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人利得沒收新制
第二節 法人刑事利得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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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人刑事利得沒收
我國刑法所規範之犯罪行為的法律效果與刑事制裁，傳統上有刑罰與保安 處分二元制度。刑罰者乃被施以為公正地應報犯罪、衡平惡害之手段，藉由刑 罰以防止犯罪行為，以成為預防犯罪之手段。我國過去的刑罰係包括主刑與從 刑，刑罰之主刑乃獨立科處之手段，包括「生命刑」（死刑）、徒刑（無期、
有期）與拘役等「自由刑」，以及罰金之「財產刑」三大類；從刑乃附隨於主 刑科處，包括依刑法第 36 條與第 37 條有關名譽與資格之褫奪公權、以及同屬 於「財產刑」之沒收、追徵、追繳或抵償等。保安處分者，包括感化教育、監 護、禁戒（毒癮、酗酒）、強制工作、強制治療、保護管束、驅逐出境等127。 2016 年的刑法新制修正一向被定義為「從刑」的沒收，成為可單獨宣告的「主 刑」，使沒收成為二元制度之外的第三類刑事制裁。
第一項 法人之一般利得沒收
台灣近年來出現諸多重大的社會問題，包含政商勾結、環境汙染、食安問 題、逃稅洗錢與不實財報等，多為法人犯罪相關。法人犯罪之目的，不外乎不 法利得，在使犯罪行為人受到違法的應報而接受刑罰之前，首要者便是斷絕並 除去法人因自己支配或主導的違法行為利得、或因第三人的身分而獲取的不法 利得。欲達此目的，法人利得沒收，作為傳統的刑罰和保安處分之外的第三種 非傳統刑事制裁，便是最要緊而有效的手段。法人利得沒收跟隨的前提便是法 人的犯罪能力與刑事責任，隨著社會問題的出現與犯罪型態的轉變，世界各國 除了美國體系早期便承認法人刑事責任，德日學說的接受度也日益提升。同時 間，台灣學說上雖有愈來愈多認同法人具有刑事責任者，然過去在實務上對於 法人具犯罪能力的見解的認同度相對有限，實務判決以法人並非實際參與或實 行犯罪之行為人，在過去沒收的限制之下，法人既不成為行為人，也就無從沒 收法人名下的不法利得及犯罪物。
127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元照出版公司，2014 年 9 月四版，頁 700，保安處分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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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一向是傾向否定法人刑事責任的，但為解決日益變化的法人犯罪，支 持法人處罰的見解認為，只有將施用於自然人的刑罰措施也施加於法人，才能 擔保刑法在面對特定犯罪型態時亦能發揮維護法益之效。特別當公司屬於知情 的狀況，儘管執行者是自然人，公司乃在故意之下成為犯罪管道；或是公司不 知情，因為過失而被法人負責人或代理人、亦或是員工利用而成為犯罪工具。
在刑法沒收新制之下，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所生之物，不論為犯罪行 為人者或無正當理由取得者，皆得沒收。不論是從「正犯」、「共犯」地位或
「第三人」的角色，抑或是從「犯罪物」與「犯罪利得」觀之，當行為人為公 司代理人、代表人或經理人、員工等，其犯罪利得最終流向法人組織者，法人 所被分配的不法利得，皆應屬於沒收範圍128。
在世界各國對於法人犯罪能力與刑事責任的接受度日益提升之際，本文於 整理文獻與參考法人犯罪實際案例所得認為，法人利得沒收的議題可以從法人 被認定為「犯罪行為人」或是「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兩種觀點來討論。
在過去以自然人為設計主軸的體系下，以法人為「犯罪行為人」納入沒收主體 範圍之內，法人作為利得沒收的主體對象與犯罪類型、乃至於法律效果應如何 認定，相關的討論甚為有限。但是若以本文第二章所探討的法人刑事責任的架 構，負責人或決策者所為刑事不法就等同於法人的刑事責任，員工犯罪在法人 有組織缺陷而未達成注意義務之下，亦等同於法人的刑事責任，法人既具備犯 罪能力、負有刑事責任，而且在可以舉證法人財產為不法的狀況之下，法人之 犯罪行為人適格自應無所爭議。
美國承認公司犯罪已經有超過百年的歷史，承認法人組織乃一事實上之存 在，法律承認之主體，享有權利負有義務。法人犯罪之立法模式可歸納為「代 位責任模式129」與「模範刑法模式」兩種，也有文獻提出「嚴格責任模式」與
128 參照 Wolfgang Frisch 著，蔡聖偉譯，「從犯罪行為與刑罰的基本理解檢視法人之可罰性 – 兼 論不同的歸責種類」，月旦法學雜誌，第 299 期，2020 年 4 月，頁 7-13。
129 適用代位責任之要件有三：第一是該員工為行為時代表公司（on behalf of the corporation），
第二是員工所為行為乃在職務範圍內（within the scope of the agent’s authority），第三是該員工 所為行為是為了公司利益（to benefit the corporation），參照林志潔，「公司犯罪防制之省思與 展望，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11）」，2008 年 12 月，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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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行為瑕疵模式」的概念130，並認為法人作為犯罪主體可以區分為以下四 種情形：
（一） 法人違反嚴格責任之規定時，不允許法人提出高階管理人員對此事 物之執行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之抗辯。
（二） 法人未違反嚴格責任時，採取「僱主責任原則」，亦即「代位模 式」，公司作為僱主在員工為公司利益、代表公司執行職務範圍內 之行為而發生違法行為時，認為員工所為無異於公司親自所為，因 此公司必須代替員工為其所為之違法行為負責。
（三） 若法人所犯為法定不作為犯罪，仍採「僱主責任原則」，但不可主 張「相當注意義務」之抗辯。
（四） 當員工之違法行為係董事會或高階管理者等決策者授權、要求、指 示所致，且董事會或高階管理者明知有該行為但因過失而容任該行 為發生。違法行為雖由非決策者員工在職責範圍內所為，卻是決策 者明知或過失所促成，決策者未能不為犯罪或未能有效防止員工犯 罪行為之發生，屬於「管理行為之瑕疵」，或稱為「組織缺陷」。
法人是否以犯罪行為人論處，與其保證人地位具有高度關聯。儘管學者對 於類型和原因有諸多論述，但法人具備保證人地位，著毋庸議，也因組織的缺 陷與其注意義務的不作為，在各種類型中，法人犯罪類型最常被視為「不純正 不作為犯」。簡而言之，法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乃連結決策管理者（包含負責 人與代表人）的故意或過失而形成，法人的行為乃其組織成員行為的集合體，
依決策者之故意過失等同於法人之故意過失，再加上員工作為之主觀犯意，三 個角色的結合雖使得法人無法成為單獨正犯，但法人若因決策者對員工授權、
指示、要求、命令、慫恿、協助之作為，或縱容、默許、漠視等各種不作為，
而與員工共同犯罪，則成立共同正犯或間接正犯。法人組織或可因創造員工的 犯意或以不直接參與構成要件來協助員工達成犯罪的方式，而以共犯之教唆犯 或幫助犯論之。當法人與員工成為共同正犯、或法人為教唆、幫助等從犯者，
皆為直接承擔刑事責任的當事人，適用犯罪當事人沒收的一般沒收規定。
130 侯凱倫，「法人犯罪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 6 月，頁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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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以大統混油案為例，公司集體共謀執行不法行為，以公司做為實 質受益的金庫，公司實然主導與支配不法行為，且為不法利得之持有者與支配 名義者。公司知情且直接參與、甚至是藉由負責人和員工的配合來達成犯罪行 為，實在不能稱之為「明知他人（公司負責人或員工）違法行為而取得」、或 是「犯罪行為人（公司負責人或員工）為他人（公司）實施為行為，他人因而 取得」。因此，就個案而言，雖仍多以公司為第三人來執行沒收處分，然本文 認為，以公司為犯罪行為人並宣告沒收，以直接的主體關係來剝奪公司名下之 不法利得，以當事人適格參與沒收程序，對於當事人的程序保障相對直接而完 整，應較為妥適。
依本文見解，法人沒收在個案判斷上，若有「故意」者，應以一般沒收為 優先，法人作為員工行為的集合體，在明知員工違法行為而惡意挪移不法利得 到公司名下，不應視為第三人沒收。只有在過失的情況發生代理型的第三人沒 收要件、或是善意無辜的繼承型要件、或是以其已善盡防止義務而排除刑事責 任的狀況之下，以第三人沒收來剝奪其不法利得，比較合理。且在確認法人犯 罪類型與利得沒收的法律效果後，為了絕對剝奪不法利得，在不牴觸憲法基本 權與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下，法人既為犯罪行為人，其利得沒收自當從寬認定沒 收主體和客體，並跳脫傳統沒收限縮於故意犯的框架，不論其故意或過失，不 論因作為或不作為，不論為正犯或共犯，只要在優勢證據之下可認定的不法利 得，即應從寬認定沒收主體和客體，得以宣告沒收。
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參考美國民事沒收制度，民事沒收不以刑事有罪為前 提，以沒收客體為被告，不管客體之所有人是正犯、共犯或第三人，也不論客 體之所有人的狀態是生存、逃匿或死亡，除了善意的考慮之外，其餘因素皆不 影響沒收。畢竟，行為人對違法行為創造的財產狀態若存有某種信賴的話，也 不值得被保護131。簡言之，犯罪利得的沒收應基於客體標的來源本質，當優勢 證據可以滿足「犯罪發生」、「該財產為犯罪利得或犯罪工具」、「財產依法 應予沒收」三個要件，即可判決沒收。另外應該考量者，學說上對於法人財產
131 王士帆，「2017 年德國沒收新法 – 從新原則與裁判安定性」，司法周刊，2017 年 8 月 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