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偏離常規劇本的自我與他者
32
第四節 偏離常規劇本的自我與他者
本節將延續上述 Goffman 對角色與場域的觀點，進一步探討日常生活與社會 互動時所形構的常規劇本，以及其影響因素；藉著探究偏離常規劇本的自我與他 者偏離的現象，抽絲剝繭地釐清偏離者的處境與原因，以理解偏離者的偏離行為。
壹、常規劇本 一、具有框架功能的常規劇本
根據 Goffman 的框架（framing）觀點，從個人多變的生活經驗，以及複雜的 社會組織構成看來，特定的社會場景（setting）皆稱為「框架」，每種框架都具 有重要的意義與特殊的規則。人生的體驗過程，宛如許多不同佈景與舞台的串連，
每個人對於發生在這些場景中的事件，有不同的體會與理解，而社會互動則在框 架內逐漸建構起來；意即我們所共享的框架，創造足夠的一致性和相互性，讓社 會互動能繼續維持下去（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
2006；徐江敏等譯，2011；曾凡慈譯，2010）。
另外，Goffman 依據兩種相互依存關係，來分析社會互動的慣例和儀式。首 先，互動有其體現性和空間性，意即個體體現於世界的空間之中，並與他人「共 處一室
」
，就區域而論，有其特定的互動舞台；身體則是自我的互動性展現，尤 其是在上半身的表現，最主要是臉部。當個體扮演一種確定的社會角色時，他同 時發現人們已經為這個角色決定了一種獨特的臺前，並且，不論個體扮演這個角 色是因為他想完成角色的特定工作，或因為他想保持一種對應的臺前，他將發現 自己必須同時承擔起這兩種工作（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徐江敏等譯，2011；Fawkes, 2015）。
33
其次，Goffman 將日常生活的例行互動或儀式，比喻為表演或戲劇，所以將 場域區分為前台（臺前）及後台（臺後），生活中的互動都是協商與交換的合作 關係，有組織、有秩序、有規則可循。換言之，互動的同時，社會臺前所存有的 抽象而刻板的期望，早已將工作細項具體地羅列出，並且呈現社會臺前某種意義 和 穩 定 性 ， 因 此 ， 臺 前 可 稱 為 是 一 種 名 副 其 實 的 「 集 體 表 象 」 （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恰如這個世界是由互動的慣例所促成和創造，而世界裡所隱含和 外顯的法則，乃是行為的資源依據，而非其決定的因素（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
徐江敏等譯，2011）。
二、常規劇本的前提
「一般認為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是所有人一起共享一套規範性期待，而這些 常規某種程度是因為適當的整合才得以維持」（曾凡慈譯，2010：150）。現實生 活中，每個人幾乎都有一種學習常規程序的能力，我們會不斷重現他人曾經扮演 過的角色，甚至重現那些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過去對我們扮演過的角色，
試圖符合社會標準。我們還會某種程度依賴預期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
而進行表演，這是因為，我們在即將成為現實的那種現實中，已經受過訓練或正 在受訓（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2006；徐江敏 等譯，2011；曾凡慈譯，2010；Fawkes, 2015）。
常規、劇本能順利運作，除了有意願遵守常規，以及良善的意志外，必須引 入個人知分寸及守本分的假設。唯有如此，常規與劇本才能對個人的心理健全帶 來直接影響，而意志行動才可能成為個人的社會條件。在許多情況下，個人對自 身維持常規的程度並沒有直接的控制權，這是無關於意願或承諾的問題，畢竟，
順從是最為重要的問題。而管理規範，正如一個工作的常規、劇本，則必須經由
34
所有執勤人員的認同與合作，才得以如預期的執行並產生其意義與價值（曾凡慈 譯，2010）。
根據以前的研究顯示（林品菁，2009；黃詩筠，2015；劉惠純，2008），一 般空服員的工作場域中，航空公司早準備好一套固定的標準化流程（意即 SOP，
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及分工方式，每個職級的權責也有細分，目的是讓 一線員工能各司其職、團結合作，以達到航空公司對服務品質的目標。換言之，
一架飛機的人員配置是由至少一個客艙經理（座艙長、事務長），以及其他職級 的空服員所組成。另外，有些航空公司會依照客艙的艙等，來配置所屬艙等客艙 督導以利客艙管理。
以研究者於本研究場域中的觀察得知，上述種種相關的管理規範，正如一個 工作的常規、劇本，經由所有執勤人員的認同與合作，才得以如預期的執行並產 生其意義與價值。總之，機艙的服務宛如集體表象般地呈現在每一個班機上，女 性空服員最好按照既定的工作劇本，老老實實地按表操課來完成勤務。
貳、偏離常規劇本的自我 一、非自願的偏離
人，在每個社會裡選擇他偏好或能夠忍受的方式生活。假使我們稱某群人的 集合為社會，即暗示了這群人的歸屬性以及社會群體，同時還選擇了群體的秩序 與規範的約制（imposition）。任何一種秩序的選擇，都代表一種強烈的企圖，希 冀在人類社會中建立統一、規律和可預測性。選擇某種秩序模式，意味阻止另一 種秩序模式的選擇，規範則是投射在人類行為上的秩序模式。換言之，秩序和規 範像把利刃，劃分出社會的現實，它們藉著強調「不合宜」，來宣揚「合宜」；
秩序的建立與宣揚之時，亦同時挑出、界定在這個世界裡，那些被認為沒有存在
35
權利、註定遭受隔離、放逐的部分。這代表著直接執行排除的工作，那些遭致排 斥與放逐者，都是因為他們違反了秩序；另一方面，規範的作為則較為間接，它 使得排除顯得比較像是自我邊緣化（王志弘譯，2011）。
我們不難理解有關污名管理的普遍性與重要性，這是一個只要有身分常規存 在就會發生的過程。某些常規是社會中大多數人都能適應且共同維持的，但另外 有一些常規或標準，卻是所有人在生命中都難以達成的。此外，即使在某些地方 存在的常規程序是普遍能夠達到的，但還是有許多人因為某些原因無法符合標 準；這說明了，社會的普遍性身分價值並非在任何地方都牢不可破。正因如此，
日常生活中的偶遇仍存在著某些陰影或不確定性，會讓人感到不安（曾凡慈譯，
2010）。
由此可見，不論是極大且明顯的差異，或是微不足道的差異，同樣都涉及了 污名的管理與控制。猶如生長在同一株茶樹上所摘採的茶葉，好茶與壞茶之分，
是人類按照自己需求而區分的，與茶葉本身是不相干的。此外，常規不是某種靜 態的地位屬性，也不只是可見性的問題，還是突兀性的問題而且有待商榷。這意 味著，當無法面對面的互動禮儀中維持並遵守許多重要的小常規時，違反者就得 承受在社會情境中被接受度好壞所產生的影響（曾凡慈譯，2010）。
二、面對偏離常規劇本的自我
Goffman 利用正常心理學的架構，對正常人與受污名者的角色作兩個假設。
首先，他假設有不同污名的人彼此差異可能很大，當他們處在相似的情境下，會 以相似的方式來回應情境，例如控制訊息。其次，假定受污名與正常人的心理結 構是相同的，並且符合我們社會的標準，因此，能扮演其中一種角色的人，也就 完全具備了能扮演另一個角色的必要素質。事實上，他們可能對於某一兩種污名
36
早已累積一些經驗了。重要的是，對於可恥差異（shameful differences）的觀念，
以及與身分認同有關的重要信念，在社會互動時將表現出相似性的舉動（曾凡慈 譯，2010）。
此外，有些情況是受污名者轉到正常人的地位，由於這是受青睞的轉變方向，
因此這種轉變發生時，對個人心理上是可承受、甚至是喜悅的。但比較難體會的 是，對於那些生命突然從正常轉變成受污名的個人，如何在心理上熬過這種轉 變？即使他們也確實能熬過。當人們能夠承擔這兩種類型的轉變，尤其是後面那 一類，則暗示了一般性的能力與訓練就足以讓我們能夠處理這兩種狀況。並且，
一旦學習到這些可能性，接下來的也就會更加容易了。對個人來說，要認知到自 己脫離常規，或者過去一直在界外後來進入界內，並不是一件複雜的事，只需在 舊的參考架構中建立新的同盟，並且只要將他過去已經知道並且認為是屬於別人 的事物，詳盡地歸諸自身。由此可知，突然遭污名化的痛苦，可能並非來自於個 人對他身分的困惑，而是他對自己即將成為的身分已經知道得太多（曾凡慈譯，
2010）。
以往的研究指出，空服員是經過航空公司自訂一套篩選的標準而錄取並任用
（劉惠純，2008）。在本研究參與者的工作場域中，研究者初步觀察到女性空服 員間仍有許多的差異，例如外型的高矮胖瘦，何況是一些無法一眼看出的人格特 質、價值觀等等，而這些都是影響他們工作態度的重要因素；所以，他們充其量 只是「看起來」好像差不多的一群人。
根據研究者在職場上詢問同事所得的初步情況是：女性空服員經常面對來自 乘客及生活週遭人對空服員形象的想像，大多是如高薪、語言能力佳、外型姣好、
能到世界各地旅行，甚至覺得空服員的工作就是打扮光鮮亮麗來服務乘客。研究
37
者不禁反思，當一自己尚未成為空服員時，可能對空服員形象的想像誠如上述所 言；然而，當自己成為空服員，必須承受一般人也是如此看待自己的職業時，心 裡其實很清楚一般人對女性空服員身分的觀感，畢竟自己以前也是這麼看待從事 這個工作的女性空服員。
者不禁反思，當一自己尚未成為空服員時，可能對空服員形象的想像誠如上述所 言；然而，當自己成為空服員，必須承受一般人也是如此看待自己的職業時，心 裡其實很清楚一般人對女性空服員身分的觀感，畢竟自己以前也是這麼看待從事 這個工作的女性空服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