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力動員與文學回應
第三節 作家動員——《決戰臺灣小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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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說沒有婦女的協力，就難以支持著大東亞戰爭。
第三節 作家動員——《決戰臺灣小說集》
殖民當局極力動員殖民地的力量，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在總 力戰協力之下。各方面資源都已貧瘠的日本內地，在殖民地大力推行物力增產，
以獲取更多的戰爭物資；再加上志願兵制度的推行，除了軍部提供武力戰人力上 的協力外，殖民地的作家同樣被納為協力戰爭的一環，進行政策的宣傳、精神改 造，作為的思想戰略，臺灣島內的整體動員勢在必行。1942 年 11 月 13 日在臺北 市公會堂舉行「臺灣決戰文學會議」，此次會議的中心議題為「本島文學決戰態 勢的確立」及「文學者的戰爭協力」，並擬定實踐這些理念的實踐方策，於是動 員全臺的文藝工作者，展開思想戰建立決戰文學體制，以協力日本的武力戰爭。
嬉野悌興所提出的編纂前線慰問文學集，呂赫若更進一步的補充道：「更進一步 的來說，即增產文學。」於是又有文學者現地派遣的提議，這些會中的發言，是 促成小說集誕生的契機。94總督府為了鼓勵作家撰寫能激勵民眾增產意識的文章，
從 1944 年 6 月，由「臺灣文學奉公會」派遣十三位日籍、臺籍作家至島內各地，
報導在戰爭壓迫下，身為殖民地的島內人民奮力勤勉的協力情形，但實際上是在 進行一元化的宣傳策略，營造前線戰士與後方產業戰士皆全力支持的戰爭氣勢，
以挽救日漸頹喪的戰局。這些作家將自己的實地觀察，將這些現地報導作品先行 發表於《臺灣時報》、《臺灣文藝》、《旬新臺報》等報章雜誌上，最後由總督府情 報課編輯成《決戰臺灣小說集》乾、坤卷。目的為了呼應南進政策落實於臺灣，
樹立一個戰鬥文學經典，企圖建立決戰文學體制，讓追求大東亞戰爭的勝利，不 再淪為口號，而是在文學創作中具體實踐，這也是召開「臺灣決戰文學會議」的 最終目的。
根據李文卿的研究，《決戰臺灣小說集》所收入的作品不僅統合日籍作家，
也動員了臺籍作家，日、臺籍作家各收錄了七篇作品，透過這樣的編排方式，營 造出「日臺一家」的文藝氣象。當時被動員的作家皆屬於文化界的菁英份子，這 是傳統社會中一般民眾對於這些知識階級的信任，因此在殖民政府進行思想戰的 統治策略時，合理化殖民地人民協力戰爭的事實、合理化殖民政府動員百姓的舉 動、合理化一切因戰爭帶來的災難及困苦，使人民能拋開個人主義，全力奉公，
因此皇民奉公會積極派遣投入國策宣傳，期望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在動員臺籍作 家的人選上，左派的楊逵、呂赫若長期以來關心社會底層的生活，活躍於文化圈 的張文環、龍瑛宗、楊雲萍等人，而在皇民化風潮下成長的新生代作家周金波、
94李文卿：《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研究──以皇民化運動時期《決戰臺灣小說集》為中心》（南投：
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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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火泉皆是奉公會的不二人選。95這些作品應皇民奉公會要求的內容包括了同化 制度的推行、徵兵制度的宣傳、語言的純化教養、勤行奉公的鼓舞等翼贊事項，
具奉公色彩。在殖民要求的文學樣貌下，臺灣作家又以何種文學樣貌回應，本節 將加以探討。
一、小說中的微言——楊逵
左翼精神濃厚的楊逵，也遭到殖民政府收編為國家政策的發聲機器，受情報 部委囑的〈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在增產報國、日臺融合以及歌頌日 本精神的議題上，的確符合了臺灣文學奉公會的要求。但檢視小說的細部內容，
仍會發現楊逵將自身的反對立場寫在隱微之處，因此若將這篇小說視為皇民文學，
仍有很大的爭議。張恆豪在為前衛出版社出版的《楊逵集》，介紹〈增產之背後——
老丑角的故事〉：
〈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是一九四四年中日戰況激烈之際，應 臺灣總督府情報課邀請，到各處產業結構參觀所撰寫的「報告文學」，小 說中雖不免有呼應中日親善，頌揚「美麗的日本精神」，但更不乏反面寄 意，在非常時期，能夠拋除智識分子空想的徬徨苦悶，全力投入勞動的生 產行列，可說是小說的微言大義，這與楊逵向來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及行動 哲學完全是一致的。96
在政府對於作品嚴密的監督下，楊逵不可避免的必須對國策加以呼應，但其作品 的精神仍不脫他長期以來對於底層社會的關懷與對勞動的歌頌，小說中的微言，
正是他對當時文藝政策的反抗方式。「我」聽到昔日為自己工作的張君評論自己 近來的創作：「開頭的地方不太有趣。好像是捏造的。」「我」便開宗明義的說：
「小說嘛，本來就是捏造的，但是被看穿是捏造的，那就不行啦。97」黃惠禎指 出「開頭」應為「最後」，是鍾肇政誤譯。是楊逵在小說結尾稱頌美麗的日本精 神埋下伏筆，等於自我否定了這一段話是內心的真實心境。98殖民政府對於創作 的限制、翻譯上的錯誤和小說中的伏筆，正都否認這篇「皇民小說」的真實性，
雖然寫出協力戰爭的作品，但也並不意味著向殖民政府低頭。佐藤老人讓乾女兒 學會日本姑娘的優點，讓人人稱讚的情節：
到內地人家去幫傭，通常都會學好「國語」，這正和在上海、香港等的拉 車、司機一類人物能操英語，道理是一樣的，一點不稀奇，可是我們這位
95同上註，頁 50。
96《楊逵集》，頁 13。
97同上註，頁 167。
98黃惠禎：〈抗議作家的皇民文學——楊逵戰爭期小說評述〉，《中華學苑》第 53 期（1999 年 8 月），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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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敬愛的老人誇耀的孝女，卻是個本島農夫的女兒，到十五歲還沒受過 任何教育。結婚時十九歲，已經可以看報紙，也愛讀小說，還開始看早稻 田的文學講義。當然啦，這也沒還不算多麼了不起。99
雖然小說中讚揚老人照顧乾女兒的親善行為，但楊逵卻加上「一點不稀奇」、「這 也沒還不算多麼了不起」的話，顯現作者對於「日臺融合」的讚揚也未必是真心 的。張君在給「我」的信中，提到「和大家沒有考慮嘉不嘉許，高不高興，奮不 顧身的跳入坑內救火」，如果出自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任何人遇到這樣的災難 都會毫不遲疑的想要跳下去救災，更何況是自己的同事和友人呢？那麼讚揚張君
「寧願讓自己躍入危險境地的純粹精神，是美麗的日本精神之萌芽」的話，也非 是楊逵真心的稱讚。礦場中的災變頻仍，是否也正意味著礦區的安全措施不足？
殖民政府在極力增產的同時，卻罔顧這些增產戰士的人身安全。「我」努力的為 礦場工人的蔬菜生產計劃奔走，以及工人營養太差的問題，反映出在戰時，人民 物資極度缺乏100，在小說中看似讚揚殖民政府的背後，卻是更多的諷刺與對礦區 人民的關懷。〈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是應文學奉公會的要求所作，書 寫翼贊國策的內容，是被動員的作家無法免除的責任，但從小說的結構、鋪陳仍 可見楊逵將創作的視野放在低下階層。王曉波對此作品做出評論：
至於〈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卻如張恆豪所言，裝上一個「光 明的尾巴」。但是，誠如尾崎所言，楊老的「皇民文學」經常是「適應日 本國策的姿態」，而「把抵抗深藏在底層的作品」，如果了解到這一點，楊 老文末的「光明的尾巴」，亦不過只是「適應日本國策的姿態」而已。如 果只是咬住那「光明的尾巴」不放，而不去發掘他那深藏在底層的抵抗，
那也就太不知楊逵了。101
在戰爭激烈的時代中，作家無法置身事外，因此只好寫出「適應日本國策姿態」
的文章。在楊逵的小說中，對於殖民者、資本家、地主、帝國主義者的形象，都 是以負面的姿態出現，藉此表達他內心的不滿、仇恨，作品中的左翼精神，並未 隨著愈加嚴苛的創作環境而消失，〈增產之背後——老丑角的故事〉、〈鵝媽媽出 嫁〉、〈泥娃娃〉、〈萌芽〉戰爭期的創作，表面上翼贊國策，仍可見深藏於作品中 抵抗精神。
二、決戰文學下的臺灣精神——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
99《楊逵集》，頁 181—182。
100《皇民文學與反皇民文學之研究》，頁 178—179。
101王曉波：〈論〈和平宣言〉及〈「首陽」解除記〉〉，收入於《被顛倒的臺灣歷史》（臺北：帕米 爾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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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紛亂的戰局下，臺灣人的基本生活面臨轉變與危機。生活中充滿了階級 的差別待遇、為了協力戰爭日益繁重的勞役，在戰爭、經濟、民族的壓迫下，臺 灣人民所過的日子，未必如殖民政府所建構的美好。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在 報導小說中，則替小說中的人物尋找一條自處之道。
〈雲之中〉是張文環奉召到太平山的觀察作品，既是受總督府的委託之作，
小說不免有「愛國」、「戰爭」、「志願兵」等戰爭色彩的字眼。小說中的阿秀，在 前夫死後為了追求自己和孩子們的幸福，因而到了太平山頂附近，和從事伐木業 的新丈夫一起生活，小說中透露總力戰下的臺灣民間社會趨向增產體制的情形，
以及男性加入志願兵死戰行列的情景。小說人物塑造上，阿秀與新丈夫在面對戰 爭時局下，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阿秀的新丈夫，在時局的壓迫下，呈現出 及時行樂的生活觀，喜歡流連於妓院中尋樂，展現出頹廢的氣息，軟弱的男性角 色。阿秀面對丈夫尋歡作樂的舉動，從原本的抗拒到妥協，最後轉而積極的尋求 人生目的。阿秀一開始相當不能接受丈夫的行為，但為了要和孩子過著幸福的生 活，只好冒險到山上，尋求幸福的人生，但丈夫好嫖性格仍未改變，因此阿秀決
以及男性加入志願兵死戰行列的情景。小說人物塑造上，阿秀與新丈夫在面對戰 爭時局下，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阿秀的新丈夫，在時局的壓迫下，呈現出 及時行樂的生活觀，喜歡流連於妓院中尋樂，展現出頹廢的氣息，軟弱的男性角 色。阿秀面對丈夫尋歡作樂的舉動，從原本的抗拒到妥協，最後轉而積極的尋求 人生目的。阿秀一開始相當不能接受丈夫的行為，但為了要和孩子過著幸福的生 活，只好冒險到山上，尋求幸福的人生，但丈夫好嫖性格仍未改變，因此阿秀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