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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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945 年日本結束長達五十一年對臺灣的殖民統治，七十年過去了，但時至 今日，所留下殖民的痕跡仍清晰可見。對臺灣文學而言，一樣影響深遠，當時的 作品仍是研究者積極深掘的領域。本論文欲以總力戰時期小說作為研究文本，所 謂總力戰，指的是為了實行戰爭，對國內政治以至經濟的所有資源，均加以動員 的戰爭形態。戰爭一旦擴充至世界性的規模，就必須要動員殖民地人民來作為兵 力或勞力。1魯登道夫在《總體戰》道：「總力戰下，戰爭不單單是軍隊的事，它 所涉及到的是參戰國的每個人的生活和精神，軍隊和人民已融成一體，也唯有全 民決心投入戰爭，總力戰才得以實施。」2日本受到西方總力戰的影響，根據吳 正雄的研究，日本分析第一次大戰各國動員實況後，已深刻認知到國家「總動員」
的重要性，因而逐次整備機構，制頒法令，研擬計畫，訓練幹部與完成必要動員 準備，故能於第二次大戰期間，利用完備的動員制度，發揮總動員的最高效能。
3林繼文研究中指出，於 1931 年滿州事變後，日本為了有支持全面性對外侵略戰 爭的經濟力，在國內形成一種「軍財官」的複合體，這種體制是藉由戰爭，將經 濟上的工業化及政治上的行政權擴張，在「總力戰體制」的名義下結合一體，透 過不斷人力、物資的徵召、動員使戰爭得以持續。4日本國家總動員除須支持軍 隊動員及作戰遂行之一切軍事需求外，還須兼顧國民生活，以穩定戰時經濟，維 持社會秩序，而利戰爭之遂行。51937 年開始的中日全面戰爭，臺灣受到很大的 影響，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南侵下，殖民地臺灣憑藉著優勢的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
再加上臺灣的漢人和南洋的華僑同文同種，提升戰略地位的重要性。61938 年國 家總動員法的實施，確立了日本帝國的戰爭總動員制，並藉由「戰爭動員7」政 策，完全掌握了臺灣既有支配階層和經濟結構，8其所牽涉、影響的層面不僅在 政治、經濟、軍事，也包括文化。為了達到臺灣南進化、工業化的目標，總督小 林躋造提出皇民化政策。林繼文指出皇民化運動本質上是戰爭狀態下的「效忠動
1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2014 年），頁 2。
2（德）魯登道夫著，戴耀先譯：《總體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頁 4—5。
3吳正雄：《有限戰爭概念下動員的轉變——我國動員制度檢討》（臺北：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 所博士論文，2007 年），頁 96。
4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年），頁 30—31。
5《有限戰爭概念下動員的轉變——我國動員制度檢討》，頁 96。
6《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頁 37—38。
7在吳正雄的研究中，認為「動員」是戰爭準備的代名詞，意指國防人力與物力資源之增加，主 要工作為國防後備部隊之組建與民間後備力量之運用，尤其強調徵召民間之人力、物力、財力資 源等，以支撐戰爭進行。引自《有限戰爭概念下動員的轉變——我國動員制度檢討》，頁 14。
8《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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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運動，意圖奪取臺灣精英份子文化霸權，他們成為戰時體制下的協力者9。 這造成總力戰時期的文學者思想受到箝制，作品必須符合殖民當局的政策，文學 是為政治而服務。臺灣文學者所面臨的，是如何在作品表達協力戰爭又可保有自 身創作空間、如何在作品中處理自身因戰時體制下所面臨自我主體意識的變化等 難題，這些議題將在論文中進一步分析、說明。
1940 年大政翼贊會成立後，日本政府透過這個組織開始在殖民地推行「振 興地方文化運動」，也讓臺灣文學有了復甦的跡象。1940 年以日人西川滿為首的 臺灣文藝家協會發行《文藝臺灣》，內容在發掘臺灣之美，美化帝國的殖民統治，
明顯的與現實生活脫鉤。如此的題材走向也引起當時張文環等人的不滿，於是在 1942 年另組啟文社，發行《臺灣文學》，與《文藝臺灣》相反，《臺灣文學》則 堅持以寫實主義寫作，這也奠定了當時兩條不同的寫作路線。10臺灣文壇也在這 兩份刊物的分庭抗禮之下，激發作家的創作，也激盪出不少的優秀作品。在此時 期小說創作活躍的作家有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及新生代作家周金波、
王昶雄、陳火泉，他們創作出的作品在文學寫作技巧比上一代作家更為成熟，在 他們純熟技巧下，所蘊藏的多元意含，也讓後世的研究者再三討論、探究。
1937 年 7 月盧溝橋事變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在長達八年的戰爭裡，統 治階層的日本政府或臺灣總督府在總力戰下對臺灣進行那些物力、人力、心力動 員，身為殖民地的臺灣作家，又如何以作品回應。本論文將從總力戰下，探究臺 灣在物力、人力、心力動員對當時臺灣小說的影響。在物力動員上，從增產著眼，
龍瑛宗〈青雲〉（1942—1943）、陳火泉〈道〉（1943）、楊逵〈增產的背後——老 丑角的故事〉（1944）等物料的開採、開發是因應軍工業之需，而楊逵〈歸農之 日〉、〈種地瓜〉11、張文環〈在雲中〉（1944）、〈土地的香味〉（1944）、〈夜猿〉（1942）、
呂赫若〈風頭水尾〉（1945）等小說則是呼應了農業增產，小說人物辛勤的與環 境對抗，是否也正暗示著在面對艱難的時局中，人民所該抱持正面積極態度，以 示對於殖民政府的支持？人民在後方增產，除了支援前線，也成為後方穩定的力 量。因為軍需物資的迫切需要，壓迫了民生物資，因而實施「配給制度」、提倡 節約的生活，在文本中，有著作家對於殖民政府的態度，也記錄總力戰下的庶民 生活。人力動員上，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志願兵的人數不僅比同為日本殖民地 的朝鮮多，且年年以倍數增加。12總力戰時期的臺灣小說也呼應了這股「戰爭志 願熱」，在總督府「南進化」、「皇民化」的號召下，不論臺灣人民自願或被迫，
都須為戰爭服務，南進從軍也被形塑成希望、光明之地。13而好戰思想、青年鍛
9《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頁 10。
10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 年），頁 164—165。
11〈歸農之日〉、〈種地瓜〉原作日文，收錄於臺灣三省堂於 1946 年出版日文版《鵝鳥の嫁入》。
此二篇小說創作時間不明，但小說背景為日據末期，故亦為本論文所研究的範圍。
12《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頁 371。
13王慧芬：〈龍瑛宗戰爭期小說(1937~1945)中臺灣知識份子的形塑與省思〉，《仁德學報》第 8 期
（2011 年 2 月），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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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是教育所不能忽視的，且滲入生活中，在小說中我們可見如此的情節。面對日 益強化的戰事動員，臺灣人民的生活現況，又該如何自處？期待透過小說還原此 面貌。
總力戰不只需要精良的戰力，也需要全體國家人員都總動員，「臺灣一家」
為了攏絡更多的臺灣人心，尤其以仕紳階級為重。14作家筆下的臺、日人不同的 處境、異族間相處，究竟是和諧共處抑或突顯種族間的差別待遇？作品中又如何 呼應、敘寫殖民地的臺灣人民對於前線及後方的人力支援，而究竟是以什麼樣的 心態、立場來支持殖民母國的政策，在日後研究引起討論，針對不同的論點歸納、
釐清，是本論文所期待的成果之一。此外，總力戰下，文化亦是被動員的一環，
皇民奉公會運用了作家的力量，作家親赴農場、林場、礦場、道場……等地，寫 下自己的觀察，並與個人的戰爭經驗、立場結合，藉由作品宣傳，讓其所推行的 政策能散布至島上的角落。
在總力戰時期的小說，為配合殖民政府的皇民化運動，作家們必須在作品中 表態自己的國族與文化的認同，他們的認同是否也背離了臺灣這塊土地？也因此 在戰後，小說中「國族認同」的議題是最被爭論。小說中對於心力動員，隨著作 家不同的成長背景、人生經歷，自然也造就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表達方式。在楊 逵的小說中，有對局勢的呼應、也有對於時局提出批判，可見在殖民政策下包藏 的是種族、階級間的不同待遇，展現出反殖民的精神和對社會的關懷。相較於楊 逵的勇於直言批判，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的作品在表達自己的立場上顯得保 守含蓄多了，在他們的作品中有對皇民化運動的提及，也有專注於臺灣鄉土、傳 統家庭的描寫，也有以女性為主角的小說，這些在社會底層的女性，如何在殘酷 的生活中，突破傳統的桎梏，向傳統挑戰，只為求得己身的生存。小說中既有對 傳統的質疑，但也見對臺灣鄉土的愛護。這些作品中沒有日人的身影、沒有對時 局的呼應，這樣的寫作題材符合了當局「振興地方文化」的標準，但文字背後所 要表達是否意味著對臺灣文化的認同，或是藉由小說人物與情節表達對於時局的 肯定？
周金波、王昶雄、陳火泉是屬於日據末期的新生代作家，他們有別於前一代 的作家，在國族認同上已有變化，在他們的作品中，不僅表達對殖民母國文化的 認同，更強烈展現對於日本文化與身分的渴望。他們的作品在戰後受到嚴厲的討 論與批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對待。周金波在此時期的作品對日本殖民的高度讚 揚，但也有懷疑，是什樣的原因，有了這樣的轉變，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王昶雄 的〈奔流〉（1943），道出那個時代青年人，對於國族、文化認同的糾葛，三位青 年，三種不同的認同姿態，或許也讓當時混亂迷網的認同問題，有了一種折衷的
周金波、王昶雄、陳火泉是屬於日據末期的新生代作家，他們有別於前一代 的作家，在國族認同上已有變化，在他們的作品中，不僅表達對殖民母國文化的 認同，更強烈展現對於日本文化與身分的渴望。他們的作品在戰後受到嚴厲的討 論與批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對待。周金波在此時期的作品對日本殖民的高度讚 揚，但也有懷疑，是什樣的原因，有了這樣的轉變，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王昶雄 的〈奔流〉（1943），道出那個時代青年人，對於國族、文化認同的糾葛，三位青 年，三種不同的認同姿態，或許也讓當時混亂迷網的認同問題，有了一種折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