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顧

垂詢應考士子的意見。同時乾隆皇帝亦規範官修典籍對「東林」之評論，即如《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就屢次闡發乾隆皇帝的朋黨之論，指責「東林」流毒危及 於明朝衰亡。

本文擬以乾隆時代之官修典籍、科舉試題為分析對象，討論乾隆皇帝如何藉 由歷史評論、科舉命題等形式，實行一系列遏制朋黨的政策，禁制社會輿論對於 東林的推崇，進而影響官方典籍改寫「東林」敘事及歷史評價。同時，本文亦探 究地方志與民間記憶之間的互動，考察清初至乾隆期間方志編纂者如何徵引文獻 及史料取捨的問題，分析他們如何調和官方論述與民間記憶的落差。

第二節 研究回顧

一 、東林研究

晚明「東林」一詞，兼具學術及政治之意涵，學界慣以東林學派或東林黨，

指稱不同面向的東林，因而近代以來有關東林的研究論著，偏向學術思想或政治 文化方面。錢穆（1895-1990）曾指出東林學派具有承先啟後之關鍵地位，強調

「清初學風盡出東林」，尤其東林人士承襲宋儒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影響晚明 清初經世致用思潮的發展。⁴¹當代學者最常引用的東林研究專著莫過於謝國楨

（1901-1982）《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⁴²此書清晰勾勒出東林發展始末及其餘緒，

整理出自明萬曆至清康熙間士人黨爭、文人結社的歷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謝 氏參考引用的文獻資料中，不限於官修典籍之史事，更廣搜稗官野史、筆記小說 及詩文集的各種記載，盡力拼湊出當時的社會情境與士人心態，其推論至今仍是 不可或缺的參考依據。及至，1950 年代中國大陸學者深受唯物史觀啟發，史學界 興起一股「晚明資本主義萌芽」之研究熱潮，此時「東林」及其鬥爭對象背後的 階層、社會勢力成為討論焦點。⁴³另一方面，1950-1970 年代日本歷史學界出現

「鄉紳支配論」，至1980-1990 年代又發展出「鄉紳土地所有論」、「地域社會論」

臆，學術純粹，毋誤岐趨，以正人心而端風教歟？」參見仲光軍等編，《歷代金殿殿試鼎甲朱卷》， 上冊，頁510。

4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7-22。相關研究尚可參見：余 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李紀祥，《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臺北：文 津出版社，1992。蕭敏如，《東林學派與晚明經世思潮》，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古清 美，〈清初經世之學與東林學派的關係〉，《孔孟月刊》（臺北，1985），24：3，頁 44-51。王汎森，

〈「心即理」說的動搖與明末清初學風之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臺 北，1994），頁 333-373。

42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43 陳永福，〈九十年來東林黨爭研究方法論評述〉，《中國史研究動態》，3（北京，2012），頁 52‒

59。相關研究尚可參見：朱倓，《明季社黨研究》（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侯外盧，〈論明清 之際的社會階級關係與啟蒙思潮的特點〉，《侯外盧史學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65-91。李洵，〈明末東林黨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張〉，《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3（長春，1957）， 頁156-169。許大齡，〈試論明後期的東林黨人〉，《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1982），頁 126-157。王天有，《晚明東林黨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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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論方法。⁴⁴是故，明季黨社議題也在此一學術潮流的影響下，日本學者試圖 從社會經濟變動的視角，觀察東林士人在地域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政治訴求、

核心思想。⁴⁵此外，1957 年美國學者賀凱（Charles O.Hucker , 1919-1994）指出黨 爭派別的結合，不盡然是地緣關係，他認為晚明東林運動的興起，源自於明代政 府組職架構之特殊性，即所謂的「閣部衝突」。此時東林派學者認為首要之務，

就是以儒家道德規範，整飭吏治、官風，即所謂的「道德重整的十字軍」。⁴⁶嗣後，

林麗月藉由賀凱的「制度摩擦」視角，探討東林與明代君主專制下政府組織的關 係。另一方面，林氏從明代政治文化的背景下探討東林人士自主問題，分析東林 黨人的政治理念、政治主張，及其對當代若干問題的態度。她認為傳統政治之「內 聖外王」思想，影響東林士大夫重視政治道德，更在政治上主張「公是公非」，

並且力爭吏部用人的自主權，而東林攻擊內閣已有間接批評君主的意義。⁴⁷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東林運動研究的開始，主要來自知識份子在世變之下的 反思，他們希望從歷史挖掘鼓舞民心士氣的精神典範，尤其1930-1940 年代係民 族主義史學、經世思潮的高漲階段，因此當他們敘說東林士人的風骨氣節或救世 精神，也是現實世界的投射反應，深具學術報國的情懷。⁴⁸爾後，隨著研究典範 轉移，相關討論又延伸至經濟視角的地域社會、階級鬥爭史觀，或是政治文化史 脈絡下的制度摩擦，這些成果不僅拓寬東林研究的視野，也重構、重述了東林運 動興起的內、外在因素。

其次，晚明書籍市場的蓬勃發展，及印刷出版業的百花齊放，也吸引學者試

44 常建華，〈日本八十年代以來的明清地域社會研究評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廈門，

1998），頁 72-83。

45 溝口雄三指出「東林派」為明末一股新的政治勢力，在朝者對抗皇帝的一元性專制體制，在野 者則以中堅地主階層的身分領導鄉村。溝口氏認為東林運動的出現，實與里甲制崩潰有關，其目 的是追求公治，及鄉村秩序的重整，並非僅是反宦官或反內閣。小野和子則認為自顧憲成等人反 對張居正的「奪情」及推行「考成法」控制言論，及萬曆皇帝冊立太子問題之「爭國本」，就表 明黨爭不僅是地域社會的問題，其主要衝突在於官僚反對內閣政策。參見（日）溝口雄三、喬志 航 等譯，〈所謂的東林派士人的思想：前近代時期中國思想的展開〉，《中國的歷史脈動》（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相關研究尚可參見：（日）小野和子著，〈東林黨考〉，《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

冊6（北京：中華書局，1993。）（日）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士大夫與民眾〉，《日本學者 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冊6（北京：中華書局，1993）。

46 （美）賀凱、張永堂 譯，〈明末的東林運動〉，《中國思想制度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81）， 頁163-211。

47 林麗月，《明末東林運動新探》（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

48 錢穆謂：「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

別有會心。司馬氏表六國事，曰：『近己則俗變相類』，是書所論，可謂近己矣。豈敢進退前人，

自適己意？亦將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於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問也。」又，謝 國楨云：「九一八之變之後，我從日本歸來……我覺得明亡雖由於黨爭，可是吾國民族不撓的精 神卻表現於結社。其間又可以看到明季社會的狀況和士大夫的風氣，是在研究吾國社會史上很重 要的問題。所以我寫這篇文字就以黨爭和結社為背景，來敘述明、清之際的歷史，以喚起民族之 精神。」參見錢穆，〈自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4；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自序〉，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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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從書籍史、出版文化及公共領域的研究途徑，⁴⁹重新審視晚明社會資訊傳播、

社會輿論的發展。小野和子曾以明末流傳的《萬曆邸鈔》及《萬曆疏鈔》為例，

指出這兩部書的編者都與「東林」有關，他們的編纂主旨就是宣傳東林的政治立 場，爭取社會輿論的支持。⁵⁰王鴻泰指出明代社會流傳廣布的邸報，培育出一群 具有「天下關懷」的知識分子，他們透過閱讀邸報嫻熟朝廷事務，官員、士紳不 僅私下咨嘆或言說，甚至對政府提出建言。再者，晚明「揭帖」已是傳達、宣揚 某種特定理念的管道，有時也轉變為商品化的「刻本」，公然在街頭上販賣圖利。

東林學者就在這一股論政風潮之下，通過邸報刊載的資訊，據此「訾議國政，裁 量人物」，至於他們在會講上的講評內容，也「講畢立刊，傳布遠近各邑」。王氏 認為「東林」就是依靠講會制度、傳播媒體的途徑，達到他們的政治影響力。⁵¹ 大木康指出晚明印刷事業與出版文化的蓬勃發展，提供東林、復社成員宣揚政治 理念的管道，他們投入更多心力在編輯、刊印書籍，意圖藉此影響輿論走向。⁵² 此外，黃友灝關注到晚明清初高攀龍理學形象的轉變，他利用稀見的《高子未刻 稿》，重建出高氏做為「東林黨魁」的事蹟，其指出崇禎年間高氏的門生親友為 了爭取從祀孔廟，通過碑傳書寫與編纂《高子遺書》之途徑，刻意淡化高氏與黨 爭的關係，塑造成為「融會朱陸」的儒者。及至清初，因為時代學風的變化，高 家後人編輯的《高子節要》中，高攀龍再轉為恪遵朱子家法的學者。⁵³

據上述的研究指出，東林士人為了擴展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不僅刊印講會上 的言論，甚至從重新編輯邸報的內容，企圖操控社會輿論走向，即從東林的立場 解釋萬曆一代的政治爭端。不僅如此，東林後裔更利用文本刪節、修改的方式，

重塑其先人的歷史形象，藉此符合當代的政治氛圍及學術潮流，用以達成某種特 殊目的。由此可知，東林研究亦可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切入，更細緻的梳理後人如 何重述、重構的書寫東林，辨析出不同時期敘事者賦予的時代意義。

近年中國大陸史學界出現一場「東林是否為黨」之論戰，首開其端的人是牛 建強，他指出「東林學派」與「東林黨」實為兩種不同的概念，藉此分析兩種概

近年中國大陸史學界出現一場「東林是否為黨」之論戰，首開其端的人是牛 建強，他指出「東林學派」與「東林黨」實為兩種不同的概念，藉此分析兩種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