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水單位的抵制與收編

自 1980 年代後期，隨著高雄的在地水經濟漸成規模，公眾對城市自來水系 統的信心；乃至於對官方與供水單位的信心逐漸動搖。在這樣的情況下，官方不 得不採取相關回應，與日漸茁壯的商業行動者們競技交鋒。在地的盛裝水業者，

是官方行動主要的鎖定對象。第一，其具有最大的市場規模。第二，對政府與技 術官僚而言，「市民購買飲用水」之舉動，代表城市基礎設施的落後，以及對城 市進步感之融蝕。因此，我的討論將聚焦在盛裝水業者。於下文，我將先分別從 論述戰場與制度面向，討論官方對商業行動者（主要是盛裝水業者）的回應與行 動。

一、論述戰場的開闢－正統科學論述的介入

如本章前幾節所述，在 1990 年代前後，自來水水質在商業行動者的論述中 介下，逐漸受到風險化、負面化，並動搖了市民對自來水的信心。排山倒海而來 的輿論壓力，迫使供水單位做出回應，以挽救論述戰場中的頹勢。對官方來說，

論述戰中的首要目標乃是確立正統科學的絕對權威性，並以正統科學論述再次界 定何謂安全飲用水。

隨著賣水產業的蓬勃成長，諸多媒體輿論隨即呼籲官方必須對「水市場」進 行介入。台大教授呂鋒洲於 1990 年對市售礦泉水所進行的調查分析，成為這波 輿論壓力的先鋒。呂鋒洲的研究指出，在國內市售的 20 種礦泉水產品中，有高 達 19 種含有雙氧水，更有 12 種含甲醛成分²⁴¹。這個研究結果隨即震驚各界，並 迅速被媒體動員，激起一波質疑盛裝水、包裝水安全性的輿論漣漪。對持正統科 學觀點的專家們而言，「山泉水」是未經現代科技馴化的「野生自然」，具有高度 的危險性。不少專家強調，「來路不明」的盛裝水可能受到重金屬與農藥汙染。

也有專家直指過埤賣水街緊鄰垃圾場與公墓，安全衛生的條件令人堪慮。另外，

民眾購買山泉水、桶裝水的行為，更被專家視為一種「迷信」。

在這波討論中，也曝露了盛裝水處於「無法可管」的灰色地帶。根據當時媒 體記者的查訪，高雄縣境內的桶裝水業者大多未依水利法規定申請水權。再者，

多數業者也沒有合法的營利事業許可，更別說定期的水質抽驗管制了。事實上，

這種放任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因為當時官方對於商業盛裝水的定位尚未有明確共

241 陳明成，「打著＂衛生署檢驗合格＂招牌大發利市，有關單位不管」，1990-02-15/聯合晚報/04 版/話題新聞。

識。加上涉及的管理單位橫跨中央與地方政府，整合協調上相當困難，因此也沒

的重點之一。大體來說，90 年代初期，官方對管制工作的基調有了大致的共識。

曾被質疑過於寬鬆；加上 90 年代官方的普查工作始終無法準確掌握區域販水業 2003-01-14/聯合報/17 版/高澎焦點。

257 林秀美，「港都加水站 合法上路了」，2003-01-16/民生報/Cr2 版/高屏新聞。

小結

本章探訪了存在於家戶尺度內的商業飲水體系，從較早發掘的淨水器體系、

山泉水體系，至晚近最具壟斷性的連鎖投幣式加水站。由商業行動者的論述可知，

官方缺乏回應的健康風險議題，成為其得以深入家戶、拓展商機的來源。在結論 中，我將大致總結不同歷史時期的供水治理邏輯與特性，以及發生爭議之性質、

主要論述和不同行動者提出的解決之道。以呈現出都市供水與高雄都會轉型之關 係。

第六章 結論：自來水非｢自來｣

Water is not about water. Water is about building people's institutions and power to take control over decisions.

－Sunita Narain, Head of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²⁵⁸

如同印度裔環境主義者 Sunita Narain 所言：｢水不只是水；水是關乎建立機 構、權力以掌控決策｣（Linton , 2010: 233）。回到本研究的最初發問，從大高雄 沉痾多年的自來水質爭議，可以窺知都市政權、都市治理與都市供水之間的何種 關係？都市供水作為都市新陳代謝的一環，通過大高雄故事的考察，我們又有何 種涉及城市與水之關係的反思？我將先回到這段陳年已久的爭議故事，替讀者於 本文尾聲做一總結。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看似由地理條件決定，並由科技中介的高雄陳年水質爭 議，若以政治生態學視角觀之，其實是高雄都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所推動之特殊新 陳代謝的產物，因而也是都市自然治理的重要場域。然而，供水的自然治理場域，

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前，乃由省營自來水公司及其技術官僚主導，並在幾次水質 危機爭端中，不斷發動配合政策目標且有利於控管的關閉爭議策略，迴避了公共 論辯和檢視高雄產業結構性汙染的解決之道。

不過，隨著高雄的去工業化產業轉型、環保團體倡議和意識覺醒，以及市長 民選的選舉政治壓力升高，都市政權也逐漸整併水質議題成為其政策議程，並嘗 試積極回應。然而，在塑造都市新形象的主導議程中，供水和水質爭議卻也逐漸 退居發展導向之水岸治理後頭，淪為水治理的邊緣。在健康論述和水質恐慌下，

民間持續興旺的淨水和購水現象，正是水質爭議難以明確關閉的明證，亦反映了 都市政權之自然治理依然追尋短效之發展邏輯，而不思慮都市新陳代謝之結構轉 型。

更細緻的說，如表 20 的整理所示，這些治理危機和作用的分析，展現於本 研究所討論的主要爭議。這些爭議的分析，乃通過主導框構的辨識、作用中的行 動者、提倡的解決方案，以及議題框構的尺度層級而展開。主要行動者的尺度策

258 此為 Sunita Narain 在 2005 年接受 Stockholm Water Prize 時的發言，轉引自 Linton （2012:

233）。

略，乃是企圖鬆動、穩固、修補或調節既有的都市供水網絡，或是｢重工業－發

動員了藻類汙染說，以尺度轉換作為論述的首要戰略，持續維持省營水公司主導

然而，在市府後續塑造都市新形象的主導議程中，供水和水質爭議卻也逐漸 退居發展導向的水岸治理後頭，逐漸遭到水岸形象和海洋首都營造的新議程所遮 掩。於是，我們可以說，在日漸升高的健康意識，以及持續存在的水質憂慮底下，

日常生活世界中持續發展的淨水、賣水與購水現象，正是高雄水質爭議無法真正 關閉的明證，也反映出高雄都市政權的自然治理，依然尋求著短視近利的發展邏 輯，而不嘗試從根本的基礎去改變都市的新陳代謝和水循環。

那麼，這段高雄自來水質爭議及其供水治理的歷程和轉折，又透露出什麼樣 的人與自然之關係呢？簡言之，這顯然是一段既深刻仰賴、又十分疏隔的人與自 然關係。當我們已習於每天使用自來水，它即成為隱形科技物，並因為這種無所 覺察而深化了用水人的依賴。只有當城市的供水系統無法再充分滿足集體消費需 求時，我們才得以了解，原來自來水並非｢自來｣。事實上，自來水系統這種大型 的基礎設施，本身所蘊含的技術政治性，使得用水人與水的生產地理相互隔絕，

也讓每位飲用者遭到原子化，對系統產生絕對性的依賴，而技術專家也因此獲得 極大的權力。

在本文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當城市的自來水品質惡化時，除了少數的 環保團體有其基於保育生態的關注和抗議，大部分市民則選擇加入｢買水運動｣，

放棄投入組織、動員，或尋求公共性的可能，也未能追問水的生產地理及社會環 境正義問題。直到今日，高雄的大街上還是四處可見的加水站，中產階級則藉由 濾水器來弭除飲水焦慮，藉以獲得私密而安全的家戶空間和健康生活想像。

於是，多數市民的依慣性而活、原子化狀態，以及仰仗隱匿而由專家控制的 自來水系統，並且在出問題時，通過市場化、商品化、個人化的淨水和買水做為 救濟手段之狀態，正凸顯了本文分析取向的重要性。本研究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貢 獻，正是嘗試結合來自科學與社會研究（STS）的爭議研究，以及都市政治生態 學觀點下的都市政權之自然治理。一方面，將科學知識的爭議，放到更具體的都 市發展與都市政治脈絡中來檢視，有助於呈現科學知識爭議的政經脈絡和意圖；

另一方面，通過水質爭議之知識、論述和構框的分析，令都市政權及其治理形式 的討論，往都市自然及基礎建設之知識／權力面向邁進。

這種跨接科學爭議研究和都市自然治理的研究取向，除了激發出理論發展的 潛能，也點出了將公共政策及其專家知識，以及都市新陳代謝仰賴的自然治理模 式，置於批判性檢視底下的重要性，從而期許本研究能夠轉化目前低度發展的公 民水意識與水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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