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羅佩早年被派駐於日本，並於公餘之時潛心研究東方文化，當時日本所保 有的東方文化相較於當時中國國內情勢是較為完善的，而日本因唐代文化東傳開 始，便開始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如和服、漢字書寫等等，唐代文化可說是日本 東方文化的顯學。
駐日期間，為使現代的中國人與日本人了解固有文化裡有極好的偵探小說資 料，他將清代《狄公案》譯成英文，自此對這位唐代名臣發生興趣，大量寫作以 狄仁傑為主角，運用他對中國風土人情的知識和豐富的想像力，開始寫成一部又 一部的偵探小說。
小說寫成後則碰到出版的問題，戰後的日本有「裸體的崇拜」，當時的出版 公司要求高羅佩以裸體女像作為封面，但高羅佩自己只願使用中國式的圖畫，所 以他開始尋找中國古代的裸體畫像、木刻版畫，他所找到的男女裸體版畫，描繪、
刻工不僅精細更外有背景，而他本來就對版畫有所興趣，於是廣為收集此類秘戲 圖冊，在收集過程中又引起他對中國傳統社會裡的兩性生活有了研究興趣，參考 漢初至明末中國關於兩性生活的古籍，包括道家「房中術」的書籍、歷代兩性生 活圖畫、描寫男女關係的詩歌小說等等，整理當時所能獲得的佚書、手抄本等，
而編成《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等書。
所以他小說中難脫兩性關係的故事，源於高羅佩對於兩性關係有著深刻研 究，在小說中總會穿插著這類事情，其描述相當詳實。但書中的這類女子卻大都 是屬於異族，而中國女子則是行為正常的大家閨秀或謹守婦道的小家碧玉，原因 大概是他私心處處維護中國文化，希望讀者相信中國人是優秀、健康的民族。42 《狄公案》系列故事中的性事描繪正有上述之情形，高羅佩以妓女文化作為 當時社會型態的呈現，其中不僅僅是兩性關係的描繪，人物的遭遇也帶著「悲歡
41 參見張萍：《高羅佩：溝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63-165。
42 參見陳之邁：《荷蘭高羅佩》（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年），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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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人情世態」的氛圍，高羅佩將妓女大量置於情節之中，呈現的是唐代時 期的社會地位及背景，以呈現其研究及當代社會情形。
中國古代文學描寫的女性角色中，妓女佔據了重要地位，主要因其身分特 殊，不像一般婦女囿於家庭的狹小空間，他們可以在外拋頭露面，相對較為自由，
接觸的人物眾多，既不追求門第相當也不講究三從四德，因此待人接物上自然有 一種大方從容的態度。43
較出眾的妓女更是文人墨客爭相交結的對象，與當時著名才子交往，無形中 提升了其素養和地位，文人狎妓遊玩不僅不會被社會譴責反而成為一種風雅韻 事，古代文人不以私情為恥，對於色藝雙絕的妓女不僅是聲色上的仰慕，更是一 些仕途不得意而須尋求慰藉的歸處。44
唐代的娼妓發展與當時的文人風氣便有著緊密的關係，唐代可說是娼妓發展 史上的一個高峰，在那個多元開放的時代裡，不僅超越前代，亦深遠影響後世，
當時青樓興盛，無論公私娼妓業之發展皆達昌盛，參照廖美雲學者所著《唐伎研 究》，其背景因素有以下五點：
於是使得文人與妓女的關係，在憐香惜玉 中也有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意味，如白居易為色衰遲暮的妓女所寫的〈琵琶 行〉就是唐代文人與妓女關係的絕佳印證。
1.經濟繁榮，城市商業發達
唐代由於胡風輸入，在政治經濟穩定繁榮後，城鎮商業高度發展下，娛樂便 是生活調劑裡重要的一環，妓館正是提供當時聲、色、味、性的娛樂場所。
2.君王官吏宴集冶遊頻繁
朝廷上至君王下至文武百官，國家發展相對穩定繁榮，宴會遊樂的活動頻 頻，活動宴集上妓樂歌舞的助興就相當普遍，促成妓女表演的需求相對提高。
3.進士浮薄與功名補償心態
唐代朝野上下對於科舉進士相當看重，加之進士出入妓館與一般官員不同，
享有特權與方便，那麼當進士及第則春風得意，與相好的妓女同樂，反之則找妓 女解憂，在科考仕宦的層層壓力下，尋求精神上與肉體上的慰藉。
4.胡風禮教與愛情仕婚之衝擊
唐代胡風鼎盛，男女開放平等，對傳統婚姻禮教有著不小的衝擊，社會上層 的婦女受禮教束縛而活動受限，而文人士大夫又因承襲魏晉六朝的氏族觀念而不 得不與望族女子聯姻以求得仕途上的順遂，但人的情感需要宣洩的出口或歸處，
妓女因身分地位低賤沒有束縛，反而填補了當時社會男性需求的缺口，於是妓館 尋花風氣昌盛。
5.道教房中術激發蓄妓女色之風
唐代時人崇尚道教，藉服食丹藥或修練房中術以養精益氣，達到長生之效的 目的，社會風氣因此愈趨淫蕩浮靡，官方民營的娼妓樓館林立，甚至道觀亦出現
「娼妓式女冠」此類藉修行之名行淫亂之實的女道士，實因當代風氣所致。
43 參見張萍：《高羅佩：溝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58。
44 同註 43，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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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述唐代妓女的分類又可分宮妓、官妓營妓、家妓、民妓、女冠式娼妓。場 所可分官方經營及民間經營兩種。
宮妓是為娛樂皇室而設，在宮內設置「教坊」專門管理，並設「教坊使」官 位，專司管理宮妓的各類相關事務；官妓營妓是為服務地方官、軍營的娛樂活動 而設；家妓是皇親國戚、公卿大夫，甚至一般文人墨客、社會上的豪強富商的家 庭中，為娛樂而畜養的妓女。
民妓即是民間業者所經營，通常鴇母為經營者，並身兼監督訓練的任務。鴇 母地位重要，有義母、養母之意，因妓館中妓女多以養女身分落籍妓館，而鴇母 常為使喚管教妓女服從而脾氣暴躁，一般由色衰的老妓擔任。女冠式娼妓則較為 特殊，原為當代崇道風氣，入道清修提供了走投無路的婦女一條出路，但當代男 女間的狹邪風氣與道家房中術的盛行，使得清修之途有了偏差，與紅塵依戀難捨 的女冠道士反與男道士或交往的文人有著如娼妓般的風流韻事。45
由以上整理，可知唐代妓風之昌盛其來有自，而高羅佩對妓女和文人之間的 交往做過專門的研究，他在《中國古代房內考》中對唐宋和明朝的妓女制度和文 人狎妓現象做過探討，肯定妓女與文人間的交往超越了性慾的範圍而涉及真正深 厚的感情。46
高羅佩描述妓院文化有另一特點，以《黃金奇案》及《湖濱奇案》兩部故事 中的呈現為例，《黃金奇案》將妓院場景設定為停泊於蓬萊縣城外近海的花船之 上，而《湖濱奇案》則是狄公與漢源縣的地方仕紳於花船上召開宴會，席間有多 名妓女、舞女交相出入，後來發生舞女杏花遭人謀害的命案；花船也可稱畫舫，
畫舫的場景出現於山東蓬萊、四川漢源二地，就有了值得玩味之處，以下論述。
畫舫的興盛是在南方，唐代經濟繁榮促使城市商業發達，南方的水陸交通便 利，揚州運河貫通南北，商賈往來頻繁，要道交會之處招待商旅的妓館青樓林立，
李白的「煙花三月下揚州」詩句便意涵著明媚三月時煙花粉黛的繁華景象令人嚮 往；而蘇杭二州的江南美景美不勝數，文人與妓女在西湖的湖光山色中酬唱狹遊 是一大樂事，白居易有關江南的詩作便常有鬧船畫舫的描述。妓館酒樓為招攬生 意當然必須提供商賈休憩的立即性與文人出遊的方便性，妓女在船上服務的需求 與畫舫興盛的關係自然不言而喻。
但《黃金奇案》的故事地點蓬萊縣，為山東近海，妓館設置於花船上，書中 對此有番解釋，因早前曾有縣令為整飭當地風氣，妓館開於城中有傷風化而禁絕 所有妓館，妓館為求生存而移到城外舟船之上，因當地商船往來頻繁，水手商賈 無須進入城中便可上船嫖妓，生意反而興隆。《湖濱奇案》中命案地點會在花船 之上，是因狄公調任四川漢源，漢源縣的達官顯貴們為招待狄公，而特地在縣內 湖中的花船上為其設宴接風，不同於《黃金奇案》的花船妓館格局，故事中特別 描述了湖中花船的輝煌：
45 參見廖美雲：《唐伎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頁 35-126。
46 參見張萍：《高羅佩：溝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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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員外與狄公登上泊在船埠的一條富麗堂皇的花船。船的甲板恰好與船埠 平齊，船艙的廊簷下掛滿了彩燈，將花船照得金碧輝煌。當他們由艙門口 步入宴所時，坐在門邊的樂手們奏起了歡快的迎賓禮樂。47
從船的大小、裝潢、外觀、樂手迎賓的動作，勾畫出花船的高檔規格，而內裝與 功能又進一步描繪：
狄公饒有興味地審視著周圍。他常聽人談論漢源的花船，那是漂浮於水上 供人聚談玩樂的地方，既有美酒佳肴，又有美女陪伴，客人還可在那兒過 夜。今天排場之奢華出乎他的意料。花船宴廳有三丈餘長，兩邊竹簾低垂，
紅漆的艙頂上吊著四只彩繪的大燈籠，木柱精雕細刻，流光溢彩。48 此處描繪可見中國花船的奢華，但其實高羅佩如此安排卻有些許不合理。首先山 東與四川，地點皆離繁華熱鬧的揚州江南天差地遠，花船能在蓬萊縣興盛或許是 拜當地商船所賜，但海上風浪的顛簸搖擺，其實並不適合設置妓館作為商賈休憩
紅漆的艙頂上吊著四只彩繪的大燈籠，木柱精雕細刻，流光溢彩。48 此處描繪可見中國花船的奢華，但其實高羅佩如此安排卻有些許不合理。首先山 東與四川，地點皆離繁華熱鬧的揚州江南天差地遠，花船能在蓬萊縣興盛或許是 拜當地商船所賜，但海上風浪的顛簸搖擺，其實並不適合設置妓館作為商賈休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