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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視野:3D 電影的政治經濟學思考

第一節、 傳播政治經濟學

在詳述3D電影的形態之前,本研究先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思考3D電影的製 作、發行和放映上的成敗,因為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具有特殊的交易性質,「利 潤」對它的生成和轉型、質變有必定性的推力與阻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好萊 塢的歷史脈絡得以解釋3D出現的背景,以及它如何解決利潤危機的作用,總結 上述討論後再剖析3D美學失常的問題。

過去已經有許多人以新古典經濟學的方式來研究電影的製作、發行和映演的 商業制度(例如 Daniels et al. 1998; Moore 2000)。政治經濟學則是一個截然不 同的切入面向,這個取向的相關研究更被視為社會理論的一種,原因是它關注更 多媒體工業中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後果,更具體地分析結構裡的資源分配 與產品的輸出關係,因此,可以視為與資本主義體系對立的研究取向。本文首先 由政治經濟學的起源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定義談起,並延伸至電影政治經濟學的 研究向度。

政治經濟學常見的定義可分為兩種取向(Mosco, 1996):

一、廣義而言: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生活中的控制和生存進行研究。「控制」

指的是組織本身的決定權,也可以解釋為「政治」,這無可避免地會改變社會的 表象。生存意指人們生產他們維持生活所需的東西,這也關乎經濟,因為當中牽 涉了生產與再生產。

二、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研究,特別是權力關係,因為正是這些關 係相互構成了資源(包含傳播資源)的生產、分配與消費,在實踐上的意義即是 拆解商業組織如何操作,包含產品如何透過生產鏈來傳佈並且消費,並分析權力

和控制是如何透過生產、分配與消費的循環而轉換與移動。例如好萊塢電影制度、

發行到映演的流程即是一個值得觀察的案例。

商品化、空間化、結構化,又可謂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三大過程(Mosco, 1996)。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必須追溯至古典經濟學,但又不只侷限在金錢的交換 利益,而需從資本主義的市場活動觀之,承襲新古典經濟學,但是更深化其原有 的使用價值,將價值建立在市場交換上面。政治經濟學關注生產鏈、消費者的選 擇,因為這牽涉了權力分配與社會控制,特別是政府與企業經濟活動上的媾合,

它重視「歷史」、「社會的整體」、「道德」、「實踐」。而大眾傳播在這當中,

扮演一個共犯結構的角色,幫助資本主義型塑意識形態市場,引導消費者的真實 以及假性的需求。

古典經濟學的代表學者為Adam Smith、David Ricardo和John Stuart Mill,他 們秉持「勞動價值論」的觀點,客觀認為商品價值由勞動所決定(馮建三,2003),

也同樣關心政治、經濟、道德和文化。政治經濟學主要接續Smith等人的理論,

並作出回應,古典學派強調個人是主要的分析單位、市場是主要的結構,個人的 需求反映到市場上,由市場的機能來決定商品的價值,然而這類型的市場調查逐 漸發展成以數學語言概念化的「經濟學」,又稱為「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是當 代服膺市場機能的商業資本主義之濫觴,新古典經濟學雖然取得了正統的霸權地 位,但是它將古典學派的歷史、社會整體、道德哲學與實踐等關懷拋諸腦後,人 類的勞動力更被化約為市場上的交易價格,引起其他經濟學家的反對,其中一位 就是Karl Marx。

Marx重視「勞動」的價值,宣稱有資本家會佔有一部份勞工所創造的剩餘 價值,也就是剝削勞工。Marx批判經濟學只在乎資產階級的觀點,當代的制度 和科技上的侷限,使市場機能偏向財團和政府,他將生產關係放在分析的核心,

他主張生產力的擴張(即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以及人類勞動力的計

數之擴張)決定了社會的生產關係。經濟結構是真正的基礎,而此經濟結構又由 其生產關係所構成。在此基礎之上,產生了一個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法律制度 的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社會上的法律與政治制度便是與經濟結構的生產 互相對應。

如此一來,物質生活的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制約了社會、政治與 甚至於生活的一般過程。因此他主張拆解佔據支配地位的資本主義型態,並且解 讀國家機器與上層結構的力量,來檢視資本體系下的不公義。

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當中,Murdock和Golding以四個特徵來區別批判的政治經 濟學與主流政治經濟學的差異,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立基於四大特徵來思考社 會現狀(Murdock & Golding, 2005):

一、社會變遷與歷史(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古典經濟學將經濟視為 獨立且專門化的,因此他們輕視歷史。但Bell和Kristol(1981)反駁這樣的輕蔑,

他們認為「經濟和社會活動持續地在進行複雜的安排,最終經濟理論還是要回歸 到歷史的經驗主義來處理」。因此批判的政治經濟學注重社會、政治、文化與意 識形態等力量,在歷史過程中的互動作用,並且進一步透析社會結構與社會再生 產的基本循環,以便回答經濟如何帶動社會變遷(Bell & Kristol, 1981)。

二、社會整體(social totality):新古典經濟學避談政治,只集中描述市場 價格、數量、私有財和市場規模等生產要素,不免流於單面向的「經濟帝國主義」

(economic imperialism)(Lazear, 2000)。但Mill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社會整 體的分析,觀察的觸角應延伸到社會階級、性別和種族。並關心政治和經濟間的 動態連結,分析結構中的權力關係,了解實際的行動如何組成結構,以及行動如 何受到結構的影響而形成。

三、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新古典經濟學中對於經營效率、利潤多

寡的重視被批評為利己、物質主義且缺乏道德關懷的。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超越效 率等技術性議題,更關切的是資本企業與公共介入間的平衡與公義,包含教育的 近用、公眾的參與等議題。

四、實踐(praxis):實踐指的是人類的自由與創造活動,人類以此生產及 改變世界與他們自己。因此,政治經濟學家顛覆傳統的精英式說教,不拘泥於學 理上的論述,而是付諸行動,對政府提出諫言,以及為人民提供多元的意見。

Murdock指出,傳播工業從某方面來看,就如同罐頭、汽車、保險等提供一 般性產品和服務,但是這個產業還具備一般產業所沒有的特性:提供現今世界的 觀點與美好生活的形象;在形塑社會意識上扮演關鍵的角色(Murdock, 1982),

而且Murdock強調控制的過程並非靜態的量化數據就能展現,我們需要持一種動 態的觀點,來分析經濟和文化權力的社會關係,也就是傳播政治經濟學。

McChesney(2004)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有三大項重點項目:(1)重視 媒體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係,分析媒體與傳播系統以及其產出的內容如何鞏固、

挑戰或影響既存的階級與社會關係。(2)特別關注所有權以及機制如何的運作,

政府政策支持的傳播體系和科技如何影響媒體內容與呈現的樣貌。(3)傳播體 系中的生產、流通與消費中的結構轉變與勞動過程(McChesney, 2004)。Garnham

(2000)則倡議從解放(emancipation)的觀點來檢視傳播體系,因此必須先理 解資本主義的本質,試著解釋資本主義在傳播的結構中如何作為一個決定性因素,

以及解放和宰制的規則,再推導到文化工業的標準化邏輯(Garnham, 2000)。

從上述的論點看來,歷史性的分析是必要的,歷史能夠洞察整體的社會變動,

若單純探討傳播工業的權力,而忽略配社會脈絡的話,難以呈現媒體系統與社會 結構的關係。以歷史的角度關注剩餘產品的不公平分配(Garnham, 1990),釐 清每個制度的演進和相互關係將有助於我們破除多元、自由企業、競爭等等的「神 話」,透過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析,必要時加入意識形態的閱讀,才能指出結構

中的不平等和問題,並進一步提出抵抗、干預和改善的策略(Wasko,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