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明末清初東林論述的變化
第二節 道德形象的再塑造
明清鼎革形成的劇烈衝擊之下，影響一批傷時感事的士人，開始省思明亡之 因。25當時盛行「黨爭亡國」說，因此「東林」頓時成為眾人聲討的對象，「東林 黨」儼然就是明亡禍始。黃宗羲認為輿論風向的轉變，主要是夏允彝《幸存錄》
的關係，所以黃氏著書駁正夏允彝《幸存錄》，藉此挽救「東林」日趨低落的聲 望及形象。據巢鳴盛（1611-1680）《汰存錄紀辨》序文所云，憑藉自己和夏允彝
22 馮班，《鈍吟全集》，《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8，〈遺 言〉，頁104。
23 黃宗羲云：「夏允彝有《幸存錄》，言『三案』之事，得之山東張延登，是非刺謬，余作《汰存 錄》以正之。彝仲（夏允彝）死節，存此錄，使後人致議，為不幸也。」參見氏著，《舊思錄》，
《黃宗羲全集》，冊1，頁 373‒374。
24黃宗羲曰：「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為口實，以為亡國由於東林，
稱之為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為君子也，終是 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寱語也。」參見氏著，《明儒學案》，卷58，〈東林學案一〉，頁1375。
25 趙園云：「『明亡追究』構成了遺民史述、史論的另一大主題，也屬於遺民治史的基本動力……
雖其追原『禍始』，歸結因果，未全出時論（如黨爭亡國、談心性亡國等論）之外，未出『君子
—小人』等眼界之外，但其力圖由政治運作而非道德立場論明亡，仍越出了士的通常視野。」參 見氏著，《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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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多年，深知夏氏的人格操守，尤其允彝父子相繼殉國，堪稱一門忠烈，是故 巢氏質疑《幸存錄》是否為夏允彝遺作，其文云：
余曰：「此殆非夏子之言，其為小人附會之言也。夫夏子自戊午以後，立 身本末，天下皆知之。雖平生和厚，而疾邪扶正，不滅臥子。而是錄矢口 而論，大非生平。……噫！變革之後，每多偽書惑世誣民，關係不小，黃 子信以為實而辨之，其為名教之閒也大矣。凡負天地之正氣者，但信其理，
無狥其人；理之邪正有乖，則言之真偽可從辨矣。由此言之，即無汰存可 也。26
巢鳴盛稱《幸存錄》絕非夏允彝的著作，因為書中觀點大異於夏氏生平言論，完 全不是他所認識的夏允彝。巢氏認為明清易代之後，坊間出現許多託名偽造的書 籍，刻意蠱惑世人的價值觀，混淆輿論視聽。巢鳴盛指出黃宗羲著書，是為了撥 亂反正，有功於世道人心之事。巢氏感嘆的說，若是人人堅守氣節，不隨便懷疑 自己的信念，即使有以假亂真的訊息，也可辨明傳言真偽，則又何必黃宗羲撰寫 此書。相較巢鳴盛稱《幸存錄》係假托夏允彝之名的偽作，黃宗羲就斷定此書就 是夏氏的作品，其指出清初流傳的私修史籍中，出現不少批評「東林」的著作，
追究其原因，這一類史書「大略本於夏彝仲允彝《幸存錄》」，27所以清初「東林」
聲望低落的問題，就出自夏允彝這一部著作，而他編纂《汰存錄紀辨》就是反駁
《幸存錄》的觀點，矯正書中悖離事實的謬誤。
檢閱《汰存錄紀辨》一書，首論夏允彝所謂的：「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 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28黃宗羲相當輕蔑的回覆：「愚按君子、小人無兩立之 理，此彝仲學問第一差處。」29他不相信世間上君子、小人可以雜處，「攻東林者」
豈有君子願意加入，而正人君子當然都在「東林」，因此黃氏指出《幸存錄》這 一段話，就暴露夏允彝的愚昧無知。其次，《幸存錄》所謂的東林、攻東林者皆 誤國，僅在門戶利益上爭勝負，卻無力解決內憂外患之危機，即「二黨之於國事，
皆不可謂無罪」。30黃宗羲指出明朝亡國，禍在「天、崇兩廟，不用東林以致敗」，
31尤其敗在明思宗的御下之道，其文曰：
毅宗亦非不知東林之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純為君子也，故疑之。亦 非不知攻東林者之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東林，故參用之。卒之君子 盡去，而小人獨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國者，和平之說害之也。彝仲猶不悟，
26 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 2 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47），頁 279-280。
27 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 2 輯，頁 280。
28 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 2 輯，頁 280。
29 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 2 輯，頁 281。
30 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 2 輯，頁 280。
31 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 2 輯，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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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謂昧於治亂之故矣。32
明思宗雖知「東林」是正人君子，也懷疑倚附者混入一些投機份子，因此始終心 存疑慮。所以，思宗兼用攻東林者，目的是制衡「東林」勢力過大。黃宗羲認為 明亡之責，就是崇禎皇帝操縱權術所致，他不願信任東林士人，最後只剩攻東林 者獨存。他質問夏允彝為何不明白此理，一昧究責「東林」無治國良方，顯見夏 氏亦陷入門戶之見，昧於國家的治亂存亡。
再者，夏允彝從三案爭論中，指出：「兩黨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 有進和平之說者，即疑其異己，必操戈攻之」，33夏氏指出兩黨只接納相同意見之 人，若有人提出調停兩黨歧見之說，隨後就被質疑其居心何在，也必然受到黨人 排擠及攻擊。對此，黃宗羲以「流品」不同於「議論」，回應夏允彝的「和平之 說」，其言如下：
夫天下之議論不可專一，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專一也。故同異之在流品、
議論，兩者相似而實遠。如宋之洛、蜀議論之異也；漢之黨人、宦官，其 異在流品，不在議論。在議論者，和平之說，未可盡廢；在流品者，此治 彼亂，間不容髮，如之何其和平也？假如三案，外視之，議論之異耳！然 主瘋癲者鄭氏之私人也，主進藥安選侍者崔文昇、魏忠賢之私人也，其異 在流品矣。彝仲乃欲以洛、蜀之論而談東漢之黨錮，以東林、攻東林為兩 黨。真若此銖彼兩者，無怪乎其設淫辭而助之攻也！34
黃宗羲以北宋新舊黨爭及東漢黨錮之禍為例，指出兩者情況相似，但是實質內容 完全相異。因為新舊黨爭係治國路線之爭，尚有調停眾人紛爭的餘地；但是黨錮 之禍就是宦官亂政的問題，豈有君子屈服小人的道理。黃氏指出草野之人以為「三 案」爭的是議論，然而堅持張差瘋癲者係鄭貴妃的親信，袒護李可灼、崔文昇及 李選侍之人都是魏忠賢黨羽，顯見「三案」就是君子、小人之爭。黃宗羲稱夏允 彝以新舊黨爭比擬黨錮之禍，藉此談論「東林」、「攻東林者」之爭，根本就是不 倫不類的譬喻。黃宗羲認為夏允彝居心可議，刻意開脫「攻東林者」的罪責，盡 是巧言善辯的說詞。
是故，黃宗羲逐一駁斥夏允彝所謂的「三案」和平之說，如夏氏云「梃擊案」
不只是追查真相，因為涉及宮闈禁密，無法僅從法律論斷是非，而在此種情況之 下，明神宗排除王之寀力主的陰謀論，諭旨速決張差等犯嫌，即參酌「田叔燒梁 獄詞」保全骨肉之例，亦是兼顧法理情的調停之術。黃宗羲指出「梃擊案」的真 相，其實從「王曰乾案」的供詞，即可知幕後主謀就是鄭貴妃，35豈可採用調停
32 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 2 輯，頁 281。
33 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 2 輯，頁 280。
34 黃宗羲，《汰存錄紀辨》，《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 2 輯，頁 281-282。
35 黃宗羲曰「愚按張差一案，當參以王曰乾之案而後明。先是王曰乾告變，已有龐保、劉成二閹 姓名。使差果瘋癲也，其所招姓名安能與之暗合？謂差仇此二閹，不應王曰乾亦仇此二閹。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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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其言如下：
當是時，鄭氏為謀，無所不極，巫蠱毒梃，交發並至，彝仲疑其術之未工，
則閻樂之殺二世，伶人之困莊宗，無不可疑矣！田叔燒梁獄詞也，以太后 在上，而梁王又弟也。今以神宗之妾，為人臣者正當格其蠱惑之心，何嫌 何忌？在田叔為錫類，在此為逢君，不當以之相比。36
黃宗羲指稱鄭貴妃處心積慮謀害太子，幕後策動巫蠱詛咒、梃擊行刺，但是夏允 彝卻說未見縝密的弒君計畫，僅是不置可否的陰謀論。對此，黃氏反詰夏允彝 秦二世「望夷之禍」和後唐莊宗「伶人亂政」，是否也懷疑真實性。其次，黃宗 羲指出田叔燒毀梁王劉武謀反的罪證，其原因是忌諱竇太后、漢景帝之間的關係。
然而，鄭貴妃僅是明神宗之嬪妃，為人臣子理當揭發其陷害太子之罪行，這並非 挑撥是非，抑或有所顧忌。因此，夏允彝藉田叔燒梁獄詞的比喻，完全是引喻失 當。
復次，夏允彝指責東林黨人參奏李可灼、方從哲的罪狀，實乃強詞奪理之詭 辯，任意臆測李可灼獻藥另有圖謀；而方從哲遵從光宗遺詔獎賞李可灼，竟也成 為「東林」指出方氏合謀弒君之罪證。黃宗羲認為「紅丸案」始自崔文昇下瀉藥，
此後明光宗身體就江河日下，至於李可灼進紅丸害命，僅是庸醫殺人而已，其文 云：
當光宗憑几之日，紅丸進與不進，皆不可為，故李可灼庸醫之殺人也。其 所以使光宗至於此者，蠱之以美色，決之以利劑，則鄭氏與鄭之私人崔文 昇等為之。至是不用梃而用鴆，不用外人而用中官，彝仲豈又以為情之所 無乎？是故紅丸而效，非從哲之所喜也。紅丸而不效，亦非從哲之所惡也。
從哲之主者在鄭氏，而以議之為太過乎？37
黃宗羲指出光宗服用紅丸猝逝，只是表面上的致死原因，追根究柢仍是萬曆朝「國 本之爭」的延續，其主謀就是福王之母鄭貴妃，她不僅進獻美女蠱惑泰昌皇帝，
更指派親信崔文昇任司禮監秉筆兼掌御藥房，趁光宗身體抱恙而下瀉藥，致使病 情更加劇烈。至於方從哲的罪狀，不僅放任李可灼獻藥，他又合謀弒君主謀鄭氏。
更指派親信崔文昇任司禮監秉筆兼掌御藥房，趁光宗身體抱恙而下瀉藥，致使病 情更加劇烈。至於方從哲的罪狀，不僅放任李可灼獻藥，他又合謀弒君主謀鄭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