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實證結果分析與模型檢定
第一節 人均享有社會福利支出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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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結果分析與模型檢定
本章節主要在探討實證模型的迴歸分析與檢定結果。首先，第一節為實證模型的估 計結果與雙因子固定效果的分析。第二節則透過不同的社會福利補助支出，進一步了解 其對犯罪問題的影響。為使研究結果更嚴謹，將於第三節中，對實證模型做正確性的相 關統計檢定。第四節則進行本章之小結。
第一節 人均享有社會福利支出淨額
本研究利用台灣自1999-2009 年共 11 年，23 縣市（不含連江縣與金門縣）的追蹤 資料，採用固定效果模型進行分析，探討平均每人享有社會福利支出淨額及其他影響犯 罪率的相關因素，對總犯罪率、不同年齡層與失業者犯罪人口率的影響效果，亦進一步 討論不同的社會福利支出（家庭生活扶助、就學生活補助、急難救助、醫療補助與失業 給付）對上述模型的影響是否相同。茲將估計結果詳列於表 13。
一、實證結果分析
（一）人均社會福利支出之效果
從表 13 中可以發現，在五個實證模型中，人均享有社會福利支出淨額的係數估計 值在模型一（總犯罪率）及模型四（成年犯罪人口率）皆為正值；在模型二（少年犯罪 人口率）、模型三（青年犯罪人口率）與模型五（失業者犯罪人口率）則為負值。由於 五種模型人均社會福利支出淨額對犯罪率的影響效果皆呈現不顯著的情形，顯示在本研 究中，人均社會福利支出淨額變數無法突顯區域社會福利支出水準與犯罪問題的關連 性。此一實證結果與Worrall（2005）認為社會福利與犯罪問題間不具有顯著關係的研 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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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變數分別為 1999-2009 年台灣各縣市之少年（12-18 歲）、青年（18-24 歲）、成年（24 歲以上）與失業者犯罪人口率（單位：人/千人）。‧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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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因為高齡者非主要的犯罪人口；且疾病與健康的社會給付亦是一種人力資本的 長期投資，短期無法見其影響之效果。此外，社會福利支出對貧困家庭之孩童在人力資 本累積上有延滯效果（反映在10幾年後的犯罪問題），而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期間僅近十 年，無法納入人力資本對犯罪問題的長期趨勢效果，故在實證結果上亦無法表現其關連 性。
除了人均社會福利支出本身的原因外，我國犯罪率的統計資料亦存在部分限制因 素。為了使人民與社會各界的觀感良好（因為多數民眾將破獲率視為評價警察績效的重 要指標），利用破獲率的計算方式技巧性的美化治安帳面數據藉以提高破案率，如將逾 期遲報、補報的破案數與積案的偵破皆列入當季計算；且將發生即破案的案件，如查獲 毒品、取締酒駕納入計算等。46另外，亦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考量或選舉手段，例如藉 由吃案等以壓低刑案發生率造成大量的犯罪黑數。若犯罪統計資料受上述原因影響，一 般民眾會認為縣市的治安狀況大幅改善，但就如Johnson（2007）的觀點，以浮誇的破 獲率或不真實的犯罪統計數據來評斷警方的表現或社會治安情況根本毫無意義。
（二）其他解釋變數之效果
影響犯罪行為的因素相當複雜，就社會福利支出以外的各項解釋變數而言，觀察表 13 可以發現，部分解釋變數在不同實證模型的估計係數及影響方向結果多不相同。經濟 階級差異在五種實證模型的影響效果皆呈現不顯著的情形。由於台灣的經濟市場結構與 國外不同，雇主與受雇者之薪資界線較為模糊，故以此做為衡量指標無法突顯經濟階級 差異的影響；也有可能相較於其他因素，經濟階級差異要素並不重要，故與犯罪無顯著 相關（Messner, 1989）。而本研究中其餘解釋變數的影響效果將依序說明。
首先為離婚率的討論，表 13 可以看出離婚率在模型一（總犯罪率）具有顯著的正 向相關性，亦即代表一地區離婚率越高，該區之總體犯罪問題也會越加嚴重。進一步探
46 自由時報（2010），6 月 7 日頭版「人民感受/治安亮紅燈 警署統計/破案率卻逾八成」，2010,6,7，網 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jun/7/today-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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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離婚率對不同年齡層的影響，發現僅對模型三（青年犯罪人口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關係，表示離婚率所造成之家庭破碎容易導致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進而成為影響青年 犯罪問題的重要原因。此一結論符合本研究預期影響方向，亦與陳正昌（1991）、廖德 富（2003）等人的研究認為離婚率與犯罪率具正向影響之結論相符，也與侯崇文
（2001）、Sauvola et al.（2002）及 Leo（2005）認為不完整的家庭支持容易導致子女 偏差行為的研究結論一致。
就失業率因素而言，失業問題是除社會福利支出外，政府與社會大眾皆相當重視的 議題。從實證結果得知，失業率對模型一（總犯罪率）呈現不顯著的負向影響效果。若 進一步探討失業率對各年齡層及失業者的影響方向，發現在模型二（少年犯罪人口率）
與模型五（失業犯罪人口率）的影響效果顯著，但方向卻不同。失業問題對少年犯罪具 有正向的影響，分析失業使人損失經濟收入、讓家庭陷入困頓，生活困境進而影響家庭 合諧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發展，易使青少年產生逃避家庭、叛逆及價值觀偏差等行為，
因此一區域的失業問題越嚴重，該區之少年犯罪問題也越惡化。失業對失業犯罪人口率 則呈現顯著負影響。如徐昀（2000）所述，失業率對犯罪率存在「時間落後」的關係。
發生失業，失業者會積極找工作、不會立即犯罪；且若為中年失業，犯罪風險較大（如 行動力緩慢與家庭責任等）更減緩犯罪的可能，因此當失業人口比例增加大幅超過失業 犯罪人口，便導致失業率與失業犯罪人口率存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破獲率在模型一（總犯罪率）中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意即區域的破獲率越高、犯 罪的機會成本越大，越能有效抑制犯罪問題。此一實證結果與 Howson and Jarrell
（1987）及 Levitt（1998）等人的研究結論一致，且亦符合本研究之預期影響方向。分 析破獲率與其他四種模型之關係，發現無論在各年齡層或失業者的犯罪問題皆呈現顯著 的正向影響。由於此四種模型衡量單位與模型一不同（模型二至模型五單位為人/千 人），因此可能受到發生即破案（如取締酒駕）之案件比重過高所影響，導致破獲率與 犯罪率同時提升；亦或許如許春金、孟維德（2000）認為增加逮捕數會衍生副作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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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大量時間處理文書等），更不利於解決犯罪問題。至於在警察可見度對犯罪問題的 討論上，估計結果發現警察可見度對模型一（總犯罪率）具有負向但不顯著的影響效果；
但在模型四（成年犯罪人口率）卻存有顯著的正相關性，表示警察可見度並非是抑制成 年犯罪問題的重要因素，巡邏反而成為浪費警察處理正規工作的時間（Trojanowicz et al., 1986）。
關於人口結構差異，在模型一（總犯罪率）及模型四（成年犯罪人口率）中呈現顯 著且負向的影響效果。分析可能原因為老年人口並非主要的犯罪群體（犯罪年齡曲線的 高峰多集中在 10-24 歲），因此一地區的老年人口依賴比例越高（高齡人口較多）其犯 罪率較低；成年人口或許因為位居權威職位（犯罪風險較高）、具有承擔家庭、撫養長 輩等符合社會期待與規範的社會責任因素，因而對犯罪問題具有部分抑制作用（Hirschi and Gottfredson, 1983），故較能緩和該區之總體與成年者的犯罪問題。此一研究結果 亦與本文之預期相符。最後，考慮人口密度因素。實證結果顯示在模型一（總犯罪率）
中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顯示人口越密集反而能緩和犯罪問題，但其影響效果有限（係 數值較低），此實證結論與過去研究結果不符，分析可能受到人口組成結構的差異而有 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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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因子固定效果分析
由於各縣市之地理環境、人口結構、交通運輸與文化背景的不同對犯罪問題具潛在 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納入個別區域特質進一步解釋對犯罪率的影響，時間趨勢亦是重要 關鍵。故利用雙因子固定效果模型，可考慮區域特質與時間特質的個別固定效果，較能 全面探討實證結果。
（一）區域特定固定效果（region-specific fixed effect）
利用雙因子固定效果之估計，將台灣 23 個縣市的個別區域特定效果之基本統計量 詳列於表 14 中。
從前述實證結果得知，雖然人均享有社會福利支出淨額與犯罪問題無顯著關係，但 透過縣市之個別固定效果，亦能了解在沒有特定因素的影響下，區域具有的潛在個別特 質仍能有效緩和犯罪問題。觀察表 14，從模型一（總犯罪率）來看，發現臺東縣、花 蓮縣及屏東縣分別為區域固定效果的前三名。進一步分析此三個縣市的的區域特質，發 現臺東縣與花蓮縣在地理環境上皆位於台灣東部與南部，屬於開發較晚、擁有豐富的自 然資源與保有純淨無污染的良好環境，且均為著名的旅遊觀光縣市。這些縣市之其他個 別特點，例如花蓮縣有四氣如春的優越氣候；臺東縣伴隨歷史變遷與政策的安排（許多 原住民、榮民、外省人與八七水災的西部災民在此定居）下，形成無偏見、多元族群融 合的文化社會；再加上宜蘭縣與南投縣純樸的民情風俗、緩慢的生活步調與令人心曠神 怡的自然風景等因素，降低繁忙生活中之衝突與摩擦的機會，而這些條件則反映在固定 效果上。
相較於上述三縣市，臺北市、高雄市及臺中市則為正向固定效果的前三名，其餘四
相較於上述三縣市，臺北市、高雄市及臺中市則為正向固定效果的前三名，其餘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