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一、民間與文人反應問題
明清鼎革後，社會輿論開始省思明朝失國的原因，「黨爭亡國」就在此一歷 史究責的追問之下，成為社會輿論熱議的焦點，1當時「東林黨」儼然就是明亡禍 始。另一方面，清代官修《明史》纂修時間冗長，引起部分「尊東林」之人的焦 慮惶恐，因為他們擔憂官修正史順應輿論方向，寫出明亡「東林黨爭」的結論，
從此「東林」無法脫離明亡罪責。此時，《東林列傳》的作者陳鼎（1650-？），因 為敬佩「東林」「尚氣節、重名義」，不忍「東林」從天下景仰之聲譽，至清初竟 淪為學者口中的明亡禍首，因此陳鼎決心編寫一部東林人物傳記，藉此反駁世人 對「東林」之誤解。2陳鼎不僅參考文獻資料，并實地考察人物故里，希望透過
「問其子孫」、「詢之父老」的口述記錄，3挖掘更多史冊未載的真實事跡。更重要 的是，陳鼎心底相當在意官修《明史》中的「東林」，擔憂是否受到清初以來負 面輿論的影響。所以，他在書稿編纂完成後，就立即動身前往明史館，寄希望於 官修正史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可以扭轉東林負面形象及論述。推敲陳鼎編寫心態，
顯見他對官修《明史》之「東林論述」，仍充滿了焦慮與不安，惟恐「亡國由於 東林」成為正史敘事基調，因此搶在《明史》告成之前，先編寫一部「東林」人 物傳記。倘若明史館未採用自己的觀點，至少也寫下替「東林」平反昭雪之例證。
探究陳鼎所謂的「學者竟以東林為禍窟」，即指夏允彝在南明弘光政權（1645）
覆滅不久，隨即編寫的《幸存錄》一書。夏氏指出「東林」與「攻東林者」兩者 都有不可推卸的亡國罪責。4夏氏反對從「君子」、「小人」的視角觀察黨爭問題，
認為必須脫離黨派立場及思維，客觀持平的檢討明亡之因。自《幸存錄》成書後，
就引起知識階層廣泛迴響，越來越多人討論「東林」是否誤國。5即如，張岱
（1597-1679）《石匱後集》脫稿後，曾忿忿不平地致書友人，提及當今世道竟淪
1 趙園云：「『明亡追究』構成了遺民史述、史論的另一大主題，也屬於遺民治史的基本動力……
雖其追原『禍始』，歸結因果，未全出時論（如黨爭亡國、談心性亡國等論）之外，未出『君子
—小人』等眼界之外，但其力圖由政治運作而非道德立場論明亡，仍越出了士的通常視野。」參 見氏著，《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6），頁 372。
2 陳鼎，《東林列傳》，《明代傳記叢刊・學林類》，（臺北：明文書局，1991），〈東林列傳・自序〉， 頁1-2。
3 陳鼎，《東林列傳》，《明代傳記叢刊・學林類》，〈東林列傳・凡例〉，頁 12。
4 夏允彝，《幸存錄》，《續修四庫全書》，44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中，〈門戶 大略〉，頁536。
5 如計六奇（1622-？）編寫的《明季北略》中，〈五朝大事總論〉就全文照錄《幸存錄》之〈國 運盛衰〉、〈門戶大略〉、〈門戶雜志〉、〈流寇大略〉。由此推之，計氏完全認同夏允彝對於東林的 論點，所以《明季北略》抄寫《幸存錄》全文，作為全書的總結。參見計六奇，《明季北略》，《人 人文庫》，冊662，頁 5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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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至此，其文曰：「今乃當東林敗國亡家之後，流毒昭然，猶欲使作史者曲筆拗 筆，乃欲擁戴東林，此某所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6他在信中數次使用「門戶」、
「朋黨」指稱東林，並且指責顧憲成等人講學「東林書院」以來，即以此名目「禍 我國家八九十年」。7
黃宗羲（1610-1695）認為清初史籍紛紛轉載《幸存錄》之論述，乃因夏允彝 以身殉國的忠節事蹟所致，因此黃氏編纂一部《汰存錄紀辨》反駁夏允彝。黃宗 羲指出世人不知夏允彝師從張延登，而張氏即是書中所謂「攻東林者」，是故夏 允彝譴責東林為朋黨之言論，也出自門戶之見。黃宗羲指出《幸存錄》的存在，
根本玷汙了夏允彝的高尚人格，他是憑著愛護夏氏的心態撰寫此書。黃宗羲《汰 存錄紀辨》通篇議論採用「君子」和「小人」區分「東林」及「攻東林者」，他強 調崇禎皇帝之所以失國，原因在於不重用「東林」，藉此辯駁夏允彝的「東林」
誤國說。8黃宗羲也在《明儒學案・東林學案》中，指稱明清之際流傳的明亡於
「東林」，完全就是夢囈之語，不值一提。9
晚明歷史著作中，部分作者本身就是門戶中人，所以他們的敘事觀點，也就 深具黨派成見，並出現交相攻訐、指責對方的情況。10至於，清初史家探討「明 亡之因」也是一種爭奪歷史話語權的工具，嘗試從他們的筆下重構的歷史，灌注 個人的政治觀念與身分認同。11因此筆者嘗試從歷史書寫的角度，辨析不同文本 之間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梳理文本之間的引用、改寫、擴展及重述的問題，
挖掘文本背後蘊藏的各種涵意。
此外，晚明清初就陸續有官員上奏皇帝，提請顧憲成、高攀龍、左光斗、周 順昌等東林派人士從祀孔廟，甚至改編或刪節他們的著作內容，藉此符合官方正 統學術的思想，並以此樹立諸人的儒者形象，抹去政治上的「東林黨」色彩。12 其次，東林後裔、門生故友或崇拜者亦試圖將「東林」形塑為學術流派，如孫奇 逢（1585-1675）《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及陳鼎《東林列傳》等，皆是
6 張岱、雲告 校點，〈與李硯翁〉，《琅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卷 3，頁 145-147。
7 張岱、雲告 校點，〈與李硯翁〉，《琅嬛文集》，卷 3，頁 146。
8 黃宗羲，《舊思錄》，《黃宗羲全集》，冊 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頁 373-374。
9 黃宗羲曰：「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為口實，以為亡國由於東林，
稱之為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為君子也，終是 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寱語也。」參見氏著，《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58，
〈東林學案一〉，頁1375。
10 謝國楨云：「當時著書立說諸君子，莫非身列黨籍。其專記門戶黨禍者，魏黨所撰之《三朝要 典》、《吾徵錄》，東林黨所撰之《頌天臚筆》、《先撥志始》、《兩朝剝復錄》等書，各有成見，是 非顯然，姑無論己。其他記明季史事之書，亦無不各有成見。」參見氏著，〈自序〉，《增訂晚明 史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4-5。
11 陳永明，〈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萬世植綱常」：清初的南明史書寫〉，《清代前期的政治認 同與歷史書寫》，頁109-118。
12 相關研究參見：張憲博，〈顧憲成贈謚、從祀文廟成敗探析〉，《中國史研究》，2010：4（北京，
2010），頁 129‒155；黃友灝，〈高攀龍理學形象的塑造及其轉變—以明末清初高氏著作的編刻為 中心〉，《漢學研究》，32：4（臺北，2014），頁 133-166；胡琦，〈氣節與道脈之間—東林祠祀爭 議與清初士風之轉折〉，34：1（臺北，2016），頁 17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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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事實上，無論奏請從祀孔廟或建構東林學派，其用意就是塑造東林派人士 的儒者形象，藉此轉移世人譴責「東林」誤國的質疑。
近代以來有關晚明黨爭及「東林」的問題，迄今已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並 且提出不少深入且富創見的論點。然而，涉及文本建構與歷史書寫的相關研究，
至 今 仍 是 缺 少 整 體 性 的 考 察 ， 本 論 文 擬 從 明 萬 曆 （1572-1620 ） 至 清 乾 隆
（1735-1796）時期刊印的文獻典籍，探究東林敘事的建構歷程，及其觀念生成、
變化之歷史因素，分析隱藏在文本底下的意識型態。本論文研究範圍始自明萬曆 年間的「爭國本」，意在追溯東林運動的起源。之所以結束在清乾隆朝，原因是 乾隆皇帝貶斥「東林」的論述，影響官修典籍對「東林」之負面評價，並擴散至 科舉考試的命題之中，至此「東林」成為朋黨的代稱，一種不可公開推崇的政治 忌諱。
二、官方與《明史》定調問題
檢閱現存的官修《明史》諸稿本，參照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君 主的言論、史官信札等文獻史料，可發現史稿編寫方向的轉折及歷程。即如康熙 十八年（1679）朱彝尊（1629-1709）入明史館後，就曾寫數封信給史館監修總裁 官徐元文（1634-1691）商討修史凡例。信中提及史館內部深具門戶成見，他藉此 反對史館繼續以東林之是非為是非。13施閏章（1619-1683）也曾提出修史意見，
討論編纂明末史事之難題，其中「定論」、「門戶」兩項涉及明季「三案」，他認 為明季黨爭不同前代，因「君子」、「小人」涇渭分明，但評論成敗功過，依舊眾 說紛紜、是非難斷。14張烈（1622-1685）寫給明史館總裁的修史意見中，曾提出
「東林非君子」論點，引起史館同仁一片譁然，史館總裁甚至要求焚毀他的書信。
15據陸隴其（1630-1692）的觀察，當時明史館內就以夏允彝（1596-1645）及黃宗 羲（1610-1695）兩種截然不同的論點，為正、反意見爭辯的依據。16嗣後，明史 館監修總裁官徐元文（1634-1691）擬定《修史條議》六十一條，17相關條目也回 應朱、施二人的修史意見，規範「三案」之「移宮」、「紅丸」編寫立場，徐氏指
13 朱彝尊云：「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為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
人所共知，終以為偽。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參見氏著，《曝書 亭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32，〈史館上總裁第六 書〉，頁277。
14 施閏章，《施愚山先生學餘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卷25，〈修史議〉，頁 219。
15 毛奇齡，《西河合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5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1），卷 2，〈王文成傳本‧續補〉，頁 99-100。
16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冊 559，卷 7，頁 545。
17 據黃聖修的考訂，〈修史條議〉寫於康熙十九年初，係當時的史館監修總裁官徐元文公布，而 非舊說的徐乾學。另一方面，楊正顯參照舊說，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徐乾學修定〈修史條議〉
六十一條，楊氏指出明史館中的「東林」功過爭論，持續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參見黃聖修，
《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頁51-52；
楊正顯，〈「明亡之因」的追論與議定〉，《明代研究》，26（臺北，2016），頁 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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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有公評，毋徇邪說」，18他決議採用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之論點，約束館 臣無須再質疑東林的作為。雖然一切紛爭看似平息於《修史條議》之下，19全書
出「事有公評，毋徇邪說」，18他決議採用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之論點，約束館 臣無須再質疑東林的作為。雖然一切紛爭看似平息於《修史條議》之下，19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