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疾患刑事政策雛議—代本章小結

在本文對於心理系統的形成以及作用給予假設後，那麼對於精神醫學上認為 有疾病的人格疾患患者，應該給予何種的刑事政策方為妥當，則是必須面對問 題。前文已經提及人格疾患與不法行為之間的關係向來被認為及為密切。按照以 往對於人格疾患患者（我國向來學說稱為「精神病質人格」¹⁹⁶）在犯罪人中的比 率調查，Stunptl的調查結果認為多次累犯者有99％為人格病患患者，Verveck的調 查結果為累犯者有90％為人格疾患患者，Michel的調查結果為83％的習慣犯為人 格疾患患者，M. Riedl認為習慣犯中有40％為人格疾患患者，Schnell對於多次累 犯的調查則48.7%為人格疾患患者，Schiedt則認為累犯者中有63.7％為人格疾患患

196 由 Kreplin 首先使用，而經由 Kurt Schneider 定義分類的「精神病質人格」說法，在精神醫學 界受有不少的批評，按 1985 年我國精神醫學方面資料顯示，該時除義大利、日本、蘇聯以 外，均不採精神病質人格之說法及分類。詳參照：林憲，〈臨床精神醫學〉，1985 年 11 月四 版，頁218。

者。對於一次犯罪或初犯者中人格疾患調查結果，Stunptl認為約為14.5％，A.

Schmid認為約有18％，吉益脩夫則認為有12.2％。對於所違犯的犯罪重大與否的 調查中，Reiss的調查結果有88％重大犯罪者是人格疾患患者，Rattenhuber在危險 風俗犯中發現有55％為人格疾患患者，吉益脩夫則於無期徒刑者中發現69.3％為 人格疾患患者，不良兇惡犯人中有70.8％。對於少年犯罪者則依據吉益脩夫的調 查結果為62.7％為人格疾患患者¹⁹⁷。

無論是哪一個地區的調查結果，都可以發現累犯中人格疾患患者的比率相當 高，這顯示刑罰對於人格疾患患者似乎不具有威嚇及矯治的功能。而依據精神醫 學的研究結果顯示，人格疾患患者特別抗拒改變，以反社會人格為例，有學者指 出「他們很難以心理治療來處理，他們很少自願接受治療。當他們不情願地來到 治療中心時，傾向於抵抗，扳著面孔，不願付出真正的努力。即使他去到私人診 所，他們通常尋求神奇的、不用費力的『治療』，因而只能短期地處於治療狀 況，無法有太大改善」¹⁹⁸。我國精神醫學領域，亦曾經對於人格疾患亦表示無方 法可以矯治，是故僅能採取監禁與社會隔離之方式¹⁹⁹。於是我國法學界曾有學者 認為由於對於人格疾患者施以刑罰並無矯正之功能，即使加長刑期對於社會之威 脅無法消除，故對於其最佳的矯治，是收容於介於監獄與精神病院間中間機構之 保安處分²⁰⁰。

此種純粹基於社會防衛的觀點所呈現的刑事政策結論，實難為本文所接受。

基於本文立場認為，個人之自由意志既然是一種有限度的自由意志，取決於個人 心理系統發展之過程，甚至因為受到生物環境以及社會環境之影響，可能出現全 然不自由的狀況，如此一來基於社會防衛的觀點對於自由意志可能有缺陷，甚至 是其心理系統與「正常人」差異極大導致根本無自由意志的人格疾患患者，施予 嚴格的保安處分，甚至連收容的地點都必須在較精神醫學上，同屬於疾病之其他

197 張甘妹，〈論精神病質人格與犯罪之關係〉，刑事法雜誌第 13 卷第 6 期，頁 26-27。

198 Ellis 1997 P.259 引自 Carson & Butcher 著，游恆山譯，〈變態心理學〉，頁 284。

199 林信男，〈精神疾病患者之暴力犯罪〉，台灣醫誌 84，頁 510。

200 張麗卿，〈人格違常與犯罪〉，刑事法雜誌第 37 卷第 5 期，頁 32，同文註 50 參照。

非人格疾患精神障礙患者來得殘酷，似乎無法被假設其中仍舊存有「公平」、

「自由」等價值的法律正義所接受。此一作法與十九世紀後半中產階級基於自身 道德與治安危機感，企圖以剝奪自由的方式確保暫時性的治安，與對於其所認定 之「不良份子」進行改造之行為有何不同？即便是採取二元論將保安處分與刑罰 分立作為折衷作法，以給予保安處分對於行為人進行矯治的正當性依據，但其終 究似乎僅是藉由治療的外觀，滿足長期拘禁的社會防衛需求²⁰¹。

再者以神經生理學的理解而言，大腦對於侵犯行為的引發區域與抑制區域是 一個流體衡平的系統，如果沒有因素干擾不應該引發侵犯行為²⁰²。而動物學的觀 點告訴我們，對於動物尤其是靈長類動物，在原居地的棲息狀況下很少具有侵略 性，但在動物園內的靈長類卻呈現過度的破壞性。而對於人類而言，除了少數的 獵人或食物採集者，或西元前四千年之前的早期農人以外，幾乎從未生活在自然 棲息地，文明人總是住在「動物園」裡²⁰³。當然的單純的擁擠並不會造成侵犯，

個人需要社會結構及人際關係的支持，但現代社會卻使共同價值觀，或人際間真 誠的關係消失了，個人與個人被聚合的原因僅剩下共同卻又對立的利益和現金關 係²⁰⁴，當今天動物在過於擁擠至生存利益受到威脅的狀況下，藉由本能的侵犯方 式加以解決，但人類可藉由其他政治或社會方式加以解決，但在前述社會紊亂的 狀況下，似乎卻會不斷刺激人類侵犯行為的本能出現²⁰⁵。

本文並非要藉由神經生理學或動物學的論述，用以說明人格疾患或者非精神 障礙之正常人，其犯罪行為是可以被接受的。況且在法學上過度強調神經生理學 或動物學的說法下，會認為可以藉由神經生物學的研究，將人類所有行為均於大

201 李茂生，〈論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保安處分相關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93 期，頁 107-108。

202 Erich Fromm 著，孟祥森譯〈人類破壞性的剖析〉，頁 133-136。神經生理學的研究中，發現 腦部存在有特定區域與憤怒及隨後之侵犯行為存在關連性，另一區域為制止侵犯行為中心，當 外界刺激改變時兩者會出現電流變化。反之，以電流直接刺激攻擊區域可以誘發個體出現侵犯 行為，若以電流刺激制止中心，則可以抑制侵犯行為。兩者原本處於穩定的平衡狀態，而出現 侵犯行為通常係由外界刺激所產生。

203 Erich Fromm 著，孟祥森譯〈人類破壞性的剖析〉，頁 147。

204 Émile Durkheim 稱之為社會紊亂之情形。

205 Erich Fromm 著，孟祥森譯〈人類破壞性的剖析〉，頁 153-156。

腦中找到生物學基礎下，刑法體系勢必要走向一個詭異的方向，所有犯罪行為均 是一種腦部活動的異常，則只要存在這種腦部異常行為人就會出現犯罪行為，所 以只要在事後加以治療，甚至在事先加以預防。則會走向純粹的行為人刑法，將 犯罪的原因單純的歸責在行為人的遺傳生物學因素²⁰⁶，Lombroso的生來犯罪人學 說，乃至於納粹的劣等人種說法必然再現，將使整個刑法乃至於整體法律秩序被 迫走向一個極端的方向。

而是本文認為若依照Freud所說的人具有攻擊的驅慾（死的慾望），而神經生 理學也證實大腦有部分支配侵略性的行為，那麼在本來可在一個平衡的環境下使 得侵略性的行為不至於那麼容易發生，但社會造成的紊亂卻使得個人易於出現侵 略性行為。甚至在人格疾患的狀況下，其生理遺傳因素提供易於造成人格疾患的 環境，家庭以及其最初所接觸的社會環境文化，更使得其心理系統出現異於常人 的狀況。當今天人格疾患患者出現侵略性的不法行為時，社會對於其應該要負相 當大的責任才是，而在這樣的狀況下，卻要求行為人基於社會防衛的立場被置於 一個極度不利益的狀態下，似乎不但要求行為人負擔自己的責任，更要求行為人 負擔整個社會的責任。故採取決定論或相對的非決定論下，採取社會防衛主義的 說法，似乎讓刑法真的成為Friedrich Julius Stahl所指出「刑法正義旨在創造國家 之崇高性，透過消滅或懲罰那些因反對而激怒國家的人。」²⁰⁷之樣貌，只不過把 國家換成了社會，整個法律制度成為了阿茲提克的獻祭制度，而被處刑的的受刑 人成為高台上的祭品，只不過少了傳統部落對於成為祭品者的感謝，更多的是藐 視以及唾棄。

故本文認為對於人格疾患患者不法行為時，應該採取之刑事政策，第一點在 於應該與其他精神障礙不法行為所採取的態度相同。亦即於刑法第19條中，認為

「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之範圍包括有人格疾患，並由心理學觀點對人格疾患患 者，行為時是否能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為行為之意識，加以判斷以決定責任

206 吳建昌，〈從精神醫學探討精神障礙影響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準〉，刑事法雜誌第 43 卷第 1 期，頁104-105 參照。

207 Gustav Radbruch 著，王怡蘋、林宏濤譯，〈法學導論〉，頁 136。

能力。其次在於本文認同我國學者見解，認為應該將矯治機能由傳統的刑罰系統 中分離，成為一種司法福利系統與刑罰系統耦合連動，於行為人同意的狀況下於 刑罰系統執行期間執行，若認為有必要時則得依據比例原則，於刑罰執行期間在 監獄中進行矯治。若是無責任能力而不構成犯罪，無法進入刑罰系統之病患，則 依然必須病患同意下，藉由另行制度進入此一司法福利系統，若認為有必要強制 加以治療時，則應該具有其他審慎的審查機制，以及強烈的理由方得以強制拘束 人身自由，強制的提供司法福利系統²⁰⁸。是以我國精神衛生法中，將反社會人格 疾患排除於精神疾病以外，基於本文之立場下，可能導致於刑法上經由精神醫學 以及心理學判定被認為是病態，無法於行刑過程中基於比例原則強制提供矯治之

能力。其次在於本文認同我國學者見解，認為應該將矯治機能由傳統的刑罰系統 中分離，成為一種司法福利系統與刑罰系統耦合連動，於行為人同意的狀況下於 刑罰系統執行期間執行，若認為有必要時則得依據比例原則，於刑罰執行期間在 監獄中進行矯治。若是無責任能力而不構成犯罪，無法進入刑罰系統之病患，則 依然必須病患同意下，藉由另行制度進入此一司法福利系統，若認為有必要強制 加以治療時，則應該具有其他審慎的審查機制，以及強烈的理由方得以強制拘束 人身自由，強制的提供司法福利系統²⁰⁸。是以我國精神衛生法中，將反社會人格 疾患排除於精神疾病以外，基於本文之立場下，可能導致於刑法上經由精神醫學 以及心理學判定被認為是病態，無法於行刑過程中基於比例原則強制提供矯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