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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防部的指揮與決策流程
（一）最高統帥：國民政府主席 ∕ 總統
國防部成立初期，主要辦公處所在南京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舊址，與同樣座 落於此地的蔣介石官邸比鄰而居。蔣介石官邸的一旁，有棟指揮所，指揮所內設 置幕僚作業區，以及拉門隔出的地圖室。每遇緊急戰況，有時甚至是每日清晨，
國防部參謀軍官們會提早到達作業區與兵棋室，在蔣介石入座以前，各就崗位，
有人在地圖上用紅藍色筆標示敵我位置，有人分發書面資料，有人調整投影機的 位置。一陣緊張忙碌後，現場暫時沈寂下來。蔣介石等大員隨後進入兵棋室，眾 人行禮如儀，所謂官邸作戰會報開始進行。蔣介石公子蔣緯國日後形容，這個會 報可說是當時的「全國軍事最高領導中樞」。6
蔣介石透過官邸作戰會報親自處置軍務的形式，由來已久，在抗戰前即已存 在。抗日戰爭時期，官邸會報因戰局緊張之故，尤頻繁地進行；其部分會議紀錄
（1938 至 41 年間），至今仍保存於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之內。7抗日戰爭結 束後的官邸會報，原始會議紀錄目前尚未得見，但綜合相關資料看來，進行模式 似乎沒有太大差別。當然，在1946 年 6 月國防部成立之後，出席官邸會報的人員 不復來自軍事委員會，主要是來自國防部了。官邸會報的進行模式，大致如下：
首先先由國防部第二廳作情報報告，次由國防部第三廳進行作戰報告，繼之由人 事、後勤、政工（新聞）等相關各廳局進行報告。最後，由國防部高級軍官作總 結報告。蔣介石再根據各種資料、口頭報告，進行判斷，作出裁示。
理論上，蔣介石親自主持官邸作戰會報的權限，來自於國民政府主席／總統 的統帥權（儘管，所謂統帥權存在象徵性抑或實質性的憲政爭議），並依據國防部 組織綱要的「國防部承國民政府主席之命，綜理軍令事宜；承行政院長之命，綜
6 汪士淳，《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頁114：許承璽，《帷幄長才許朗軒》，頁47-48。
7 目前可見的官邸會報史料，可見於「官邸會報議程」（1934年1月9日），《國民政府檔案》，國 史館藏，典藏號：001-070005-0001；「官邸會報紀錄」（1938年9月28日至1941年11月15日），《蔣 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3-00053-001。抗戰時期官邸會報的運作模式，蘇 聖雄已進行過分析，參見氏著，〈蔣中正與統帥部的組建——以徐州會戰為中心〉（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頁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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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軍政事宜」8設計（儘管，這種設計遭致立法院的強力反對）。因之，出席官邸會 報的國防部人員，基本上以軍令系統的參謀總長及參謀本部各廳局主管為主，而 軍政系統的國防部長及部本部人員未與焉。桂系人物程思遠日後指出，「白崇禧的 國防部長辦公室近在咫尺，蔣介石竟不邀其參加。因此，白氏對『官邸作戰會報』，
最為不滿」。9其實，就政府當局的制度設計著眼，蔣介石不令國防部長參加官邸會 報，並非毫無道理。惟隨著時間發展，蔣介石已改變了前揭原則。例如，1948 年 12 月 24 日，徐蚌會戰的尾聲階段，甫就新職兩日的國防部長徐永昌，即奉命參加 官邸會報。10不過，有鑑於部本部「形同虛設」11的事實，官邸會報參加人員以參 謀本部軍官為主，應未有任何的改變。
自然，類似官邸作戰會報的作法，並不以軍事為限。據云，1946 年政治協商 會議以後，蔣介石經常召集黨政要員進行會報，討論宣傳政策。這個會報和作戰 會報相似，也稱為官邸會報，而負責會報工作的陳布雷更獲得旁人賦予的「宣傳 作戰的參謀總長」封號。參與會報的人員，形成所謂的宣傳小組，成員有國民黨 組織部長陳立夫、副部長谷正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李維果（後由黃少谷接任）、
陶希聖，行政院新聞局局長董顯光，以及張道藩、沈昌煥等人。軍方的出席人員，
則為國防部新聞局（政工局）局長鄧文儀；鄧文儀不能出席時，由該局副局長張 彝鼎代表出席。12
官邸作戰會報作為「全國軍事最高領導中樞」，似是理解國共內戰期間國軍諸 多重大決策的關鍵。例如，據徐蚌會戰期間擔任國防部第三廳副廳長的許朗軒之 回憶：1948 年 10 月中旬，許朗軒自東北督戰返部，深感東北戰況日益惡化，而中 原地區亦已漸趨緊張。許又獲知，官邸會報召開在即，本廳廳長郭汝瑰即將提出
8 「國民政府令」（1946年5月30日），〈國防部組織職掌編制案〉，《國軍檔案》，檔號：581.1/6015.1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3編：軍事（一），頁32-33。
9 程思遠，《白崇禧傳》，頁233-235；程思遠，〈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的經過〉，頁70。
10 徐永昌撰，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9冊，頁186，1948年12月24日條。
11 「袁同疇上何應欽呈」（1948年6月18日），〈國防部及所屬單位職掌編制案〉，《國軍檔案》，
檔號：581.1/6015.9。
12 蔣君章，〈布雷先生最後主持的一個小機構—為紀念先生逝世二十週年而作〉，《傳記文學》，
第13卷第6期（1968年12月），頁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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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兵力在徐州與共軍決戰」建議案。許朗軒尋思，認為在當前情勢之下，國軍 尋求與共軍決戰極為不智，乃連夜加班擬成「退守淮河」案，並繪製圖表配合說 明，預定於明日開會時提出。10 日 29 日會報開始，蔣介石入座後，國防部第二廳 廳長侯騰報告敵情畢，郭汝瑰繼之提出兵力集中徐州的方案。蔣介石聽完郭汝瑰 的報告，問道「有無第二方案？」許朗軒立即起立，提出退守淮河實施河川防禦 之案，主張國軍應即放棄徐州、蚌埠，退守淮河線，加強整理內部，再興攻擊不 遲。郭汝瑰見狀，極為不悅，與許朗軒辯駁。此時，在場的國防部長、參謀總長、
參謀次長均未表示意見，致使許朗軒有孤掌難鳴之感。會議尾聲，蔣介石作結論 說「今天這兩個作戰方案，我暫時不作裁決。散會後，你們主管部門，馬上將這 兩個方案送到徐州剿總，與戰地各兵團司令官研究後，再作決定」，隨即散會。許 朗軒立將建議案收整好，預備往機場出發。郭汝瑰見狀，訓斥稱：「你去徐州幹什 麼？把你的方案給我帶去，你在廳裡留守」。許朗軒只有服從。最後，參謀總長顧 祝同偕郭汝瑰前往徐州剿匪總司令部，與總司令劉峙及各兵團司令官開會，採用 郭汝瑰集中兵力於徐州的方案。從後見之明看，國防部選擇郭汝瑰的方案，而不 是淮河防線案，埋下了國軍重大失敗的伏筆。13
國軍統帥部何以作出未盡恰當之決策，數十年來引起各種爭議。頗有論者指 出，箇中關鍵是主管作戰的參謀次長劉斐、第三廳廳長郭汝瑰乃潛伏國防部內的 共諜，故意導引蔣介石作出錯誤決策（後詳）。這種論點不易從檔案證實，惟劉斐 在官邸作戰會報中的角色確值注意。溯至抗日戰爭時期，劉斐即以軍事委員會軍 令部次長身分，與聞國軍統帥部的決策。迨國防部成立，至1948 年年底以前，劉 斐仍以參謀次長身分，參加了大部分的官邸會報；1947 年夏至 48 年春間，參謀總 長陳誠實際上於東北工作，仍留中樞統帥部的劉斐，為蔣介石綜合分析戰況，決 策影響力尤難以斗量。據云，劉斐以口才辨給、分析條理清晰，「紙上談兵很有一 套」，深獲蔣介石的倚重。14雖然，亦有人說，私底下劉斐時常大放厥詞，對政府
13 轉引自許承璽，《帷幄長才許朗軒》，頁114-119。另參見三軍大學編纂，《戡亂》，第6冊：戡 亂前期（下），頁90-92。
14 曾目睹官邸會報的蔣緯國表示，劉斐言語簡單明瞭，很有才華，但實際上並未展現什麼戰略修養；
因劉斐懂得暗地觀察蔣介石聽各單位報告時的反應，然後再總結報告時作漂亮結論，投蔣介石之 所好。參見汪士淳，《千山獨行：蔣緯國的人生之旅》，頁115。桂系將領徐啟明則分析：「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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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深感不滿，頗有「狂士」習氣。15
但不應忽視的是，官邸作戰會報雖是較常態的軍事決策中樞，然並非蔣介石 唯一的決策渠道。大致說來，蔣介石除了根據官邸會報上的口頭報告、國防部正 式的戰報16作判斷外，另常使用電報、電話直接與前線將領聯繫，17甚至是親赴作 戰地區指示詳商。桂系將領，前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參謀長徐 啟明即表示，「戡亂時很多命令是總統（蔣介石）或其他高級將領直接頒下的，不 經過參謀本部。我在北平行轅也擬作戰計畫，總統一來才作最後決定。總統並沒 有帶劉斐來開會，實施後才補報參謀本部。所以要說大陸軍事失敗是由於參謀本 部有個匪諜劉斐，還需要找到更多的證據」18，良非虛語。而蔣介石能夠「每次巡 視戰地，均在倉促中成行；離開戰地時，常在千鈞一髮之際」（俞濟時語）19，另 靠一羣貼身軍事幕僚的協助。
蔣介石的貼身軍事幕僚，係指俞濟時主持下的國民政府軍務局（1948 年 5 月 改制為總統府第三局）。有謂，軍務局繼承了昔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衣 缽，20掌理軍事命令的宣達、文件承轉及其他有關軍報事項。21軍務局設有七個科，
第一科管部隊重要人事，主要是團長以上、機關學校上將級以上的人事編組。第
斐是健生（白崇禧）一手提拔起來的，抗戰初期跟健生到中央，供職參謀本部。此人在紙上談兵 很有一套，很多人讚賞他。但我認為他小有才而已，不佩服他。……他從來沒有實際帶過兵作戰，
因此所擬的作戰計畫有時是不切實際的，此人是不能擔當重任的。由此可知健生用人有時亦不是 沒有缺點」。參見陳存恭訪問紀錄，《徐啓明先生訪問紀錄》，頁139-140。
15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563。
15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頁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