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研究設計
第三節 實證變數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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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證變數假設
依據Sala-i-Martin（1997）的觀點，社會福利支出除能保障國民優質生活與提高生 產效率外，其透過補貼方式可縮短貧富差距，亦能有效改善窮人之犯罪問題。Johnson et al.（2007）認為社會福利支出能有效減少犯罪的動機；且對失業者提供工作，不但會 增加其犯罪的機會成本，也減少策劃與犯罪的空閒時間。無論對財產犯罪（Hannon and DeFronzo, 1998）或凶殺犯罪（Pratt and Godsey, 2002）皆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故本 研究假設每人平均社會福利支出淨額對縣市之犯罪率有負向關係。
正常的家庭生活可幫助人們有完整的社會化，父母離異所造成的家庭不完整會影響 家庭成員的心理狀況，造成情緒低落等負面情緒。單親家庭在子女管教與經濟等問題表 現較一般家庭薄弱，故貧窮與犯罪問題較突出（張英陣、彭淑華，1998）。許春金等（1991）
及廖德富（2003）之相關研究皆驗證出離婚率與犯罪率間具有正向關係。故本研究預 期離婚率的估計值為正值。在失業率方面的討論，Devine et al. （1988）指出社會經濟
（以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表示社會經濟狀況）狀況不佳時，生活的困境會成為犯罪動 機；廖德富（2003）也利用相關研究法驗證出失業率與犯罪率間呈現正向關係，故預 期失業率的估計值為正值。
另外，逮捕（arrest）的風險與刑責和謀殺、強盜與竊盜等財產犯罪具有相當程度 的威嚇（Ehrlich and Brower, 1987；Levitt, 1998），因此預期破獲率的估計值為負值。
Shah（2004）指出，在幫派聚集地若提高穿著制服員警的能見度，該地區犯罪率會降 低，特別是凶殺犯罪，故本研究預期警察可見度的估計值應為負值。人口結構亦是影響 犯罪問題的重要因素之一。Carrington（2001）推估加拿大人口老化與犯罪間之關係，
發現人口持續老化下，所有犯罪類型犯罪率皆會降低，故本研究預期人口結構差異的估 計值為負值。
關於人口密度方面，孫義雄（1991）指出高人口密度和汽車竊盜、強盜與搶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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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正向關係；Brennan-Galvin（2002）就拉丁美洲的實證資料，亦認為人口密度 過高區域所造成的擁擠感會加劇違反社會的行為（如暴動、暴力），因此預期人口密度 的估計值為正值。最後為經濟階級差異因素，Blau and Blau（1982）發現不同種族（黑 人、白人）間的經濟不平等與犯罪類型（如殺人、攻擊等暴力犯罪）間存在正向關係；
李湧清、蔣基萍（1994）就台灣地區的資料亦驗證之，故研究假設經濟階級差異的估計 值為正值。
不同年齡的犯罪行為模式並不相同，因此本文特別針對不同年齡層（少年、青年與 成年）及失業者之犯罪人口率做進一步討論，並探討不同社會福利補助支出對前述五種 犯罪率的個別影響。上述對各解釋變數的說明與本文所探討相關實證變數之基本統計 量，均彙整如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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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台灣各縣市社會福利支出對其犯罪率之影響，因此採長期追 蹤資料（panel data）來研究此議題。為衡量縣市個別特質與時間趨勢的效果，所選取 之觀察群體為台灣地區所有縣市，非隨機抽樣之樣本，故使用雙因子固定效果模型進行 分析。根據文獻整理，離婚率、失業率、破獲率、警察可見度、人口結構差異、人口密 度與經濟階級差異皆是影響犯罪率的重要決定因素，除人均社會福利支出，亦討論不同 社會福利補助支出對總犯罪率及不同年齡層（少年、青年和成年）與失業者之犯罪人口 率的影響。
實證資料蒐集期間為1999 至 2009 年，共 11 年台灣縣市別的追蹤資料。而實證模 型中各解釋變數資料源於《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警政統計年報》、《中華民國刑案統計》、
《內政部統計月報》、《內政部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處「各縣市重要統計指標」、
《中華民國社會指標統計》、《各縣市政府決算書》及《勞工保險統計年報》。經由過 去文獻，本研究對解釋變數進行假設，預期負向影響變數為人均福利支出淨額、破獲率、
警察可見度與人口結構差異；預期正向影響變數為離婚率、失業率、人口密度及經濟階 級差異。
關於研究限制，由於縣市社會福利支出內容並無詳細列出，故難以衡量實際運用之 情形；且犯罪率統計資料僅討論總刑事犯罪率，將無法顯示地方性社會福利支出對不同 形式犯罪率之影響與差異；而犯罪數據亦存在「犯罪黑數」問題。受限研究期間僅鎖定 在近11 年，可能無法反映 30-40 年之長期趨勢，或是例如 70 年代經濟起飛所造成社會 福利快速發展等特殊現象。在自變數的選擇限制，部份影響犯罪行為因素之資料有所缺 陷或不容易衡量主觀上的感受，將另以客觀資料做為解釋變數進行分析，故與實際情形 會存有差距。上述因素皆可能影響資料之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