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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修典籍對東林士人的重述

第五章 清代官方論述的再調整

第二節 官修典籍對東林士人的重述

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皇帝詔令國史館,務必期限之內修畢國史諸臣 列傳,乾隆皇帝在諭旨中說:「《春秋》者,天子之事」,34此句源自《孟子・滕文 公章句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 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35乾隆皇帝在此延伸為善惡褒貶的歷史論斷,惟有一 國之君具有權力,展現他超越史館修史制度之下的史權,這也是乾隆皇帝熱衷於 史書論斷的緣故。

清代官修通鑑綱目體的編纂,始自康熙朝二十年代,康熙皇帝仿照朱熹《通 鑑綱目》,親筆點校《資治通鑑前編》、《資治通鑑綱目》、《續資治通鑑綱目》三 書。康熙四十年代,康熙皇帝彙整上述三書,加上自己的眉批史論,合刊成《御 批資治通鑑綱目全書》。乾隆皇帝深受康熙皇帝的啟發,於乾隆四年(1739)官 修《明史》武英殿本告成後,立即敕令編纂《明史綱目》,至乾隆十一年(1746)

全書脫稿後,正式命名為《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迨乾隆二十四年(1759)

乾隆皇帝下詔纂修《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他親自論斷上古迄至南明的史事,著 有二千八百餘條眉批史論。此後,乾隆皇帝諭旨甄選《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之「批 諭」菁華,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行《評鑑輯覽》。

參見《御批歷代通鑑輯覽》萬曆三十九年(1611)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 三才罷」條,乾隆皇帝眉批史論曰:

李三才本一賂遺、結納之人,矯飾沽名,其心豈誠傾折東林者。特深窺一 時清流惡習,因借蔬素小亷,交歡講社,以圖内可把持朝局,外堪標榜士 林耳。若髙、顧諸人用理學之名,倡盟壇坫,甚至輔臣臺諫,莫不竿牘公 行。36

乾隆皇帝認為李三才係一個行賄買通、私結權貴之人,如此虛偽造作、沽名釣譽 的人品,豈可誠心信服「東林」諸人的理念。乾隆皇帝指出李三才刻意諂媚顧憲 成,故作清廉正直的形象,一心討好「東林」諸人,妄圖藉此把持大權,並博取 正人君子的聲譽。是故,乾隆皇帝指出李三才事件,反映「東林」危害國家甚大,

當時高攀龍、顧憲成等人假藉理學之名,暗中結朋樹黨,影響力遍及內閣、科道,

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上諭檔》,冊 10,「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初四日」,頁 805。

35 《孟子注疏》,《唐宋注疏十三經》,冊4(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六下,〈滕文公章句下〉, 頁81。

36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12,頁 21a-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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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以書信干預朝政。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萬曆四十三年(1615)五月「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

伏誅」條,乾隆皇帝眉批史論曰:

妄男子闖入禁門,自有應坐之律,風癲與否,本無事深求,其盈廷議論紛 呶,釀成疑案。總由當時翊坤擅寵,好名者輒欲以安儲自任,遂爾遇事生 風,不知鄭妃果意存奪嫡,則宫掖陰謀,豈能防測,何必令狂徒持梃,公 肆逆圖。況太子深處慈慶,又豈一擊之所能傷。顧蓄意三年,僅成孟浪之 舉,雖至愚,不應出此下策,其事固情理所必無。37

乾隆皇帝指出狂妄男子張差擅闖慈慶宮,自有法律制裁他,所以張差是否為瘋癲 之人,這根本不用深究追問。然而,朝廷上下爭論不休,反而釀成一場宮闈疑案。

乾隆皇帝認為「梃擊」一事,始自明神宗寵愛翊坤宮的鄭貴妃,引起好名之輩以 議立儲君為己任,所以任何突發的宮廷事件,就捉影捕風的妄生穿鑿。然而,這 一群人不知鄭貴妃若有意奪嫡,此種陰謀詭計根本防不勝防,何必下令張差持棍,

公然闖入宮中行刺。況且,太子深居東宮,又豈是持棍可擊傷。倘若鄭貴妃真的 蓄謀已久,何必做出如此魯莽之事,即便鄭氏愚昧至極,也不太可能指使張差行 刺,是故「梃擊」於情於理皆非奪嫡計謀。乾隆皇帝此一條評論,顯然表達他不 認同王之寀等人指控的密謀奪嫡,認為這是「東林」的造謠生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泰昌元年(1620)九月「帝召見方從哲等,於乾清宮。

九月朔,崩。」條下,乾隆皇帝眉批史論曰:

紅丸、移宫與梃擊並稱三案,其是非本無難論定,而當時異説紛哤,入主 出奴,牢不可破,遂爾自蓄疑團。挺擊事前已具論之,若紅丸之案,謂李 可灼必有逆謀,自非篤論。但可灼本不習醫,其藥何由進御,方從哲雖婉 詞疑詰,而藥未試嘗,竟不力為阻止,藥甫進,而遽遘不諱。二人復何忍 偷息人間,乃從哲於撰寫遺詔時,尚欲加可灼以優賞,無怪盈廷之嘖。有 煩言律,以許止、趙盾惡名,誠無可辭,而遽請顯正刑誅,則太過矣。至 李選侍以先朝嬪御,乾清固非所宜居,及既徙噦鸞,羣疑即當盡息,又何 至捕風捉影,附會宫禁傳聞,致創為「雉經」、「入井」之説,狺狺争訟,

經年不休,尤為悖妄。總由諸人初無忠君愛國之心,而分門别類,私意蔽 錮,遂至幸災樂禍,託為忠愛,以逞臆見,而肆譏彈其心,實不可問。迨 議論未定,而宗社已墟。口舌之痾,殆亡徴之先見耳。38

乾隆皇帝認為晚明「梃擊」、「紅丸」及「移宮」之「三案」,今日論斷事實真相 並非一件難事,然而當時朝臣交相指責,都是出於門戶之見,是以「三案」變成 宮闈疑案。至於「紅丸」中的李可灼,「東林」諸人稱其必有逆謀,但乾隆皇帝

37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12,頁 34b-35a。

38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12,頁 56a-5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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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認同此說。惟李可灼既非醫官,為何要毛遂自薦進獻紅丸,方從哲雖有婉轉 追問原因,卻未力阻李可灼獻藥,以致明光宗服下紅丸後,不久就與世長辭。乾 隆皇帝指出李可灼、方從哲兩人不僅苟活於世,而且方從哲撰寫先皇遺詔的時候,

仍寫入賞賜李可灼的諭旨,因此備受群臣的批評及攻擊,甚至援引《春秋》許止、

趙盾弒君之例,此乃無可置辯的罪名;然而「東林」奏請誅殺此二人,則是量刑 過重的要求。至於,李選侍既是先皇嬪妃,自然不適合居住乾清宮,但當李氏遷 入噦鸞宮,群臣就應該停止爭辯,為何繼續補風捉影,附會宮闈秘辛,捏造李選 侍投繯、皇八妹投井之說,分明是朋黨角力之下的藉口,致使明熹宗背負不孝之 名,此事實屬大逆不道。乾隆皇帝指出爭論「三案」諸人,既無忠君愛國之心思,

復又樹立門戶、結黨營私,懷抱幸災樂禍的心態,卻假托出自一片忠愛之心,任 意揣測宮廷之變,藉機攻擊自己的政敵,這是不可理喻的門戶之見。無奈「三案」

議論尚未結束,明朝就已覆滅,所以乾隆皇帝認為明末門戶之爭,即是明朝衰亡 的徵兆。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天啟五年(1625)六月「先是讞汪文言獄,詞連趙南 星、李三才及漣、光斗等二十餘人」條下,乾隆皇帝眉批史論曰:

楊漣等久以伉直,為羣小所嫉,比漣劾忠賢二十四罪,鼠輩益欲得甘心説 者,或謂其平日不宜與汪文言交往,以自貽慘禍。但文言結王安,以賛成 善政,尚非自私自利,視彼呈身逆閹者,實有間矣。文言尚無可罪之由,

於諸賢又何責備。當時覓題搆陷,特借文言為發難之端,而且巧附封疆,

逞其毒手。以致填尸牢狴,血骴交横,忠魂共抱沈寃,為從來未有之竒慘,

至今讀之,猶為切齒。然諸人正氣凜然,不磨當日之摧殘,備至者孰知,

即所以表章之哉。39

乾隆皇帝表彰楊漣、左光斗等「東林六君子」,指出他們遭受魏忠賢及其黨羽迫 害致死,所以藉由汪文言獄中供詞,構陷楊、左六人接受熊廷弼的行賄,委請開 脫敗逃遼東之罪。乾隆皇帝指出汪文言雖然勾結宦官王安,但其目的是施行善政,

並非為了個人利益,相較另一批依附魏忠賢之人,汪氏更是情有可原。從乾隆皇 帝的批評中,明顯可見他不同於別篇指謫「東林」的論述,而是褒揚「東林六君 子」捨身取義的士人風骨,此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提倡的忠君、臣節觀 念有關,尤其乾隆皇帝相當推崇「忠節義行」之人,曾諭旨編纂《勝朝殉節諸臣 錄》,褒揚明季死事諸臣。40

紀昀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中,屢次闡發乾隆皇帝的朋黨論,指責「東林」

流毒危及於明朝衰亡。即如《四庫全書總目》評介陳鼎《東林列傳》之內容,承 襲乾隆皇帝的「東林論述」,指出《四庫全書》收錄此書的原因,就是呈現「東 林與國運相終始」之歷程,告誡世人朋黨危害國家甚大,其文曰:

39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13,頁 49a-40b。

40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 16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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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歷間,無錫顧憲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與同志講學其中,

聲氣蔓延,趨附者幾遍天下,互相標榜,自立門戶,流品亦遂糅雜。迨魏 忠賢亂政之初,諸人力與搘拄,未始非謀國之忠,而同類之中,賢姦先混,

使小人得伺隙而中之,於是黨禍大興,一時誅斥殆盡,籍其名頒示天下。

至崇禎初,權閹既殛,公論始明,而餘孽尚存,競思翻案,議論益糾紛不 定。其間姦黠之徒,見東林復盛,競假借以張其鋒,水火交爭,彼此報復,

君子博虛名,以釀實禍。小人託公論以快私讎,卒至國是日非,迄明亡而 後已。……是編所載一百八十餘人,……其中碩士端人,固所不乏,而依 草附木者,實繁有徒。厥後樹幟分朋,干撓時政,禍患卒隱中於國家。足 知聚徒講學,其流弊無所不至。雖創始諸人,未必逆料及此,而推原禍本,

一二君子,不能不任其咎也。此書仿龔頤正元祐黨籍傳之例,於諸人之姓 名履貫,無不本末燦然,俾讀者論世知人,得以辨別賢姦,而深思其熏蕕 雜廁之所以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其亦千古炯鑑矣。41

一二君子,不能不任其咎也。此書仿龔頤正元祐黨籍傳之例,於諸人之姓 名履貫,無不本末燦然,俾讀者論世知人,得以辨別賢姦,而深思其熏蕕 雜廁之所以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其亦千古炯鑑矣。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