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回顧
第三節 犯罪率與其他影響因子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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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犯罪率與其他影響因子相關文獻
ㄧ、離婚率（家庭生活）與犯罪之研究
台灣社會在經歷了一連串的社會結構變化後，除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也對兩性在 家庭角色的扮演上造成相當大的改變。在強調性別平等的基礎下，女性在追求受教育與 工作有更多的機會，過去「父權主義」的態度造成家庭中男、女性的衝突與矛盾，使台 灣地區的離婚率不斷攀升。陳正昌（1991）利用 ARIMA 模式12與複迴歸模型研究台灣 1950-1989 年間的資料，發現社會變遷變數（工業化、都市化與離婚率）與犯罪率間呈 現顯著的正向關係。不同於上述兩種統計方法，廖德富（2003）利用描述統計與 Pearson 積差相關，亦驗證離婚率與犯罪率間具有正向關係。許春金等（1991）與張倉耀等（1999）
更進一步研究台灣地區不同的犯罪類型與離婚率之關係，發現多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而 徐昀（2000）則是指出離婚率與犯罪問題存在時間落後（time-lag）關係，離婚率除和 同年度中的總犯罪率與汽車失竊率間存在正相關外，也與次年的汽車失竊及第三年的犯 罪率、汽車失竊與強盜搶奪間呈現正向關係。
正常的家庭生活可幫助人們有完整的社會化。赫胥黎（Hirschi）認為家庭功能對兒 童及青少年的發展相當重要，父母離異所造成的家庭不完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心理狀 況，易產生偏差或犯罪行為（瞿海源等，2002）。近 20 年許多研究陸續證明家庭結構 與生活對孩童在各方面的表現有重要的影響，家庭親子關係適應良好與否會影響日後人 格的養成及與他人之互動行為。社會學習理論（如不同接觸理論）認為兒童會模仿父母 間的衝突暴力並應用於人際關係，導致較多的暴力行為。孩童來自非完整無缺、單親或 非婚生子之家庭，除對孩子在心理與情感上的發展提供較不足的支持外（Sauvola et al., 2002；Leo, 2005；侯崇文，2001）；在經濟問題、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子女管教與
12 ARIMA（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模型，自我迴歸整合移動平均模型（移動也譯 作滑動），為一種時間序列預測分析方法，適用於非恆定的序列資料。其利用差分處理方式將非恆定的序 列資料轉變為恆定序列資料，再透過ARIMA 模型來預測。ARIMA 精神為：不須透過經濟理論，而由資 料或殘差項的過去值來解釋模型。莊益源（2009），「ARIMA 模型」，2010, 1, 30，網址：http://140.123.
5.6/de ptfin/cou rse_data/Data/L03_ARIM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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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親子關係與健康等方面的表現均較一般家庭來得薄弱，因此貧窮、輟學與犯罪問 題等較為突出（李雯雯，1997；張英陣、彭淑華，1998；游顓瑜，2006；姚雅清，2008），
對少年犯罪13影響更甚（周愫嫻，2004）。故家庭提供良好環境可提升孩童正面的行為 發展。
Paschall et al.（1996）指出黑人與白人間不成比例的凶殺與暴力犯罪，主要原因不 在於種族的差異，而是在家庭結構、依附父母與家庭壓力及衝突等原因的不同，致黑人
（相較於白人男性）在暴力行為上暴露更多的危險因素，如黑人有更多單親家庭與家庭 衝突。暴力循環理論認為若父母對家庭成員施以暴力行為，不僅對小孩造成心靈上的負 擔，當孩童未來成家立業時亦會對自己小孩同樣暴力相向。Fagan（2005）針對美國青 少年族群進行研究，發現身體虐待與犯罪參與間具有顯著的關係。在台灣地區，蔡德輝
（1990）亦驗證兒童被虐經驗越多，發生犯罪行為比例越高。經濟與勞動結構的改變，
促使雙薪家庭比例大幅增加，在孩童成長的過程中，同儕團體的認同影響甚大，若親子 關係疏離、溝通不良或過度放任及寵愛的管教方式，皆會影響青少年的身心發展進而導 致偏差行為，如逃家、酗酒與藥物濫用14等問題，且犯罪行為也越趨複雜。茲將影響犯 罪率因子（離婚率）之國外與國內相關文獻詳列於表 3。
二、失業率與犯罪之研究
所謂「失業」15意指：一個人願意並有能力為獲取報酬而工作，但尚未找到工作的
13 台灣「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 條中規定：「少年者，謂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人。」當上述規定之年 齡者，有觸犯刑法法令之行為時，稱之為少年犯罪。由於少年犯罪具有身分之特殊性，因此適用少年事 件處理法之特別規定。全國法規資料庫（2001），「少年事件處理法施行細則」，2010, 5, 15，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C0010012
14 藥物濫用（Drug abuse）指「凡不是為了醫療目的，在不經醫師處方或指示下，經常過度地強迫使用 某種藥物，其程度足以傷害個人的健康，影響其社會及職業之適應，甚至危害到社會秩序者」，稱之。法 務部（1982），《青少年藥物濫用之研究》，台北：行政院法務部；轉引自徐震等（2000），《社會問題》，
台北：學富文化，頁347。
15 經濟學家將失業按照其發生原因分為三種類型：(1)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由於勞 動力缺乏流動性，信息交流不完全以及市場組織不健全，所造成的失業。(2)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經濟產業的每一次變動都要求勞動力的供應能迅速適應這種變動，但勞動力市場的結 構特徵卻與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不相吻合，稱之。(3)循環性失業（Cyclical Unemployment）：因為景氣 循環波動所形成的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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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即為失業。失業率為失業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率，過高的失業率乃市場經濟 調節作用的失靈，也是一種勞動力資源的閒置與浪費。Devine et al.（1988）指出犯罪 率與失業率具有正向關係，認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皆會造成經濟困境並引發犯罪動 機。失業同樣會影響青年的心理健康。Hammer 及 Pollock 皆認為不斷進出勞動市場會 導致青年喪失自尊以及成就感；當失業期間愈長，會陷入尋職動機低落的惡性循環，逐 漸被社會邊緣化（轉引葉祖欽等，2010）。青年就業的不穩定所造成貧窮與收入不平等 的問題，是影響青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Winefield et al., 1993；Fougère et al., 2009）。
近年來，台灣面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造成產業外移、勞動關係改變與「非典型就 業」16增加等現象，其直接影響勞動市場的穩定與大幅增加失業率。賴兩陽（2007）指 出在這樣就業市場下，社會逐漸形成「新貧」（new poverty）17問題。新貧問題的發生 原因主要在窮人結構上有所改變，其現象為年輕失業者增加、中老年人尋職的時間加長 與長期失業者人數上升。失業使失業者喪失其勞動收入、惡化家庭經濟狀況，更甚者會 造成失業者心理與精神上的痛苦（如失落感、對自我肯定失去信心、感覺被社會拋棄等 負面情緒）。由於失業人口犯罪的機會成本較低，在收入減少與精神痛苦的雙重壓力下，
容易引發更多的財產犯罪與暴力犯罪，成為社會治安的隱憂。許多研究皆指出，失業率 與犯罪率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Levitt, 1996；許春金等，1991；廖德富，2003；溫 佳諭，2004；林明仁、劉仲偉，2006；林昆峰，2007；魏大耕，2007）。
但失業並非立即犯罪，徐昀（2000）指出失業率與犯罪問題存在時間落後（time-lag）
的關係，發現失業率與當年度各類型犯罪並無顯著關係；與次年的強盜、搶奪犯罪與第 三年的總犯罪率才存有顯著正向關係。另有部分研究認為失業率的增加與犯罪率上升並
16 「非典型就業人員」（atypical employees），是指有雇主的「專任（全時）薪資（的正式）就業人員」
（full-time wage employees）以外的工作者，可以推知：非專任薪資之工作即為非典型僱用型態。依之，
非典型就業人員並無受到勞工法規的保護。張天開（1987），「非典型就業人員的勞工權益問題」，《勞工 研究季刊》，89：1。
17「新貧」（new poverty）與「舊貧」（old poverty）所產生的貧窮問題與傳統社會救助所界定的窮人有 所不同。舊貧是指「社會大多數人正常生活條件處在一個經濟低度發展的社會中」；新貧係指「那些在快 速邁向富裕社會中之落後者的貧窮」，這些低成就落後者，Harrington 稱之為「被社會拒絕者」（the rejects）。賴兩陽（2007），「當社工遇到勞工」，《社區發展季刊》，119：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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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顯著關係（Corman et al., 1987；Kapuscinski et al., 1998；李湧清、蔣基萍，1994）。
茲將影響犯罪率因子（失業率）之國外與國內相關文獻詳列於表 4。
（1991） 1950-1989
ARIMA 模
Paschall et al.
（1996） 1990 自陳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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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98 Logistic 迴 歸分析
單親家庭與男性後代的暴力行為密切相 關；且失敗的（童年）家庭環境是導致成 年後暴力（犯罪）行為的重要因素之ㄧ。
廖德富
（2003） 1992-2001
文獻探討
（2005） 1959-1965
Logistic
（2008） 1983-2006
普通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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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man et al., 1987）；其對財產犯罪（如謀殺、強盜與竊盜）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威嚇 作用（Ehrlich and Brower, 1987；Levitt, 1998）。Rezvani（2002）指出特定區域的財 產犯罪會因逮捕率增加而降低，但由於犯罪份子會轉移至其他地區，因此總犯罪並不受
萍（1994） 1971-1990
時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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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1992-2001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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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man et al.
（1987）
1970/1- 1984/6
向量自我
迴歸模型 破獲率與犯罪率間存有顯著的負向關係。
Ehrlich and Brower
Thomas and Lesli 穿著制服員警的能見度，該地區犯罪率會降低，特別是凶殺犯罪。Salmi et al.（2004）
認為警察能見度是對民眾傳達不同的訊息。其利用四因子模型（兩種能見度因子-警方 車巡、警方步巡與兩種畏懼之犯罪形式因子-財產犯罪與傷害犯罪）探討警察能見度對 芬蘭青少年與成年畏懼犯罪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多數民眾看到警方步巡會產生較大 的安全感，除對警察的積極形象有加分作用外，對犯罪情況亦有正面影響；相較之下警 方車巡無法有效降低民眾畏懼犯罪之心理。Hsing（1996）認為非法毒品活動會影響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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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財產犯罪（偷竊、搶劫與汽車竊盜），因此提高街道警察數量（street police）會 減少藥物濫用的行為進而降低犯罪問題。亦有研究認為兩者間並無顯著相關。Kelling et al.（1974）對 1970 年美國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城市進行巡邏實證，發現警察的高可見度 及其高反應效能與犯罪率無實質相關。許春金、孟維德（2000）對台灣地區的研究亦
力、與財產犯罪（偷竊、搶劫與汽車竊盜），因此提高街道警察數量（street police）會 減少藥物濫用的行為進而降低犯罪問題。亦有研究認為兩者間並無顯著相關。Kelling et al.（1974）對 1970 年美國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城市進行巡邏實證，發現警察的高可見度 及其高反應效能與犯罪率無實質相關。許春金、孟維德（2000）對台灣地區的研究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