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福利對犯罪率影響之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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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福利對犯罪率影響之相關文獻

社會安全，在歐美工業國家中是一個為了解決社會問題、為了促進社會平等而設計 的現代社會制度（郭明政，2001）。過去研究指出，較高經濟成長承擔得起高的社會安 全支出，而社會安全網的建構亦隨經濟發展而日益完善（林萬億，2005）。我國社會福 利（涵蓋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與醫療保健等五大項）為社會安全 領域中相當受到重視的課題，且多與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需求相關。

近三十年來，許多社會團體的活絡與政治抗爭帶動台灣民主化的快速發展，形成社 會福利議題成為政治競爭形象包裝之策略，使社會安全制度與政策也隨選舉產生催化效 果（王順民，2006）。隨著台灣經濟發展之轉型，伴隨著人口老化、家庭功能萎縮、

人權觀念深化等因素，而衍生貧富差距大、失業率與離婚率增加等各種問題。社會福利 被視為是修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度發展後導致貧富懸殊的有效機制，於是國家對經濟 安全年金、醫療保健、社會照顧等需求逐漸增加其重視程度，社會福利支出也相對提升。

犯罪問題不僅造成國家上的安全問題，更會影響到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政治與社會 安定等各種層面。李昌鈺（2009）指出一個地區犯罪問題嚴重，除會造成龐大的財產 損失之外，更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如商家不敢在此開業、居民也會搬走等）。經濟因 素又多為導致犯罪問題產生的直接原因。過去研究顯示貧窮對財產犯罪影響較大；富裕 則對暴力犯罪影響較顯著。伴隨經濟發展所造成的人口流動、環境變遷或經濟制度的缺 陷（如自由主義市場等）會導致犯罪率的增加（周愫嫻，1997）。部分學者將社會福利 機制視為政府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可有效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因此進一步探討有關社 會福利與犯罪兩者間之關連性。

首位研究公共援助與犯罪問題的學者為DeFronzo（1983）。他提出大都會區由於經 濟差距不斷擴大、失業率攀升與通貨膨脹等所造成的經濟困境，導致街頭犯罪迅速增 加。其研究指出政府對窮人、貧困家庭提供「有眷低收入戶家庭補助方案」（AFDC-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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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與凶殺、強姦及竊盜之犯罪率有顯著的負向關 係，與嚴重攻擊僅有較弱的負相關。其並分析經濟援助與財產犯罪之經濟收益的選擇，

發現對窮人經濟援助會有兩種影響-援助金額過低，無法滿足窮人之需求，因此仍會引 發財產犯罪（如竊盜、搶劫等）；相反地，援助金額過高（財富增加），亦會增加竊盜之 目標與預期收益，進而激發財產犯罪，其結論符合日常活動理論¹¹及理性選擇理論。

如前述，社會福利與財產犯罪間不只僅具正向關係。Wilson（1996）發現家庭結構 除與地方勞動市場的特徵具有相關性（如離婚率與男性失業者間具有正向關係）外，亦 會影響財產犯罪（AFDC支出與財產犯罪具顯著的負向關係）。由於貧困地區多為女性戶 主且無自有房屋，家庭經濟問題較為嚴重。Zhang（1997）藉由貧窮（或女性戶主）之 家庭，研究福利參與（接受公共援助者）與財產犯罪（如竊盜）的關係，其指出人均福 利支出與財產犯罪間呈現（間接的）負向關係，亦發現AFDC支出會抑制家庭解組及減 低女性戶主生活中的經濟壓力，故與離婚率、女性戶主家庭與貧窮者比例具有負向關 係。由上述文獻可以發現，公共援助與財產犯罪間的關係，運用不同資料或不同理論模 型所產生的結論亦不相同。

經濟問題除影響財產犯罪外，同樣也是引發凶殺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Chamlin et al.（2002）研究指出 AFDC 支出與凶殺犯罪間呈現負向關係。其認為社會福利服務對 窮人給予的援助，並非為了降低下層社會犯罪問題，而是紓緩弱勢階級在經濟方面的困 難，有安撫潛在犯罪者的作用，間接地減少犯罪問題的發生。輟學率亦影響犯罪問題。

Hannon（1997）發現輟學率與凶殺犯罪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由於貧困家庭之孩童 常為了分擔家計而導致較高的輟學率，福利支出（AFDC）不但可減緩經濟壓力，更能 透過降低輟學率來改善凶殺犯罪問題。

11 Cohen and Felson 提出之「日常活動理論」，認為人類的活動模式與犯罪有密切關係，是日常生活型態 的一種結果。因此，當有能力及動機的犯罪接近沒有受合理保護之犯罪標的物時，犯罪就會產生，即犯 罪為下列三項因素時空聚合的結果：（1）有能力及動機的犯罪者（2）合適的犯罪標的物（3）抑制犯罪 發生者的不在場。許春金（2003），《犯罪學》，台北：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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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之家庭生活與支持會影響往後的犯罪行為參與，因此對貧困兒童提供經濟援 助、改善嬰幼兒的保健與教育等的社會計劃，會減輕成人壓力並降低對孩童的疏離與忽 視，進而減少 10-15 年後青春期及成年初期之犯罪人口（Savage and Vila, 2002）。

Hannon and DeFronzo（1998）亦同樣認為，社會福利助人合法獲得其必需的商品，便 能減少因經濟壓力所引發的犯罪問題，故福利參與率與財產犯罪呈現直接的負向關係。

其並發現福利援助可減輕已婚男性在就業市場變化下的經濟壓力，進而降低離婚率、窮 人比例與犯罪動機。由於成人的經濟壓力會加劇社會解組與對孩童的漠視、虐待等行 為，因此減少福利援助反而會創造新的犯罪份子與增加犯罪所耗費的成本，如刑事司 法、監獄住宿等。經濟壓力除會引發財產犯罪外，亦會造成凶殺問題。Pratt and Godsey

（2002）指出經濟不平等會直接影響凶殺犯罪，而社會援助對於減緩凶殺犯罪有顯著 的效果。

造成經濟困境之因素很多，亦有研究納入總體景氣循環因子，探討政府政策與犯罪 之關連性，Devine et al.（1988）探討通貨膨脹率、失業率、兩種抑制因子（刑事司法 與社會福利服務）與犯罪率（凶殺、搶劫與竊盜犯罪）間之關係。由於通貨膨脹會使接 受固定薪資的勞動者實質收入減少，如同失業造成經濟困境，皆會影響現有體制的均衡 進而造成社會問題。研究指出，偷竊與搶劫顯示犯罪者在物質與財產上的缺乏，而社會 福利之公共救濟能補償勞動者的經濟損失，因此能降低此兩種的犯罪問題。Johnson et al.（2007）利用 1930-1940 年的時間序列資料，探討美國在經濟大蕭條時期，81 個大 城市的社會福利支出對犯罪之影響，其研究顯示，社會福利支出能有效減少犯罪的動 機，且對救濟對象給予工作救濟比直接補貼救濟金更能有效降低犯罪問題，因為對失業 者提供工作，不但能增加犯罪的機會成本，也減少策劃與犯罪的空閒時間。亦有學者持 相反看法，Worrall（2005）利用雙因子固定效果模型研究美國加州地區的長期追蹤資 料，發現社會福利支出與五種嚴重犯罪（殺人、搶劫、強姦、破門偷竊與竊盜）間並不 存在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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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市場經濟、政府的社會政策與犯罪問題會相互影響。Docksai（2010）

指出 1970 年美國政府減少教育與衛生等相關政策的投資，隨後監獄人口即激增 20 萬 人；採取新自由主義市場的國家（如美國、俄羅斯與東歐等）相較於為解決社會問題而 施行擴張計畫的國家（如西歐）之犯罪率更為嚴重；此外，其駁斥貧窮為犯罪的根源，

指出許多富裕國家的犯罪問題亦相當驚人，強調政府應更有效率的配置資源，如將財源 用於保護公民安全、改善貧困與穩定經濟政策等。

社會福利亦會藉由其他方式間接影響犯罪問題。全球化惡化勞動者之工作條件，不 僅協助增加弱勢人口的數量，也擴大非正式勞動力與部份工時的人口（George and Wilding, 2004），產生新貧現象。國家失業率的攀升除了對家庭經濟安全造成莫大威脅 外，也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由統計資料發現，失業族群並非為同質性之團體。Jones

（2001）指出教育能有效提升勞動者之技能與改善生產效率，可增加個人競爭優勢以避 免被社會邊緣化的危機。Pietro（2002）發現社會福利支出與低收入家庭之大學入學率 存有高度顯著相關，其認為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可透過資源重分配之方式，提高低所得 家庭子女之就學率，進而改善整體國民教育程度，更益於人力資本的累積。上述文獻是 將社會福利視為對青年的教育與投資，相較於低教育者，高教育程度的犯罪機會成本相 對提高，因此能有效抑制犯罪問題。

李建強、張存炳（2007）指出在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中，如救助金、補貼等移轉性 支出，並非僅為移轉性支出補貼性質，而是具有生產力之公共財，如社會救助、國民就 業等政策的推行可提高就業機會。Sala-i-Martin（1997）發現社會福利支出，不但能保 障國民基本的生活品質與提高生產效率，透過補貼方式更有助縮短貧富差距，對於改善 窮人之犯罪問題有部分正面影響。健康是維持生存不可或缺的條件，亦是人力資本的基 礎。世界銀行（World Bank）指出，政府若能建構完善的醫療照護、營養補給、教育 投資等社會安全架構，並提供健全的社會福利措施，將可有效的改善貧窮，增益人們健 康，提升生產力（李建強、張存炳，2007）。故社會福利體系若能有效將生存之風險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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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e et al.

（1988） 1948-1985 兩階段最 小平方法

（1997） 1970-1985

異質變異

Hannon and DeFronzo

Chamlin et al.

（2002） 1976-1994

自我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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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age and Vila

（2005） 1990-1998

雙因子

（2007） 1930-1940

雙因子

雙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