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補於《史記》中呈現的議題

人臣之義，實為孔子所言的「小人儒」⁴⁶²，叔孫通善於察言觀色，不為儒者形象所 縛，知劉邦憎厭儒者，即改穿楚服，討劉邦歡心；為漢制訂朝儀，損益三代之禮，

以劉邦所能行量身訂做，務以敷求君王所好。漢一統天下後，叔孫通深知儒者角 色在穩定封建政權上的效益，故向劉邦建言「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劉邦在 享受到制朝義所帶來的王權尊榮後，也開始起用儒生，大批追隨叔孫通的儒者，

跟著雞犬升天，叔孫通的善知時變，除為己博得尊位，並享聖人之名。他並不以 固守孔孟的忠義之道為儒者之要，也不認可儒家以德為興禮作樂的基礎，認為不 能通權達變者，是為鄙儒，叔孫通是以黃老的處世態度，來調和儒家的思想內涵，

太史公謂其「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也是擢取黃老 的角度來評價他，漢儒的角色，從叔孫通開始，傾向儒道合一，讓學說轉趨應世 之用，而非限於理念的執著，但也因叔孫通過於應時調整，造成儒者多揚隨俗而 化的大旗，不斷曲解儒家思想，以圖晉身。太史公雖譽其漢儒之宗，但這話應是 毀譽參半，叔孫通的援道釋儒，一方面將儒家思想致用的目的由重民改為重君，

一方面則術化仁義禮信的道德價值，利用其地位，掌握儒學走向的發語權，將思 想予以利化，促使其後的儒者，多依循其釋儒的角度，既能獲執政者喜愛，也得 以享有榮尊道德的美名，造成儒者功利的思想取向，有甚者更不惜往嚴刑峻法靠 攏。太史公於贊語最後說：「『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⁴⁶³表面上似乎 也是延續黃老的角度，用老子之言肯定叔孫通行之委蛇來求全大道，但「蓋謂是 乎」的疑問，則透露未必認可的態度，叔孫通的外儒內道思想，就某種程度來說，

確是憑一己之力讓儒家思想為執政者所重，但為達此目的，是否就該妥協道德價 值的淪喪，綜觀全篇列傳，多以叔孫通之口來闡述漢儒的思想。然而，漢時儒者 多重法崇利，此儒宗又何能自免於外呢？

第三節 儒道互補於《史記》中呈現的議題

一、義利

漢初施行黃老以來，政府將無為治術延展至經濟措施，採放任自然，不積極 介入的手法，目的在休養生息，提供人民喘息的空間，而這樣的措施，在武帝時 期展現出豐碩的成果，《史記‧平準書》：

462《論語》多處將君子與小人對舉，例：〈里仁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衛靈公篇〉「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或批判小人，例：〈陽貨篇〉「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 也與」；〈子張篇〉子夏：「小人之過也必文」，以小人之儒為矜愛其名，重勢利，表裡不一，文過 飾非之徒，空有儒名，而無儒質。漢儒讓人觀感不佳，主要是就「小人儒」的形象而言。

463《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頁 2726。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 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⁴⁶⁴

這是從戰國以來，難得一見的榮景，但也就是因帝國展現出積存累厚的成效，促 使武帝改變以往對匈奴和親的消極態度，採取主動積極的征伐，武帝採用董仲舒 公羊春秋「大一統」的精神，主張力雪高祖「白登之圍」的屈辱。然而，在開啟 對匈奴的征戰同時，也通使西域，戰略考量下又將戰事及於四夷，且為增強軍事 戰備，不惜築建朔方郡、設滄海郡，在連年征戰的耗費下，漢帝國已是民窮財盡。

武帝為解決一系列的經費問題，起用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等財經人士，籌措 錢財，將鹽鐵收歸國有，統一鑄錢，並設均輸、平準等官，行告緍，讓株送徒得 以入才補郎……等政策，這些措施完全以增加政府的財利為考量，但卻造成官員 倡利的橫行，並大肆壓榨人民，其背後所賴以撐腰的就是君王背書的嚴刑峻法。

漢初施行黃老，政策上並無特別去凸顯法的位階，再加上武帝尊儒，法治在現實 的環境是趨向弱化的，規範性也多由禮來取代，然而，在武帝興利政策的蔭覆下，

酷法又得到復辟。《史記》中對漢帝國經濟狀況的陳述，不單只是制度的呈現，更 反應對崇利價值的重新審度，司馬遷雖然認可儒家的道德思想，強調君王施政以 仁義為本，但〈貨殖列傳〉中卻也申明仁義得以透過富利來周轉，《史記‧貨殖列 傳》說：「人富而仁義附焉」⁴⁶⁵，並宣揚透過逐利可以「設財役貧」⁴⁶⁶，能夠「素 封」⁴⁶⁷，將仁義視為依利而來的價值，這明顯和孔子以禮為本的仁義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多將義利對舉，用以闡釋相反對立的價值，評定人在道德層面的歸屬，孔子 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利的主軸多不涉及現實的卑賤貧富，司馬遷 一方面承襲孔子對義利的態度，在《史記》中以「末世爭利，唯彼奔義」⁴⁶⁸，標榜 伯夷、叔齊崇義棄利的精神，但一方面，卻又於〈貨殖列傳〉中認可仁義是追求 財富的附加價值，視財富為道德的先備條件，會有這樣相反立場的論述，是司馬 遷亦儒亦道的思想所致。上述提及司馬遷對先秦儒家人物的肯定，是著重在人格 精神，並非就代表是對其家別全盤思想的肯定，孔子與屈原在行仁倡義的堅執，

固然值得感佩，但孔子與屈原卻也都是抑鬱不得志者，學說思想在當下均難以見 重於世，也未真正落實到百姓身上。司馬遷思想中雖不乏儒家質素，但史官立場 下的職責，更重學說的致用，為避免重蹈孔子、屈原的覆轍，不得不將現實的因 素考量進去，改以適度的妥協來昭示仁義價值，故在《史記》中也說：「無巖處奇

464《史記》卷三十〈平準書〉，頁 1420。

465《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頁 3255。

466《史記》卷一百二十四〈游俠列傳〉，頁 3183。

467《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頁 3272。

468《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 3312。

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⁴⁶⁹對空談仁義卻難以治生者，太史公 認為是要感到羞恥的，司馬遷從歷史經驗中，瞭解興利對國家去貧的效益，也知 曉武帝一朝，征伐國策和文、景之時已有很大的差別，重農抑商的措施實難應付 國力上的消耗，故對興利富民的態度是認可的，甚至不惜將逐利視為人性本然，

故對利的態度非大肆撻伐，而這也就是為何班固會以「述貨殖，崇勢利而羞賤貧。」

470來譏評司馬遷，將司馬遷劃歸於背離儒家大道的黃老，興利自然也為黃老的內涵 之一。

司馬遷雖不反對致利興富的主軸，但他痛恨假借利民口號而予以剝削的酷 吏，反對將國家征伐之利凌駕百姓基本生活的苛政。因此，《史記》的述貨殖絕非 取媚權勢階級，更非班固眼中的羞賤貧，其真正用意反而是為社會底層的人民發 聲，司馬遷申明逐利絕非權勢者的專利，認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

皆為利往。」⁴⁷¹人性本就是「求富益貨」，〈貨殖列傳〉中提及的烏氏倮、巴寡婦清，

皆為庶民致富的例子，范蠡、白圭、子貢等人既有賢名，又享富利，德與利兩者 並不衝突，因此，弱勢的百姓可以合理的競富逐利，透過富利來改變貧困生活。

《史記‧貨殖列傳》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⁴⁷²司馬遷熟 知歷史興替，明白缺乏知識教育的人民，視生存為第一要務，只有在基本需求的 滿足下，才有教育民眾道德價值的空間，故《史記》所倡的利，既是站在儒家貴 民的角度而去呼籲，也是為教育仁義價值而鋪路，絕非純粹的靠攏勢利者，更非 盲目的趨利，太史公強調透過禮義來防範逐利的弊病，於〈平準書〉中申明「以 禮義防于利」⁴⁷³，逐利雖是追求脫離貧困的過度措施，不可永遠凌駕道德，故訴諸 禮儀規範來作約束，目的在節制崇利思想的無限膨脹，司馬遷在對義利的態度上，

既有對黃老治道上興利富民的承繼，也有以人民作為興利的前提，更有以禮義來 防利的呼籲，使《史記》中的義利，不再僅限於對立極端的價值，在釋義與發用 上更貼近人民現實的需要，成功作為治道提取的思想策略。

二、酷吏

漢武帝曾聽從衛綰之言罷黜非儒者之說⁴⁷⁴，專務儒者之言，照理來說，應是 以興修民利為本，但帝國在大肆征伐的政策下，已將漢初以來積聚富饒的國力消 磨殆盡，武帝為求軍費上的無虞，不得不推行新政，這些措施專以富厚國家財利

469《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頁 3272。

470《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頁 2738。

471《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頁 3256。

472《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頁 3255。

473《史記》卷三十〈平準書〉，頁 1442。

474《漢書》卷八十二〈武帝紀〉，頁 156。「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 政，請皆罷。」

為目標，顯少考量帶給人民的衝擊，司馬遷對武帝逐利之策雖非全然贊同，但他 也瞭解興利對當時疲弊帝國的必要性，然而，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下來，徒有利民 之名而無見效之實，很大的關鍵就在施行者身上，武帝為求徹底執行，起用一批 能貫徹己意的官員，這些官吏，多阿附君王與民爭利的國策，不惜重蹈苛刻的法 令，視法為執行王命的工具，藉此剝削人民，並公然索賄⁴⁷⁵，造成許多本是用意 良善的政策，敗於這些酷吏之手。酷吏多操持儒術，膺付儒家思想，透過察舉賢 良方正而入仕途，在取仕後改以嚴刑峻法來深責百姓，造成當時取仕以儒，進爵 用法的風氣。司馬遷記述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等十人，從這些人物身

為目標，顯少考量帶給人民的衝擊，司馬遷對武帝逐利之策雖非全然贊同，但他 也瞭解興利對當時疲弊帝國的必要性，然而，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下來，徒有利民 之名而無見效之實，很大的關鍵就在施行者身上，武帝為求徹底執行，起用一批 能貫徹己意的官員，這些官吏，多阿附君王與民爭利的國策，不惜重蹈苛刻的法 令，視法為執行王命的工具，藉此剝削人民，並公然索賄⁴⁷⁵，造成許多本是用意 良善的政策，敗於這些酷吏之手。酷吏多操持儒術，膺付儒家思想，透過察舉賢 良方正而入仕途，在取仕後改以嚴刑峻法來深責百姓，造成當時取仕以儒，進爵 用法的風氣。司馬遷記述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等十人，從這些人物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