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心力動員與認同焦慮
第三節 國族／文化認同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4
為他也沒有改變現實的力量。65對此，陳建忠則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若彰雖然 放棄對理想的追尋，但他卻並非沒有過對未來的憧憬，並且程度上不較若麗遜色。
66若彰不僅為自己創造出新希望，也是母親在黑暗的黃家前途裡，所看到的一盞 明燈。同樣具有藝術長才的兄弟二人，一個是抱著空想、無法施展才能的失敗者；
一個是看清現實，並妥協現狀的實踐者，在與現實妥協中仍保有理想，是龍瑛宗 給若彰一條可行的路。〈青雲〉的陳浩川同樣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時，展現著 不屈不撓、振奮人心的力量。陳浩川出生村莊，家裡的茶價錢好，生活富裕，直 到母親的猝逝、父親沉溺於賭博和女色，致使家道中落。一心想有一番成就的陳 浩川，並沒有隨著父執輩的安排做學徒，自知已身的不足，並未自怨自艾，反倒 激起一股鬥志：「自己的命運非用自己的胳膊開拓不可67。」他努力學習與實驗，
最終走上了發明家的道路。正值中日戰爭的爆發，汽油的短缺，他在現有木炭車 做改良，在資金、器材的缺乏下，靠著堅強的信念與毅力後，初嚐成功的滋味。
戰爭爆發，物資缺乏的時局，倒也給了想突破困境的陳浩川新的機會，透過科學 與技術，達成技術家的理想。
總力戰時期小說中呈現光明的面貌，顯然與前期小說大不相同，崔末順對此 做出比較：前期小說是以日本殖民統治的不當性為標的進行近代批判，但該時期 的小說則主要推向自由主義、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等西方近代價值上面，批判它 助長頹勢和分裂，並把頹廢近代的責任轉嫁到臺灣社會和臺灣人身上。68荊子馨 也在書中提到，皇民化下的文化再現，以個人的本體論問題取代了明確的社會問 題意識。69面對總力戰帶來許多的壓迫與限制，必是有許多說不出的苦楚，伊章、
若彰、陳浩川雖然必須面對生活經濟的壓迫，而不得不向現實妥協，但並不意味 著理想終將幻滅，只要堅持、努力仍有期待成功的一絲希望，這或許正是龍瑛宗 塑造的角色時，希望能藉此鼓舞臺灣人民，晦暗的時代中，仍可展現出個人的光 亮，表達對知識分子在殖民環境該如何自處的期待。
第三節 國族／文化認同
總力戰之下，文學作品必須與國策結合，達到宣傳的功效，文學者則被視為 思想戰協力的一環。官方提倡的皇民文學，在戰後卻受到許多的議論，尤以新一 代的作家王昶雄、陳火泉、周金波三人受到最多的爭論。在楊逵、張文環、呂赫
65〈龍瑛宗研究〉，頁 271。
66陳建忠：〈殖民地小知識分子的惡夢與脫出——龍瑛宗小說「黃家」析論〉，《文學臺灣》23（1997 年 7 月），頁 97—98。
67葉笛譯：〈青雲〉，刊載於《青年之友》第 125—129 期（1942 年 11 月 1 日—1943 年 3 月 5 日），
收入於《龍瑛宗全集》第二冊，頁 63。
68〈戰爭時期臺灣文學的審美化傾向及其意義〉，頁 350。
69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17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5
若、龍瑛宗等人的作品中，雖然對於支持戰爭、擁護國策立場做出或強或弱的妥 協，但卻未放棄對自己國族、身分的認同。但在新一代作家作品中，在國族與文 化認同上已出現了傾斜的現象，他們不僅接受了戰時體制下的事實，更進一步思 考該如何成為日本人，這也是前一代作品所未見的問題。70新世代作家肯定日本 文化比臺灣文化更加優越，其中的差別在於是受到現代化的過程。該如何進行人 格的改造與昇華，便是投入現代化的轉化過程。想要達到現代化，就必須先通過 日本化，因此皇民化運動的推展，也提供臺灣人改造的機會。陳芳明認為，所謂 的皇民文學，就是作家意識到自己是次等日本人，在文學作品中檢討自己落後的 文化，最後找到了成為日本人的出路。71 沒有日本血統的臺灣人，透過邁向現代 化、懷抱大和精神，轉變己身文化、精神上的認同，進而擁有日本人的身分，達 到國族的認同。本節將從「文化」與「國族」兩方面，探究王昶雄、陳火泉、周 金波小說所涉及的國族議題，及其在追求皇民化過程中內心的意識流動。
一、文化認同——日本文化與臺灣文化的糾結
殖民地人民在認知到相較於日本的進步現代，臺灣顯得落後傳統，再加上日 臺間的差別待遇，不免有著成為日本人的嚮往與渴望，希望透過說日語、穿和服 等行動改變自己是臺灣人的身分，積極的讓自己成為日本人。在外表行為上，可 透過語言、穿著來強化日本形象，但血緣卻是永遠無法改變的，這也使得臺灣人 更加自卑，以身為臺灣人為恥。對於這些長期處在經濟差異、文化劣勢的臺灣人 民而言，產生國族認同的轉變，卻是不難想像的。
1943 年 7 月初〈道〉刊載在《文藝臺灣》，《臺灣文學》則在月底發表王昶雄 的〈奔流〉，這兩篇同樣反映臺灣知識份子內心的掙扎與苦悶的中篇小說，相繼 刊出，頗有互別苗頭的意味。72王昶雄〈奔流〉，以主角「我」來觀看伊東春生和 林柏年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勾勒出皇民化運動帶給臺灣人民的衝擊和影響。「我」
是一個留學日本的臺籍青年，在完成 S 醫大的學業後，繼續留在東京，但因為父 親突然逝世，必須放棄早已習慣的內地生活，回到故鄉。在臺灣的行醫生活雖然 輕鬆，但卻茫然無聊，一心想回到內地，但卻又放不下孤單年邁母親，在心情憂 鬱難解時，認識了在城郊大東中學教授國文的伊東春生。伊東的外貌很像是本島 人，但從說話的語調卻與內地人無差別，這引起「我」的好奇心，在與之攀談後，
70荊子馨比較日本殖民下「同化」與「皇民化」的差異：「同化」始終維持著整合殖民地不切實 際的理想，但「皇民化」則是要求被殖民者以天皇之名而行動、而生、而死，以保衛日本帝國，
達到具體的「日本化」。「皇民化」塑造出「堂堂正正、誓死效忠的日本人」，以及所謂的皇民文 學，透過這類示範，皇民化對被殖民者所造成的影響，是將客觀的殖民與階級敵視「內化」成主 觀的殖民認同而非殖民認同之間的衝突。引自《成為「日本人」》，頁 173。
71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 年），頁 200—201。
72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收入於《臺灣文藝》16=136（1993 年 5 月），頁 23。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7
東為了成為日本人，拋棄父母惡行的不齒和憤怒。但這不意味著林柏年對於日本 文化與身分沒有憧憬。熱愛劍道的林柏年，努力追求劍道武術的勝利，「我」對 林柏年的努力作出期許時，林柏年回答道：
嗯，無論怎樣艱苦。本島人也是堂堂的日本人。每天像三頓飯一般地被罵 成怯懦蟲，受得不得了。還有，在打垮那些身為本島人，卻又鄙夷本島人 的傢伙的意義上，我也要拚命。76
林柏年的努力是想證明臺灣人的能力絕不輸給日本人。林柏年到內地留學時，寫 給「我」的信，如此表白：
我若是堂堂的日本人，就更非是個堂堂的臺灣人不可。不必為了出生在南 方，就鄙夷自己。沁入這裡的生活，並不一定要鄙夷故鄉的鄉間土臭。不 論母親是怎樣不體面的土著人民，對我仍然無限的依戀。即使母親以那不 好看的面目，到這裏來，我也不會有絲毫畏縮的表現。被母親擁抱，就像 幼兒一樣，任其自然。77
在林柏年的信中「我是堂堂的日本人」如實的反應當時臺灣人的國籍歸屬，但林 柏年與伊東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林柏年並未拋棄對臺灣人的認同。對此林瑞明 認為這種某種程度上努力維持臺灣本性的做法，維護了臺灣人的尊嚴。78在面對 文化認同上，「我」最感到痛苦的是如何超越落後的臺灣文化，而毫無痛苦的擁 抱現代而進步的日本文化。伊東春生和林柏年也正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認同，
一是成為日本人，必須澈底切斷與臺灣故土的關係；一是在澈底認同日本文化，
無須排斥對臺灣文化的眷戀。王昶雄〈奔流〉經常被認為比周金波〈志願兵〉更 勝一籌，因為王昶雄提出了另一種政治認同的方法。79相較於〈志願兵〉張明貴 將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對立，林柏年則是在認同臺灣、日本文化之間找到了折衷 的方式。
對於周金波而言，皇民化運動究竟意味什麼？從日本回臺的周金波，發現臺 灣的一切相較於東京的現代化，顯得鄉土又落後。因此一開始，周金波將皇民化 運動定位為一種新生活運動，一種追求現代化的運動。〈水癌〉是周金波的成名 作，關注了文化的問題。周金波從中學到大學畢業都是在日本度過，生長在知識 分子的家庭中，且生活無虞，不論在知識上、生活樣式上皆是日本式近代化。〈水 癌〉中，一開頭描述：
文學全集》第八卷（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 年），頁 257—258。
76《王昶雄全集》第一冊，頁 172—173。
77同上註，頁 182。
78《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頁 249。
79《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頁 26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8
他醒過來，仍舊躺著，一面在新鋪的綠蓆氣味中把玩，一面回憶東京留學 時代。好幾年沒有在榻榻米上休息了。對在榻榻米度過學生時代的懷念復 活起來之後，又有更大的感慨湧上心頭。認為向高水準的生活接近一步
——。還認為為完成一項義務——倒不如說變成某種不易獲得的優越感，
緊緊的逼迫全身。在榻榻米上開始過像日本人的生活！這使他洋洋自得，
使他抱定漠然而嶄新的希望。以七七事變為轉捩點而加速推行皇民鍊成運 動，不用說，從站在領導階級地位的他們腳下向外擴展。它以點燃野火一
使他抱定漠然而嶄新的希望。以七七事變為轉捩點而加速推行皇民鍊成運 動，不用說，從站在領導階級地位的他們腳下向外擴展。它以點燃野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