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官修《明史》的東林爭論及改寫
第一節 明史館內對東林的褒貶爭論
清代官修《明史》始自順治二年（1645）開局詔修，期間歷經四次開館，五 換監修，七易總裁，人事更迭頻繁，至乾隆四年（1739）刊印成書，閱時九十四 年。惟順治二年（1645）、康熙四年（1665）係《明史》纂修初期，然而各省圖 書文獻採輯不力，史館也缺少良史之才，因此修史之事形同擱置。1至康熙十八年
（1679）三月召試博學鴻儒科，共錄取 50 人，授以侍讀、侍講、編修、檢討等 職，一併參纂《明史》。同年（1679）五月，康熙皇帝詔命徐元文（1634-1691）
為監修總裁官，葉方藹（1629-1682）、張玉書（1642-1711）為總裁官，2開史館纂 修《明史》。
修史當先訂定體例，故朱彝尊（1629-1709）上書史館監修總裁，參酌歷代正 史，發凡起例。嗣後，陸續出現各種修史意見，其中張烈（1622-1685）提出「東 林非君子」論，其言如下：
神宗之不蚤建東宮也，起發於一念晏溺之私，釀為數十年水火之禍甚矣。
人心不可有所偏繫也，然愚尤憾於當日之為臣者，凡處人父子之間，最為 不易。申、王二輔，委蛇密陳，宜也。諸臣羣然而譟於廷，何為乎？諸臣 自負忠義，謂於太子有翼戴功，而未知所以處神宗，不思父子天性不本容 傷，而必欲迫其君以不敢不立。故神宗恥於挾制，幾至決裂，則諸臣貪功 之過也。……自學術不正，人心乖張，其號為君子者，喜事好爭，不復知 有惻怛平情之論。……以保護元子為名，而必欲彰其君宮闈之私，使之父 子兄弟不能相保，傷人骨肉之恩，成己名利之計，此忮心所發耳，非忠臣 所為也。況踵事深文，因之為門戶，甯喪國而不悔。為小人者，無足怪矣。
不知當日之君子誠何心也？若世移代遠，前人之夢已斷，而尚論者欲代為 之續夢焉。又愚之所未解也。3
張烈認為明神宗（1563-1620，在位 1572-1620）冊立太子的問題，起自他一念之 間的私心，即偏愛皇三子朱常洵（1586-1641），釀成禍延數十年的黨爭。張氏感 嘆當時內閣輔臣的處境艱難，不易介入神宗父子之間。申時行（1535-1614）、王 錫爵（1534-1614）兩任首輔，只能盡心調和，避免激起更大的君臣衝突。但外廷 諸臣雖以護衛皇長子朱常洛（1582-1620，在位 1620）為名義，力爭冊立朱常洛
1 黃雲眉，〈明史編纂考略〉，《明史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 41。
2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冊 4（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81，「康熙十八年五月己末 條」，頁1035。
3 張烈，《王學質疑》，《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 23（濟南：齊魯書社，1995），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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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儲君，但實際上就是貪圖翼戴之功，未顧及神宗的顏面和心境，甚至傷害父子 的親情，硬是強迫神宗早立皇長子為東宮。是故，萬曆皇帝拒絕恥辱的接受脅迫，
君臣關係瀕臨破裂。張烈指出「爭國本」係外廷諸臣妄圖定策之功，激起君臣失 和的局面。張烈分析晚明門戶相爭，在於人心發生變化，推究原因是明末盛行王 陽明良知學，背離程、朱之道的教誨，所以當時號為「君子」之人，反而喜好爭 權奪利。此後，這一批人又在「梃擊案」中，以保護太子為藉口，不採信張差
（？-1615）瘋癲之說，堅持另有奪嫡陰謀，寧可傷及神宗父子骨肉之恩、光宗與 福王（1586-1641）兄弟之情，只在乎個人的高官厚祿，這絕非忠臣應有的行徑。
張烈仔細追究明末黨爭問題，發現門戶中人即使危害國家衰亡，也未曾悔悟自己 的作為。張烈指出這一群人，若皆是「小人」也就不足為奇，然而「君子」參與 其中則又居心何在？更荒謬的是，明朝失國已數十年，這一種「君子」與「小人」
之論，至今明史館中尚有人堅信此說，這是難以想像的事情。由此可知，張烈即 便未說出「東林」二字，但是他從「爭國本」中的反申、王二任首輔，提及「梃 擊案」之宮廷密謀，明顯是指涉號稱「君子」的「東林」，通篇主旨即為「東林 非君子」。此外，張烈批評「東林」的陳述，同於《三朝要典》所謂的「國本」至
「三案」一脈相承，即明末黨爭肇始於「東林」，4可見《三朝要典》影響後世深 遠，並未隨著明思宗（1611-1644，在位 1627-1644）禁毀而消失。同時，張烈此 文反映當時史館仍以「尊東林」之人居多，他們一昧的以東林之是非為是非。
史館監修總裁徐元文接獲張烈修史意見書的當下，非常驚訝他譴責「東林非 君子」的意見，其言如下：
時崑山徐司見三劄，驚曰：『史官是非如此顛倒，兩衙門當羣起攻之矣！』
總裁令屏劄并書焚之。5
徐元文不悅的說，張烈身為《明史》纂修官，但他的是非觀卻如此顛倒，若六科 給事中、都察院十三道監察御史知曉此事，必定群起彈劾此人。徐氏下令屏除張 烈的意見，書信隨即焚毀之。這一條文獻，係目睹一切的毛奇齡（1623-1716）寫 下的回憶，他指出張烈當天遞呈三封修史意見書，頓時引起明史館內部的激烈爭 辯，其文曰：
向在史館，同館張烈造《王學質疑》一書，且進三劄云：「孝宗非令主，
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予力為爭辨，同館且有譁者。總裁曰：「徐徐。
當俟至尊論定之。」6
4 《三朝要典》稱：「梃擊始於萬曆乙卯五月，紅丸始於泰昌庚申八月，移宮始於是年九月，迄於 天啟丙寅三月。有關三案者書一，三案于於梃擊，故首例詔諭之關係國本者，以為〈原始〉一。」
參見《三朝要典》，《中國野史集成・續編》，冊20〈凡例〉，頁 223。
5 毛奇齡，《西河合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5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王文成傳 本〉，卷2，頁 100。
6 毛奇齡，《西河合集》，《續修四庫全書》，冊 551，〈王文成傳本〉，卷 2，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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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齡總結張烈三封意見書的內容，即明孝宗（1470-1505，在位 1487-1505）並 非一代賢君、王陽明（1472-1529）不當寫入〈道學傳〉、東林涉入黨爭非君子。
毛奇齡因為負責草擬〈王文成傳〉，7所以當時他和張烈唇槍舌劍互不相讓，史館 同僚也紛紛表示自己的觀點。正當眾人爭執不休之際，監修總裁官徐元文出聲遏 止，稱今日議論到此為止，未來請示更具公信力之人作出決定。
至於引起這一場修史爭辯的張烈，曾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攜帶《王學質 疑》稿本，請正陸隴其（1630-1692）併委請題寫書序，8嗣後陸氏序文寫下
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共言良知之害，至 明至悉，不特盡掃龍谿、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 雲霧見白日。9
陸隴其學術專宗朱熹（1130-1200），排斥陸九淵（1139-1192）、王陽明之學，而 張烈同是反王學的立場，所以他稱讚《王學質疑》闡明良知學之危害，掃除王門 弟子王龍溪（1498-1583）、周海門（1547-1629）的講學餘毒，也廓清高攀龍
（1562-1626）學術上的迷惑。至康熙二十四（1685）十一月，張烈歿世，隔年
（1686）其子寄贈張氏遺稿給陸隴其，陸氏認為遺稿可附於《王學質疑》書後，
至康熙二十六（1687）刊行《王學質疑》二卷本。10不過，陸隴其在新增的〈讀 史質疑〉五篇中的「東林非君子」末，寫下一段跋語：
右〈讀史質疑〉五篇皆端本澄源之論，末一篇言萬曆間，爭國本、爭梃擊 之事，謂當日諸君子不免過於深文，無以處神宗，皆由學術之疏，此論甚 正。又論國本以委婉陳密者為宜，論梃擊以風癲蔽辜為深得國體，此則有 說焉。讀者不可以文害辭，先生之意非謂主委婉、主風癲者賢於深文諸君 子也。……田叔之燒獄辭皆君子事也，非當日諸臣所可附會。先生蓋歎息 痛恨於陽明之學，是處人材釀成世禍。11
陸隴其強調張烈批判的對象，乃是王學之弊貽禍無窮，影響東林士人的言行過於 苛刻，激起明神宗的疏離眾臣。是故，張氏沒有推崇「攻東林者」賢於「東林」
7 據毛奇齡〈王文成傳本〉所言：「此即史館列傳中草搆本也。館例史官入館，先搜搆其鄉大臣 事蹟之在羣書者，而後鬮分其題以成之。文成吾鄉人，因搆此本其後，同官尤展成鬮題得文成傳，
已取此本作傳，訖而草還。」參見氏著，《西河合集》，《續修四庫全書》，冊551，〈王文成傳本〉， 卷1，頁 81。
8 吳光西，《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續修四庫全書》，冊 5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卷之上，頁95-96。
9 張烈，《王學質疑》，《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 23，〈王學質疑序〉，頁 80。
10 陸隴其曰：「武林先生既歿之，明年予既刊其《王學質疑》，先生子升孫復寄〈朱陸異同論〉一 篇、〈史法質疑〉五篇。皆先生平日開示學者，喫為人之言。其問有為王學發者，有不為王學發 者，然總之與王學相反者也。予故並附於王學質疑之後，俾學者知先生之學，本領既正，而所見 高明，篤實如此，雖未睹其全書，亦可概然興起矣。」參見張烈，《王學質疑》，《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子部，冊23，〈王學質疑後序〉，頁 97。
11 張烈，《王學質疑》，《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 23，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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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次之，漢代「田叔燒獄辭」係君子保全骨肉之計，張烈不僅深知此理，亦 未附會在「攻東林者」的行為上。從陸隴其的跋文中，發現他極力為張烈辯駁，
指出張氏的意思不是「東林非君子」，代表陸氏明白批評「東林」易招致攻擊。
或許，陸隴其已知張烈修史意見書，曾經在明史館中引起軒然大波，所以他在跋 文代為辯解，希望後人不會因此番言論，否定張烈的學術成就及人品操守。
另一方面，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詔舉博學鴻儒科，陸隴其受舉薦，12然 而他在四月抵達北京後，十一月突然接獲訃聞，返家奔父喪，13因而錯失康熙十 八（1679）三月的殿試。雖然陸隴其未入明史館參修《明史》，但他往來對象皆 是明史館中的要員，如萬斯同（1638-1702）、徐元文、張玉書、湯斌（1627-1687）、 朱彝尊、施閏章（1618-1683）等人，所以他很清楚史館的動向，甚至是鮮為人知 的消息。即如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中旬，陸隴其停留北京期間，他受邀參加 一場聚會，席間諸人聊起當今《明史》應如何纂修，陸氏的老師張玉書就提及黃 宗羲（1610-1695）、夏允彝（1596-1645）的著作，14其言如下：
黃太仲《汰存錄》亦有過嚴，夏允彝則有過寬處。15
張玉書認為黃宗羲批評夏允彝《幸存錄》部分觀點過於嚴苛，而夏允彝《幸存錄》
評論晚明歷史則失之寬鬆。關於張氏評論中的嚴苛或寬鬆，從黃宗羲編修《汰存
評論晚明歷史則失之寬鬆。關於張氏評論中的嚴苛或寬鬆，從黃宗羲編修《汰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