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纂修與社會記憶的調和

乾隆五十七年（1792）湖廣總督畢沅（1730-1797）委請章學誠（1738-1801）

主編《湖北通志》，⁴⁹及至五十九年（1794）乾隆帝巡幸天津，召畢沅入覲。此時 全書脫稿在即，⁵⁰故畢氏臨行之前，囑咐湖北巡撫惠齡（﹖-1808）協助完成《通 志》。就在這一段時間，因《湖北通志》的編修體例、敘事內容等問題，批評者 質疑章學誠的寫作內容有問題，甚至要求重新編修，而原本就對章氏頗具成見的 惠齡，亦偏袒批評者的論點。直到畢沅回來之後，公開表示自己對章學誠的信任，

並且指示他撰文回應批評者的修改意見，事情才暫告一段落。⁵¹不久，畢沅因湖 北白蓮教案奏報不實，被降補山東巡撫。失去支持者的章學誠，也被迫離開湖北，

返回家鄉會稽，他編寫的《湖北通志》亦未刊行。嘉慶二年（1797）章學誠與友

47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57，〈慶元黨禁〉，頁 35a-36a。

48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五集》，冊 9，卷 3，頁 7。

49 據姚名達考證，雖然章學誠代畢沅所作的〈通志序〉，曾云《湖北通志》始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 然而章學誠未刊稿卻屢見其言《通志》編纂始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參見胡適、姚名達，《章 實齋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105。

50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頁 106。

51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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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信中，提及自己開始整理《湖北通志》殘稿，編訂為《湖北通志檢存稿》，⁵² 並且寫下當時遭受攻擊的真相，尤其在〈復社名士傳〉、〈明季寇難傳〉兩篇末端，

他指出惠齡及批評者的迂腐、無知，竟然要求涉及東林、復社人物的字句，一律 刪削，其在〈復社名士傳〉曰：

顯貴某公云：「上諭履禁朋黨，豈可為復社作傳。」蓋貴人見解如此，知 文義者不難繹其說，以剖白也。諸名士但知奉承頤指，痛加砭謫，已詳辨 例，無庸綴矣。然於通部書中，遇旁文所引，如：東林黨議、復社姓名諸 錄，關考訂者，概簽摘云：「須諱」，不知其書皆錄入於《四庫全書》者也。

嗟乎，名士奉行貴人風旨，一至此乎。⁵³

文中「顯貴某公」即指惠齡，章學誠揭露當時《湖北通志》稿本之所以被大肆抨 擊的原因，就在於惠齡不滿他為復社人士立傳，公然指責此事違背官方嚴禁朋黨 的立場。在這一種政治語言的操控之下，一批奉承惠齡意見的批評者，開始不問 是非的攻擊他，不但責問為何寫復社人物傳略，甚至要求刪除關於東林、復社之 註釋書目。對此，章學誠反唇相稽惠齡等人的愚昧無知，雖藉由「犯時忌」來攻 擊他的著作，卻不知《通志》徵引的書目皆已收錄《欽定四庫全書》裡，根本不 存在政治忌諱的問題。另一篇〈明季寇難傳〉中，他指出這場文字審查的荒謬性，

如下：

而名士承惠中丞旨者，於「天啟黨議」句旁簽云：「宜諱」，真使人絕倒也。

其論贊中「朋黨」二字，又簽摘云：「宜諱」。此人如見〈御制朋黨論〉， 不知如何作解也。⁵⁴

批評者不但指責他為何寫「天啟黨議」一語，甚至要求刪除論贊裡面的「朋黨」

二字。故章氏反諷的說，若云「朋黨」犯時忌，則看見雍正皇帝親筆書寫的〈御 制朋黨論〉，這些人又如何自圓其說。相較《湖北通志檢存稿》的未公開性質，

章學誠稟承畢沅指示所寫的〈駁議〉一文，就是他公開回應質疑者的抗辯書，其 文云：

駁議云：「明末東林士習，屢奉嚴諭，豈宜再列，〈復社名士傳〉擬刪。」

今案：「〈復社名士〉之篇，記當日風氣以著戒，實非表揚其人。前序後論 反復申明。且於〈復社傳〉後，緊接〈寇難〉之篇，明寓門戶以啟干戈，

略見微意，即紬譯列聖訓諭，亦祇明指以示戒，非欲諱沒其事也……通部 書中，有引復社名姓錄之書為考證處，皆簽摘云：「須諱」，則幾於自造律 例矣。夫陳鼎《東林列傳》例，錄入《欽定四庫全書》。王紹徽《東林點 將錄》及《東林籍貫》等書，皆著《四庫》之錄，朝廷方且有取其書，《通

52 胡適、姚名達，《章實齋先生年譜》，頁 127-128。

53 章學誠，〈復社名士傳〉，《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卷 25，頁 269。

54 章學誠，〈明季寇難傳〉，《章學誠遺書》，卷 25，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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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著為厲禁，何所受耶。⁵⁵

文中所謂的「明末東林士習」，即指明季士人結黨之風，始自顧憲成（1550-1612）

等人講學東林書院。批評者藉由清代列朝皇帝禁制朋黨的嚴諭，斥責章學誠為何 執意撰寫〈復社名士傳〉，因此要求章氏刪除此篇。然而，章學誠首先解釋自己 並非表彰復社諸人，因為〈復社名士傳〉後一篇就是〈明季寇難傳〉，他其實是 明白說出黨人相爭的惡果。其次，批評者反對章氏標註有關東林、復社人物之書 目，亦要求刪除相關的註釋。對此，章學誠指出批評者不知《四庫全書》已收入

《東林列傳》，而批評者指為禁書的《東林點將錄》與《東林籍貫》亦著錄在「四 庫存目書」裡，他的寫作完全沒有犯忌諱的疑慮。

從上述章學誠《湖北通志》稿本的問題中，呈現出清乾隆時期的時代氛圍，

即在無孔不入的官方文字審查之下，僅憑君主個人一時的好惡論斷，又缺少明確 的定罪量刑標準，隨之而來的就是民間「自我壓抑」現象。即如作者自我刪竄敏 感內容，甚至出版者、藏書家及讀者也會刪除塗抹爭議文字，這一種民間的自我 約束、自我刪竄的力量，已超出統治者原先所想像不到的廣度和深度。⁵⁶或許，

章學誠的《湖北通志》稿本遭受如此嚴密審查，是他被捲入湖北官場的權力鬥爭 中。抑或，審查人員憂慮稿本內容觸犯了政治禁忌，若形成一場皇帝關注的文字 獄案，將致使無數人被牽連獲罪。但無論實情為何，已說明「東林」就是朋黨的 象徵，也是乾隆皇帝所稱的「從來門戶清流禍」的代表，⁵⁷當時的官方典籍不允 許有推崇「東林」的筆法，所以章學誠必須謹慎的回覆質疑者的意見，並以《欽 定四庫全書》作為辯護藉口。

然而，參照康熙、雍正時期編纂的地方志書中，記載「東林」相關事跡、敘 述比比皆是，例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行的《常州府志》之〈風俗〉即曰：

楊龜山先生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寓吾常十有八年，講道城東書堂，四 方之士雲集。……至於明，顧、高兩先生振起東林之席，……忠節素著於 毘陵，……逮有明三百年，其間舍生取義，凜凜於易儲、大禮、紅丸、梃 擊、移宮、閹禍、改革諸大事者，不可枚舉。⁵⁸

府志稱宋代理學的南傳，出自程門弟子楊時講學無錫，及至明代顧憲成、高攀龍 修復楊時講課之所，重振東林書院。府志提及常州一向以崇尚忠節見稱，尤其晚 明「國本之爭」、「紅丸」、「梃擊、「移宮」三案、反魏忠賢擅權諸事。相較乾隆 晚年章學誠編纂《湖北通志》的遭遇，上述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行的《常州 府志》中，並未見任何避諱「東林」的敘述，甚至稱讚「東林」傳承儒學正脈，

55 章學誠，〈湖北通志辨例〉，《章學誠遺書》，卷 27，頁 303。

56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的「自我壓抑」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345-442。

57 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五集》，冊 9，卷 3，頁 7。

58 于琨、陳玉璂，《（康熙）常州府志》，《中國方志集成・江蘇府縣輯》，冊36（南京市 : 鳳凰出 版社，2008），清康熙 34 年（1695）刻本，卷 9，〈風俗〉，頁 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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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他們具有捨身取義的士人風骨，彰顯「東林」諸人在「國本」、「三案」及天 啟黨禍中的表現。

其次，雍正十三年（1735）刊印的《朔平府志》中，收入一則康熙四十年（1701）

霍燝〈通志關乎國史等事詳〉呈文，提及其曾祖霍鍈雖已寫入《山西通志》之〈人 物〉裡，惟獨缺漏霍鍈的奏議、誌狀，懇請山西巡撫噶禮下令查明後，敘入通志，

其言如下：

職曾祖故明丙辰進士通政司霍鍈已經纂入人物之條，生平志節可見一斑已，

獨是志與史相表裏，循名核實，採風者必慎之。職曾祖本傳中，僅約畧其 槩其生平居鄉，立朝之大德大節未載一二，恐後之讀志者疑為敷衍之詞，

而難以取信將來也。伏讀〈藝文〉內所紀，諸名臣奏疏、誌狀種種皆所謂 考實以傳者，職曾祖先任御史適值魏閹擅權之日，曾為楊、左諸賢上「輿 論定於持平、國史期於傳信」一疏，大杵時局。及「巡按陝西敘功疏」， 不及廠臣一字，遂奉中旨削籍，至崇正元年方蒙賜環。今疏藳具在，若平 常建白之言，可以弗錄，而生死關頭臨大節，而不奪者似難泯沒，至於生 平行實則見之大。……謹將職曾祖奏議、誌銘錄呈憲覽，伏祈採擇鑒定，

准職自備楮板，遵照刊行；仍批行典守志板，衙門查明敘入。……俾直臣 之清風勁節，得傳不朽，用以鼓勵人心，維持風教，其所關亦政匪淺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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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燝指出通志若缺少其曾祖霍鍈的奏疏，將使後人無法得知他的立朝大節，尤其 是霍鍈曾為楊漣、左光斗辯白的奏疏，無畏當時權勢薰天的宦官魏忠賢。此後，

霍鍈又在巡按陝西敘功疏中，故意不提及魏忠賢有功，因此遭受革職查辦，至崇 禎元年才赦罪召還。霍燝認為這兩則奏疏不同一般建白之言，而是不畏生死福禍 的風骨氣節，具體展現其曾祖霍鍈的品德操守。霍燝呈文結尾稱此兩則奏疏中，

展現為人臣者直言諫諍的本色，若載入史冊永傳不朽，則有助於人心教化之作用。

從霍燝的呈文中，可知他認為搶救「東林」諸人與反抗權璫魏忠賢，皆是值得大 書特書之事，可以彰顯其曾祖霍鍈的歷史評價。此外，雍正十三年（1735）刊印 的《朔平府志》中，已收入霍鍈的奏疏，代表方志編纂者亦認同霍燝的觀點，未 曾以「東林」為忌諱。從上述兩部康熙、雍正兩朝刊印的方志中，可知當時「東 林」並非不可提及的政治禁忌，而是歷經乾隆皇帝論述之下的黨爭亡國觀，以及 嚴密文網、禁燬書籍的政策中，「東林」遂成「從來門戶清流禍」的代表。

從霍燝的呈文中，可知他認為搶救「東林」諸人與反抗權璫魏忠賢，皆是值得大 書特書之事，可以彰顯其曾祖霍鍈的歷史評價。此外，雍正十三年（1735）刊印 的《朔平府志》中，已收入霍鍈的奏疏，代表方志編纂者亦認同霍燝的觀點，未 曾以「東林」為忌諱。從上述兩部康熙、雍正兩朝刊印的方志中，可知當時「東 林」並非不可提及的政治禁忌，而是歷經乾隆皇帝論述之下的黨爭亡國觀，以及 嚴密文網、禁燬書籍的政策中，「東林」遂成「從來門戶清流禍」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