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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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
總力戰不單單是軍隊的事，直接涉及到參戰國家每個人民的生活與精神，在 當時的文藝政策、社會時局下，影響臺灣小說的創作。尤其當戰局愈加嚴峻，殖 民政府愈加箝制了文學者們的思想，不斷的壓縮其創作的空間。小說作品須為「時」
而作，本論文從物力、人力、心力的面向，析論當時的文學者小說中擁護國策的 內容，表達己身對協力戰爭的立場。
一、戰爭影響文學
要解讀總力戰時期的小說所呈現的意涵，將透過當時的時代背景、日本殖 民政策，進而了解文學家的文藝活動及創作。日本自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面 臨著戰爭情勢的困窘與急迫，對於殖民地的掌控也更加嚴密，臺灣不能倖免於難，
文學該為宣傳國策而作，並嚴格的檢驗當時文學者的思想和作品。1937 年，臺 灣總督府發布禁止使用中文的命令，臺灣文壇一片噤聲；1940 年，「翼贊運動」
使統治當局開始重視文化的政治效用，對先前的採取壓抑的文化政策做了修正，
透過動員殖民地的作家動員，達到宣傳的效果。日本透過「大政翼贊會」推行「振 興地方文化運動」，臺灣作家除了對於戰爭國策的書寫外，有了不同路線的寫作 方向，得以重新在決戰期的臺灣文壇發聲，使沉寂的臺灣文學活動得到復甦。1941 年 4 月，臺灣成立「皇民奉公會」強調的是緊密結合島內資源，全面對戰爭提供 協助，8 月成立文化部，臺灣總督府為了加強對文化活動的統制，臺灣作家便納 入「皇民奉公會文化部」的管理。除了臺灣總督府的統制外，日本中央的文學統 制機構「日本文學報國會」於 1943 年 6 月在臺北成立「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 部」，與本部的設立宗旨相同都是以協力政府從事戰爭動員為目標。「日本文學報 國會」，開始在朝鮮、臺灣、滿州普遍推行「皇民文學運動」，「皇民文學奉公會」
除了有權力檢查作家的思想，還可以指派作家從事宣揚國策的創作，並且也規定 部分作家參加「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總督府欲將「皇民文學」的作品典範化為
「大東亞文學圈」的一部份，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構築中，期待文化方面 透過統治區域各地發表的皇民作品來展示帝國的圖像。日本中央和臺灣總督府這 兩股勢力結合為一，共同支配並監視著臺灣文壇。奉公統合機關的設立與改組，
總督府與日本政府也積極展開關於文藝翼贊的種種活動，以助文藝戰時體制的確 立。
殖民政府為了對臺灣文學者進行收編，大力推行的文藝政策，《文藝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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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臺灣文學》得以創刊。以日本作家為中心「臺灣文藝家協會」，於 1940 年發 行《文藝臺灣》，以外地文學傾向的異國浪漫情調為雜誌走向；以臺灣作家為主 的「啟文社」，則於 1941 年發行《臺灣文學》，堅持以寫實主義創作，繼承了臺 灣新文學運動及反映殖民地人民的精神。兩大雜誌看似兩條不同文學路線，分庭 抗禮，但在殖民政府的監控下，兩方文學陣營實則為協力戰爭而創作、為政治而 服務，並無太大的分別，到日據末期這兩份雜誌被迫統合。因為這兩份文學刊物，
彼此競爭較量，創作了不少佳作，相較於前期作品，更顯卓越，楊逵、張文環、
呂赫若、龍瑛宗等是這時期的代表作家，他們的發表不少優良的、寫作技巧成熟 的小說，也為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壇留下精彩的一頁。
二、增產文學中的決戰精神
總力戰的物力動員，文學家的增產文學因應而生。在戰爭爆發前臺灣是一個 以農業經濟為主的殖民地社會，隨著戰爭的發生，日本面臨不斷惡化的戰事，急 於需要朝鮮、臺灣等殖民地的協助，以讓戰爭能持續，因此臺灣被迫對戰爭提供 物資。在增產方面，「皇民奉公會」妥善利用地域組織與職域組織，來達成增加 主要糧食和國防物資的目的。工、礦業增產多屬於國防物資，為了有充足的資源，
展現日本的侵略能力，因此物料的開發、開採刻不容緩。小說主角們在小說中不 畏風險、不分老少，對於辛苦的增產工作、刻苦的戰時生活也都能苦中作樂，這 些後方的增產戰士也如同前線的戰士般，是戰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後方與戰場 是緊密相關。在小說中，除了協力國策外，文學者們反映出後方人民的艱苦生活，
在殖民環境下，所遭遇到生活的困境、族群的不平等待遇，也反映出殖民的不正 當性。1938 年實施臺灣重要農作物增產與擴充計畫，小說描述臺灣人民在人力 短缺、貧困的生活下，仍不懈怠的與自然對抗，這些小說以自然山林為背景，以 農事增產為故事主軸，克服個人的困境，回歸大自然，展開新生活，是文學者欲 以背離城市、回歸山林，作為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反動，肯定勞動、健康美，人民 互助形成共同體協力戰爭，透過文學美化此精神，打動民心，達成戰爭動員。人 民在戰時體制下，面對物資嚴重不足，島民為求生存能作的是辛勤的農事開墾、
以堅忍的姿態面對生活，小說內容對時局的描寫，不僅合乎政策，也是鼓舞人民，
使後方穩定的力量。
配給制度與節約，長期的戰事，加上軍需物資的迫切需要，嚴重壓迫了民需 物品的供應，日本於 1938 年起在臺灣開始實施配給制度，眾多民生物資都是配 給管制。配給制度所帶來更拮据的生活，但只能更珍惜、謹慎的使用物資，以共 體時艱，小說中可見總力戰時提倡與實踐簡樸生活的樣貌，以呼應時局。總力戰 下所滲透的不僅是文化思想層面，也包含著日常家務，小說營造出，後方的「經 濟戰士」所面對戰時窘迫的處境，正是鍛鍊著其堅毅之心，正才是決戰的態度，
決戰精神內化於殖民地的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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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時文學中的戮力奉公
隨著戰事的告急，人力資源的需求也更是急切，殖民政府以「內臺合一」取 得臺灣人的協力關係，不論是日本人、臺灣人；不論是前線的兵力、後方的人力，
乃至於孩童、婦女、拿著筆桿的文學家都是總力戰的一員，與戰爭融為一體。在 總力戰的時空下，文學者們意圖營造對於戰爭積極、樂觀的立場，新生活、新精 神，正符合新體制，人民所該展現生活樣態，將日本帝國主義論述內化於作品中。
有別於前期小說主要是對殖民的不正當性進行批判，這時期的小說是以個人問題 取代社會問題意識，協力戰爭的政策下，對大環境產生改變，在生活與戰爭的壓 迫下，殖民地下的人民是困惑的，小說為迷惘的臺灣人尋找一條出路。處在絕望 下的人民，卻又伴隨希望的生機，作品鼓舞殖民地人民的，是向現實妥協，並不 意味著理想的幻滅，只要努力仍有一絲希望，傳達出對知識分子在殖民環境下該 如何自處的期待。在戰爭下，必須拋開個人，為國家奉獻己力，在總力戰下以熱 情活力、強健體魄為國家而勞動，這是個偉大的時代，透過小說對戰爭抱持明朗 的態度，也順勢鼓勵、指引臺灣民心協力戰爭。
隨著新體制的到來、新時代的願景，小說所呈現的風格和人物形象有了改變，
小說人物對於戰爭絲毫沒有退卻與猶豫，遠赴前線倒是多了期待，當國家大於個 人，唯有為國家貢獻己力、為天皇效命，才能成為完整、有用的人，這是法西斯 國家所欲塑造的歸屬感。而從軍情節，在全文脈絡下顯得突兀，殖民強權意圖將 政治與文學相結合，且凌駕於文學之上，文學者創作所受到的政治力量干涉，在 作品中顯而易見。深究小說中角色赴南洋的原因是在經歷挫折、困境下的決定，
小說中雖然以赴南洋、從軍的情節做為對於協力戰爭的支持，但是也暗示著在殖 民統治下的臺灣並非是個安居樂業的所在，所以出走臺灣、前往南洋另覓出路。
為了讓兵力源源不絕，青年的鍛鍊上，展現本島青年為了戰爭動員，經歷了身體 嚴格的訓練，透過民族競爭的心理，可藉此證明自己比日本人還要優秀；精神上，
培育著對於戰爭死而無憾的悲壯心理，也是戰士的最高精神。
除了前線的人力外，總力戰還需要更多臺灣民間人力的協助，「臺內一家」
的口號，集結更多人力協力戰爭。戰時的少年寧願放棄中等學校的升學，而專心 準備海軍工員的考試，到日本軍需工廠工作。在時代的變化下，「戮力奉國」成 為臺灣青年生活的指標。皇民奉公會透過勞務訓練，使這些勞務戰士在後方增產，
發揮臺灣南進基地的功能。小說中，在動盪的時局下，人民依舊無怨無悔的勞動，
「勤奮勞動」是個人價值所在，也符合戰時「建設生產」的生產理念，表達出對 勞動的肯定與禮讚。當年輕男性上戰場，後方的增產人力不斷流逝，女性角色也 日益重要，從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可歸結在總力戰下，婦女們幾項重大責任：她 們必須扛起勤勞動員等增產工作，以彌補男性勞動力的不足；勞動與結婚結合，
婦女深負繁衍人口的重責，有眾多的強健後代，才能承受總力戰的重負；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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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妻」、「軍國之母」的形象，鼓勵男性前往戰場，成為他們打贏戰爭的後盾，
但這些與國家站在同一線上女性，也成了戰爭的受害者。總力戰時期的作家呂赫 若、張文環、龍瑛宗的小說有一特色，女性形象大量浮現。這些有別傳統嬌柔的 女性，在面對生命中迫窘的遭遇，並沒有自怨自艾，而是尋找困境下的轉機。推 測文學者的創作心思，或許是以這些命運多舛的女性象徵當時的百姓，賦予積極
但這些與國家站在同一線上女性，也成了戰爭的受害者。總力戰時期的作家呂赫 若、張文環、龍瑛宗的小說有一特色，女性形象大量浮現。這些有別傳統嬌柔的 女性，在面對生命中迫窘的遭遇，並沒有自怨自艾，而是尋找困境下的轉機。推 測文學者的創作心思，或許是以這些命運多舛的女性象徵當時的百姓，賦予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