第一部以教化諸臣觀點的官修史書《御定人臣儆心錄》之〈植黨論〉，即與順治皇帝為禁抑朝中滿、漢官員相互結黨、傾軌的行為有關，此後繼任的康熙、雍正、乾隆諸帝亦不斷運用史論批評歷代朋黨之禍，以達禁制朋黨或整飭官箴之目的。 58 另外，葉高樹亦從心理層面分析康熙皇帝面對後世歷史評價之焦慮情緒，葉氏指出康熙皇帝干涉歷史纂修之原因，不僅是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本朝正統地位的爭論，更在於康熙皇帝從朝代競賽的角度，尋求他自己在歷史中尋求的定位。職是之故，康熙皇帝不允許《明史》纂修諸臣恣意評論明代君主，表面上告誡百官社會科學版），1（長春，1995），頁 19-24。 55 樊樹志說：「本文從幾個方面闡明東林非黨這一論點，以期引起爭鳴。」似乎早已預見此文的爭議性。參見氏著，〈東林非黨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上海，2001），頁 56。此後，樊樹志又陸續發表論文、出版專著，皆是重申此一觀點。參見樊樹志，〈東林書院的實態分析―― 「東林黨」質疑〉，2（北京，2001），頁 188-203。樊樹志，《晚明史（1573-1644）》（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參見該書第六章〈東林書院與東林黨〉，樊氏繼續深化「東林」非「黨」之觀點。 56 李慶，〈「東林非黨論」質疑〉，《中國典籍與文化》，3（北京，2004），頁 9-14；張秉國，〈「『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濟南，2006），頁 59-61；趙承中，〈東林是黨非黨問題研究綜述〉，《南京曉莊學院學報》，1（南京，2009），頁 110-115；陳永福，〈九十年來東林黨爭研究方法論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3（北京，2012），頁 52-59；陽正偉，〈對東林性質的再審視――從文獻學角度的考察〉，4（昆明，2013），頁 58-62。 57 陳永福，〈九十年來東林黨爭研究方法論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3（北京，2012），頁 52-59。 58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 10.

(16) 第一章. 緒論. 應以謙卑態度面對歷史，實則康熙皇帝在意的是君、臣位階問題，因為臣下永遠無法體會君主的難處，亦反映康熙皇帝焦慮其身後的歷史評價。59 喬治忠認為康熙皇帝雖是重視《明史》纂修，然則康熙皇帝並未強加干預，甚少發表個人論斷，反而給予明史館監修、總裁較大的自主權，亦未限制纂修官寫稿、發表見解的自由。喬治忠反對近代學界指責康熙皇帝干涉官修《明史》的論點。另一方面，喬治忠指出雍正皇帝親撰的〈御製朋黨論〉，影響官修《明史》的史論，對於東林黨人多所訾議。此後，乾隆皇帝更在〈題《東林列傳》〉中，顯露出他痛惡學者講學的態度，斥責陳鼎贊揚「東林」講學為邪說。至於康熙朝為何未完成官修《明史》，喬氏則認為康熙皇帝初涉足於經史，係從中吸取治國之經驗，此後逐漸厭惡書生妄議帝王的行徑。再者，康熙皇帝晚年罹患重疾，加之兩次預立、兩次廢黜太子，影響他的心理狀態，此後，康熙皇帝視史學為無用、有害之物，產生厭棄史學、史書的態度，這也影響官修《明史》的廢弛與中輟。此外，喬治忠提及乾隆皇帝的史學觀，強調儒家思想中的「臣節」，亦認為歷史褒貶予奪掌握在君主之上，這就是乾隆皇帝熱衷治史的緣故，因為君主必須壟斷歷史解釋權。60 王記錄從清代史館與政治的關係中，指出順治、康熙時期的治國方針係「崇儒重道」，提倡「以史資治」的文化政策，至雍正、乾隆兩朝更是講求文治、控制思想，尤其是乾隆皇帝標榜「稽古右文」之君，因此編纂大量的官修史籍，而且具有明確的政治導向，官修史書係統治策略的一環。是故，清代史館修史成為彰顯君主意志、價值觀的工具，史館一切皆是仰承「聖裁」、「欽定」，康熙朝甚至發展成君主親自干預修史，形成史書纂修次第進呈御覽的制度，此後史館寫作內容、遣詞用句皆受君主的監督審查。61 何冠彪認為清前期君主對官方史學編纂的干預，目的就是從民間漢族士人手上，爭奪明朝歷史的解釋權。即如康熙皇帝敕諭明史館諸臣，每完成兩三卷，便須上呈審覽，以此監視、掌控修史之內容。雍正皇帝也要求官修史籍須經其審定後，方可謂之信史。乾隆皇帝刻意操作中國歷代正統的歸屬、明清易代之際的人物評價，更主導編修《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欽定國史貳臣傳》、《欽定國史逆臣傳》諸書，務必使官方史籍符合他的史觀。62 陳永明指出乾隆皇帝對官方史學編纂的控制，其嚴密程度已達前無古人的境界，一切歷史敘述和論斷，都必須獲得他的同意和認可。而乾隆皇帝主導之下的. 59. 葉高樹，〈康熙皇帝的焦慮—立儲、開邊和歷史定位〉，《臺灣師大歷史學報》，54（臺北，2015），頁 45-94。相關研究尚可參見：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60 喬治忠，《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61 王記錄，《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2 何冠彪，〈清代前期君主對官私史學的影響〉，《漢學研究》，16：1（臺北，1998），頁 155-184。何冠彪，〈清高宗對南明歷史地位的處裡〉，《新史學》，7：1（臺北，1996），頁 1-27。何冠彪，〈清高宗《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的編纂與重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0： 3（臺北，1999），頁 671-697。 11.

(17)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官方史籍，一直存在調和滿漢矛盾的企圖，是以乾隆朝表彰南明忠臣的忠義行為，一方面強化人臣的忠君觀，另一方面也在支配、主導儒家道德價值觀。63 綜合上文所述，清前期君主干預官方史籍編纂的原因，既是教化臣民的統治之術，也是為了爭奪歷史解釋權。而在清前期君主文化政策制約之下的東林書寫，「東林」不僅是莠言亂政的朋黨，更是官方刻意操作的亡國禍首。至於，陳永明提及乾隆皇帝藉由表旌明末殉國者，刻意操控儒家的忠君觀，展現他作為歷史問題的仲裁者角色。不過，乾隆皇帝即便表旌明季忠臣，但他依然責備陳鼎盲目推崇東林人士「尚氣節」、「重名義」，64況且乾隆皇帝的史觀也不同於《明史稿》諸本及《明史》殿本尚且推崇「東林」諸人的立朝大節。職是之故，我們必須更細緻的比對不同時期《明史》稿本中的東林敘事，梳理史稿內容變化與清代君主的關係。我們也必須繼續追問的是，官方典籍與社會記憶之間的互動關係，即如各省地方志如何書寫「東林」？編纂者既要表彰鄉里先賢，卻又不可違逆官方意識形態，在這兩者之間他們又該如何取捨或調和？楊念群認為明遺民究責亡國禍首的心態，影響清初輿論開始爭論「東林」的歷史定位，而當時批評東林的意見居多。另一方面，清朝君主巧妙運用東林清談誤國的輿論走向，塑造一種明亡於士人結黨的定論，藉此開啟一系列高壓政策。即如雍正皇帝不僅頒布《御製朋黨論》告誡士人，並且嚴禁文人結社及查封書院，而乾隆皇帝更是大興文字獄，整肅讀書人的政治思想。65 吳振漢透過《弘光實錄鈔》、《行朝錄》的史源分析，指出黃宗羲因為東林後裔的身分，他的著作凡是涉及門戶相爭的事情，相關史料的取捨就不盡公允，甚至刻意渲染、扭曲南明史實，意在彰顯懲惡揚善的《春秋》筆法。再者，黃宗羲雖未參與《明史》纂修，但他的長子及門生共赴明史館任職，黃氏的史著也奉旨宣付史館。是故，官修《明史》明顯存在黃宗羲的影響力，而他的史觀也影響後世深遠。66 從上述可知，清初遺民史家追究明亡之因的討論中，一派主張明亡於黨爭而「東林」就是禍首的論點，竟然成為清代君主施行高壓統治的藉口。另一派反對「東林」與亡國有關的意見，不僅在康熙時期明史館內部成為主流意見，也是乾隆初年《明史》武英殿本的纂修底稿。楊念群的觀點提醒我們，官方並非一昧的與明遺民史家爭奪歷史解釋權，有時候反而選擇有利於己的論述，展開一系列整肅漢族士人的政策。從吳振漢指出的黃宗羲與《明史》編修的關係，即可解釋康熙時期明史館為何採用推崇東林的筆法，但這也是為何雍正朝重啟《明史》編纂之後，雖是承襲王鴻緒《明史稿》的舊稿，卻必須在代表官方意識形態的史論中，. 63. 陳永明，〈《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與乾隆對南明殉國者的表彰〉，《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頁 183-219。 64 陳鼎，《東林列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58，頁 1a-1b。 65 楊念群，〈「東林餘孽」與讀書人的抱團政治〉，《皇帝的影子有多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 58-64。 66 吳振漢，《黃宗羲的南明史學》，《中央大學人文學報》，56（桃園，2013），頁 29-61。 12.

(18) 第一章. 緒論. 嚴厲的指責東林結黨亂政。.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與分析清中葉以前「東林」書寫的歷史流變，筆者認為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顧憲成重建東林書院，雖是「東林」躍上歷史舞台的開始，然而明清以來就有史家追朔至「爭國本」期間，67甚至到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奪情」事件。68是故，本文第二章〈東林敘事的建構歷程〉擬從「東林」歷史的溯源開始，分析「東林前史」的建構歷程與書寫脈絡。69其次，晚明「梃擊」、「紅丸」、「移宮」延伸出的政治風暴，並未隨著事件的落幕而停止，直至崇禎及弘光時期仍圍繞著《明光宗實錄》、《三朝要典》的改寫、存廢問題，代表「三案」是東林及其敵對勢力的爭論焦點。70筆者嘗試梳理每一個事件發生當下的反應，及分析「三案」概念形成後的黨爭論述。再者，清初推崇東林者為了維護「東林」的聲譽，曾提及明天啟年間發生的黨獄事件中，「東林六君子」展現出寧死不屈的風骨氣節，並且指出這一種忠義精神延續至易代之際的殉國者身上。71至於「東林六君子」獄中故事的來源，則出自傳奇色彩濃厚的「燕客」所寫，明人黃煜（生卒年不詳）在《碧血錄》甚至寫了一篇〈燕客傳略〉表彰此人。姑不論「燕客」的真實身分究竟是誰，抑或此人僅是虛擬出來的角色，但「東林六君子」伏節死義的道德形象，透過晚明清初史籍、時事小說的反覆重述，已深深烙印在社會大眾的記憶中。本文擬從晚明清初傳抄「東林六君子」的著作中，梳理不同文本之間的重述、改寫及擴展之脈絡，探究社會記憶及歷史書寫交互影響之下的六君子. 67. 蔣平階謂：「先是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爲請，政府惟王家屏與言者合，力請不允，放歸。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多事，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軌，垂五十年。」參見氏著，《東林始末》，《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2），頁 27-28。 68 吳應箕曰：「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於奪情，以其為氣節之倡也。」參見氏著，《東林本末》，《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2），〈江陵奪情〉，頁 15。又，黃宗羲曰：「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參見氏著，《明儒學案》，卷 58，〈東林學案一〉，頁 1375。 69 日本學者小野和子曾劃分出六個階段的東林史，第一階段即是「東林前史」，始於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1525-1582）任首輔之時，至萬曆十年（1582）張氏病逝為止。小野氏指出當時雖無「東林黨」之名目，但反對張居正擴權、奪情的陣營中，不少官員即是之後的「東林黨人」，因此她稱之為「前史」。參見氏著，《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終章〉，頁 370-376。 70 吳應箕謂：「辛亥則門戶分焉，至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三案何以知東林哉？今亦幸有三案為涇渭矣！」參見氏著，《東林本末》，《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巳癸考察〉，頁 17-18。 71 孫奇逢指出萬曆以來明朝政治腐敗，僅見東林諸君子維繫儒家綱常倫理，如天啟六年（1626）「東林黨禍」及崇禎十七年「甲申之變」（1644）之殉國、死難者都是東林之人。參見氏著，《理學宗傳》，《續修四庫全書》，冊 5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2，〈顧端文公〉，頁 401。 13.

(19)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故事。有關清初東林論述的問題，本文在第三章〈明末清初東林論述的變化〉擬從士人群體的討論開始，考察他們在追究「明亡之因」概念下，如何重述、重構晚明歷史中的「東林黨」，及推崇者又採取何種論述辯駁明亡禍首的指控。另一方面，孫奇逢與黃宗羲曾先後撰寫明代學術史著，雖然論述觀點不盡相同，也出現不少歧異之處，但他們都在書序或跋語提及清初輿論誤解、汙衊了「東林」，或許這就反映孫、黃二氏建構「東林學派」的動機及心態，即強調學術純粹性的「道脈傳承」，亦是一種扭轉朋黨形象的途徑。其次，明末以來就有爭取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從祀孔廟的議論，即便在清初仍有學者繼續推動，他們甚至改寫、重編及重刊東林學者的著作，以便順應時勢潮流的轉變，這也重新塑造晚明學術史上的「東林」面貌。本文擬從甲申之變（1644）後，梳理士人群體重述、重構之下的「東林」，考察不同論述的形成脈絡及其演變，藉此分疏清初多元又複雜之東林論述。關於清代官修《明史》之「東林」問題，不僅涉及清初以來爭論已久的「東林」樣貌，亦是清前期君主施行文化政策、爭奪歷史話語權的場域。是故，本文第四章〈官修《明史》的東林爭論及改寫〉嘗試從各階段《明史》編修人員對於體裁體例的討論，考察他們如何面對清初紛擾不休的「東林」爭議。另一方面，歷代正史的「論贊」代表「本朝」對「前朝歷史」的蓋棺論定，是以「史論」深受官方意識形態制約。然而，翻閱康熙年間熊賜履進呈的 416 卷本《明史稿》及乾隆朝刊印的武英殿本《明史》之「論贊」，則清晰可見兩者對「東林」的評論迥異，這反映出官方對於正史編纂的干預程度。因此，本文擬以現存的《明史稿》比對《明史》武英殿本的論述差異，討論有關東林士人的改寫及重述。在乾隆皇帝禁制朋黨的政策之下，官方典籍否定「東林」代表道德理想或風骨氣節，不僅是在歷史著作的改寫、重述，甚至擴展至科舉策問的命題上，此時「明之東林」就是「莠言亂政」的代表。另一方面，乾隆朝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舉凡是東林士人撰寫的著作或描寫他們事蹟的書籍，《提要》就會大肆抨擊「東林」結黨亂政，體現乾隆朝對於「東林」的新論述。此外，既然乾隆皇帝建構另一種新的東林論述，則清前期的地方志如何書寫「東林」，這裡面涉及官方意識形態與地方集體記憶之間的角力。是故，本文第五章〈清代官方論述的再調整〉擬從乾隆皇帝的御批史書、御製文集、起居注及實錄中，探討他論述之下的「明亡於黨爭」。並且藉由梳理乾隆朝的官修史籍，分析編纂官員如何稟承上意重述、重構「東林」。另外，分析清初以來至乾隆朝期間地方志對於「東林」的書寫變化，探討方志纂修與社會記憶的互動關係。關於「東林」多元面貌的探討，張岱曾在《石匱書》專設一篇〈門戶列傳〉，其敘事圍繞在「東林」與黨爭，他在此傳總結朋黨亡國論，曾有一段鞭辟入裡的敘述，其文曰：笑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甌無缺之天下，平心論之，實實葬送於朋黨諸君子 14.

(20) 第一章. 緒論. 之手，如舉觥而釂，一氣飲乾，不剩其滴，則諸君子之手亦云辣矣。…… 朋黨諸君子推其私心，只要做官，要官做則又百計千方裝點其不要官做，故別其路曰：「門戶」，集其人曰：「線索」，傳其術曰：「衣缽」，美其號曰： 72 「聲氣」，竊其名曰：「道學」。張岱認為顧憲成、高攀龍諸人講學東林書院之後，「東林」即以傳道自命，竊取道學之名義，以氣節相標榜，美化其追求高官厚祿之目的。張岱指出「東林」樹立門戶，以聚集生徒為門路，假借傳承衣缽而代代相傳。張岱此一「東林論述」寫在明清鼎革後，因此深具亡國之痛的情緒，未必客觀公允的分析「東林」，卻也揭露出「東林學派」和「東林黨人」之間的複雜性，此與「東林」力持清議有關。而張岱檢討「東林」與明亡之關係，反映「東林」從萬人景仰的社會聲望，至清初已是千夫所指的罪人。此一種歷史書寫的轉變，不僅是敘事者之身分及其生活的時代環境所致，更存在各種史料背後的社會記憶，即便一些看似已銷聲匿跡的人、事記憶，因為敘事者想從歷史尋求某種論據，則又被人們重構、重述，甚至推動另一波與此有關的歷史書寫。73參照本文研究所指的清前期「東林」建構與歷史書寫，亦即考察「東林」如何被書寫及建構的歷程，惟「東林」更是一種抽象概念，不僅是指晚明的那一群士人而已，也是象徵士人風骨、經世思想的展現，甚至是黨爭亡國的禍首，端看後代敘事者從哪種角度、距離來論究他們。職是之故，本文將利用明清時期官修典籍、私修野史、文集筆記之史料文獻，探討「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張岱，《石匱書》，《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冊 319，卷 185，〈門戶列傳〉，頁 661-662。 73 相似的研究個案，如陳永明在清代張煌言（1620-1664）歷史形象轉變的研究中，指出張氏在清代文獻典籍上，曾出現多種形象迥異的記載：清初的「抗清明臣」、盛清的「儒家志士」、晚清的「革命先驅」、「民族英雄」。參見氏著，《從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張煌言形象的轉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72. 15.

(21) 明萬曆至清乾隆「東林」之建構與歷史書寫. 第二章第一節. 東林敘事的建構歷程時人追憶中的東林前史析論. 「東林前史」即追溯東林歷史的過程中，書寫者界定的歷史淵源及群體性質。本章節析論對象係以清乾隆四年（1739）官修《明史》告成之前，文獻典籍中的「東林前史」，探討編纂者重構、重塑「東林史」之用意及心態。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明史監修總裁熊賜履（1635-1709）進呈 416 卷本 1 《明史》御覽。隔年（1703）康熙皇帝（1654-1722，在位 1661-1722）詔諭內閣大學士等，指出熊賜履進呈的《明史》稿本疏漏甚多，2故將史稿發回內閣，重新審定、校對。檢閱熊賜履進呈本的內容，在〈顧憲成列傳〉中有一段何者為「東林」的敘述，其文曰：凡救李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論移宮紅丸者，杵魏忠賢者，率指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於是朋黨之禍中於國，歷四十餘年，迄明亡而後已。3 根據此一種定義，凡是晚明重大政治爭端，都存在「東林」的身影，即從萬曆時代之國本之爭、疏救李三才（1552-1623）、爭論京官考察及揭發科場舞弊等事。到了天啟年間，奏疏彈劾魏忠賢（1568-1627）、調查熊廷弼（1569-1625）「封疆」，抗旨爭辯「梃擊」、「紅丸」及「移宮」等三大案。雖然 416 卷本《明史》未受到康熙皇帝的青睞，但這一段界定「東林」的論述，一直保留到乾隆四年（1739）刊印的武英殿本《明史》上。4其次，清朝官方纂修的《明史》，起自順治二年（1645）設館修史，至乾隆四年（1739）付梓成書，共歷時九十四年。在這一段漫長的修史過程中，康熙十八年（1679）開設明史館，曾有一批情感認同明代的遺民士子，他們是心懷「為故國存信史」的理念，因此廁身史館編修《明史》。如布衣修史關於 416 卷本《明史》，舊說為「萬斯同稿本」，近時又有「熊賜履進呈本」之論點。參見衣若蘭，〈舊題萬斯同 416 卷本《明史》〈列女傳〉研析〉，《漢學研究》，28：1（臺北，2010.03），頁 263-293。本論文採用衣若蘭的觀點，認為現存北京圖書館藏 416 卷《明史》抄本（今收錄在《續修四庫全書》），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熊賜履進呈本。 2 康熙皇帝指稱明史稿中，魏忠賢列傳疏漏甚多，並未翔實記載魏氏惡跡；又云明思宗殉國之事，亦未查明跟隨殉難的宦官是何人。參見《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冊 6（北京：中華書局， 1986），卷 212，康熙四十二年四月戊戌條，頁 149。 3 （舊題）萬斯同，《明史》，416 卷，《續修四庫全書》，冊 3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344，〈顧憲成列傳〉，頁 154。 4 《明史》武英殿本稱：「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論移宮紅丸者，杵魏忠賢者，率指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焰，一網盡去之。善類為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黑筆底線部分，為殿本編纂者改寫的部分。參見《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1），冊 20，卷 231，〈顧憲成列傳〉，頁 6033。 1. 16.

(22) 第二章東林敘事的建構歷程. 的萬斯同（1638-1702）就深受時任《明史》監修總裁徐元文（1634-1691）的信賴，雖萬氏不具銜、不受俸，但對於史稿的修改審定，有著莫大的影響力。5熊賜履進呈的 416 卷《明史》，底稿就來自徐元文監修的明史稿。6是故，我們可以推論此一種界定東林的定義，也是萬斯同審定之下的內容。另一方面，萬斯同的老師黃宗羲（1610-1695），在康熙十五年（1676）完稿的《明儒學案》之〈東林學案〉序文中，曾試圖重新塑造「東林」一詞之定義、內涵，其言如下：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為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7 黃宗羲界定之下的「東林」，乃是一批在東林書院潛心問學、砥志礪行的儒家學者，絕非政敵所謂的爭權奪利之徒。相較官修《明史》之〈顧憲成列傳〉的東林論述，《明儒學案》之〈東林學案〉則強調「東林」絕非圖謀富貴的朋黨，凡是有關「東林黨」的指控，只是小人加諸的罪名。至於，那些涉入政爭的正人君子，為何被稱為東林之人，黃氏認為有兩種因素，一是諸君子的風骨節操同於東林諸人，所以社會輿論視之為「東林」；二是小人不僅誣枉「東林」為朋黨，更想興起一場株連甚廣的黨獄，凡是朝中正人亦稱之為「東林黨人」，藉此肅清所有反對者。次之，黃宗羲雖未參與《明史》纂修，但他派出長子黃百家（1643-1709）及其門人萬斯同（1638-1702）赴明史館任職，黃氏的著作亦奉旨宣付史館，所以康熙朝官修《明史》的編修方向，大致符合黃宗羲的歷史解釋觀念。8再者，萬斯同審定之下的 416 卷本《明史》，因礙於紀傳體正史的編寫體例，有關「東林」的敘事、史論必須散見在各個人物列傳，不能完整呈現出東林始末。然而，從黃宗羲的著作中，可知他不贊成用「東林黨」的概念，書寫明代歷史中的「東林」。上述官修正史的編纂體例、史家筆法的問題，反映出黃宗羲、萬斯同師徒二人對於「東林」差異，牽涉到黃宗羲身為東林後裔的主觀立場，及萬斯同等人為新朝編寫前代史的困境。上述兩則史料文獻的記載，其實呈現出不同脈絡之下的「東林前史」，一是追溯至萬曆皇帝（1563-1620，在位 1572-1620）冊立太子之「國本」爭議；一是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頁 36。楊樁曰：「四十一年冬，熊公來商於諸公，猶以徐稿進呈，上覽之不悅，命交內閣細看。」參見氏著，《孟鄰堂文鈔》，《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2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2，〈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頁 26。 7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 58，〈東林學案一〉，頁 1375。 8 吳振漢，《黃宗羲的南明史學》，《中央大學人文學報》，56（桃園，2013），頁 29-61。 5 6.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