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先秦儒者的推崇

價值發揮於現世治道上，做到真正的關懷人民，因此，不反對將儒家的思想隨俗 調整，並為不同階層的人物作傳，目的在透過反映社會的多元，凸顯與執政者尊 儒立場的差異，司馬遷是透過對先秦儒者的肯定與對漢初儒者的批評，讓其黃老 中的儒家思想比重自然流露出來。徐復觀說先秦到西漢的思想家在表達個人思想 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屬於《論語》、《老子》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 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賦予以概念性的說明」；另一種則是「屬於《春秋》的系統，

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達出來，通過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 成立的依據」⁴³⁶，《史記》對孔子的景仰，對屈原的同情，將儒者人物作一系列的 撰述，都可歸類於是司馬遷儒家思想的投射發用，因此，儘管黃老明確反應於《史 記》中，但在滌除司馬遷史官職責的客觀因素後，就《史記》中所透顯作者的心 性人格來說，則貼近先秦儒者人物的風範，漢武帝強勢尊儒，以外力將儒家思想 獨豎於黃老背景之中，這樣的迫使並無法讓儒家全面取代黃老，反倒使儒者多流 於陽儒陰法，司馬遷將這樣的缺失反應在《史記》中，改以側重黃老兼取的特點，

凸顯儒學在黃老中所佔的比重，讓儒學與黃老的交集，聚焦在思想優缺點於應世 致用上的互補，儒道彼此都有涵攝對方思想的成分在。司馬遷之所以如此，除上 述已提及個人情性的因素外，更重要的目的是要為當代提供一套合宜的政治治 術，而這則又回歸到司馬遷史官的角色上，總括來說，司馬遷因個人情性的因素，

故將儒家思想寄寓在對不同人物或議題上，而這記述是對現實儒道思想調和的反 應，以《史記》呈現的黃老立場來看，黃老的缺失能為儒學補足，儒家思想也能 借助黃老，更加務實展現，兩者的相互為用成為《史記》黃老的另一代表。

第一節 對先秦儒者的推崇

《史記》中對先秦儒者的撰述雖有不少的代表人物，但形象較為鮮明則以孔 子、屈原為最，太史公在這兩人的贊語中，都清楚表示「想見其為人」，對兩人的 人格風範是相當的欽慕，欲透過對兩人形象的刻畫，來對比當時鄙儒的醜陋，底 下分述之：

一、孔子

司馬遷對孔子為人的肯定，並對其人格的嚮往，在〈孔子世家〉中，五千多 言纚纚如貫珠，攢聚《論語》、《禮記》、《國語》、《孟子》……等先秦資料，將孔 子的生平，言論、學行、周遊列國、著述等紀錄，發而為一篇完整的人物傳記，

既是孔子一生的實錄，也隱藏著對孔子性格的認同，而自比於孔子在擔負歷史責

436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論史記〉，台北：學生書局，1979 年，頁 1。

任上，也於太史公的筆觸上有所顯露，這樣的文絡架構，透露對孔子思想的連結 與精神上的承繼，並在筆墨上隱含對黃老發用於應世態度上的戒慎認同，〈太史公 自序〉中有云：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 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 十七。⁴³⁷

載明作〈孔子世家〉的目的，對孔子欲「匡亂世反之於正」的襟懷，司馬遷銘感 五內，並讚揚孔子無私的奉獻，渴望能對天下百姓仁德的澤及，在在凸顯出其人 格高潔。孔子對自己「道」的堅持，不隨俗妥協，即便未能被國君採納，也不會 放低標準，選擇「蓋少貶焉」⁴³⁸，孔子在諸子百家爭鳴中，獨標以禮為基礎的思想，

進而「攝禮歸仁、攝禮歸義」⁴³⁹，之所以特別去強調禮，主要是因當時政經混亂，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五倫的體制淪喪，而禮的功用能端名正分，規範制度，因 此，孔子特別對禮制有所堅持，欲以此來重振周文的疲弊，當出仕的機會與禮有 所扞格時，他不輕易妥協，在公山不狃叛季氏事件中，孔子回應子路的疑問：「夫 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⁴⁴⁰孔子出仕的目的很明確，欲 恢復周王朝時的禮制，但現實的王權正統並不確立，在回答子路的話就有些牽強，

與他「正名」的主張有些違背，但最終孔子還是選擇不去，也就是如此，可以看 出孔子對自己原則的堅定，孔子困於陳、蔡時，回答子路「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⁴⁴¹對道的堅持，孔子有更深層的價值標準，現實環境的不如意，並不會迫 使他有所卑屈，所以，孔子欲倡行仁義道德、《六經》學說，在他的執著下，儘管 屢屢被打回票，但也就如此，得以反襯出孔子的性格，更加凸顯其價值的崇高，

這也讓太史公引《詩經》之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⁴⁴²來作最高的禮讚。〈孔 子世家〉又提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⁴⁴³

437《史記》卷十七〈太史公自序〉，頁 3310。

438《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頁 1931。

439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1996 年，頁 112。

440《論語》〈陽貨篇〉，頁 264。

441《論語》〈衛靈公篇〉，頁 232。

442 屈萬里：《詩經詮釋》〈小雅‧車舝〉，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頁 422。

443《史記》卷十七〈孔子世家〉，頁 1919。

周公死後，孔子就以傳統文化的繼承人自居，對於天道所命定的事情，他不敢妄 言，但無形中對這理念的執著，隱然有承天而受，繼之維護道統的使命，這樣的 認知，也給與自己一種復興責任的動力，對於撥亂反正的責任，當然也就越發強 烈。但孔子周遊列國十五年，歷經齊、陳、蔡、衛、楚……等國，卻都得不到國 君的賞識，最終不得已還是返回魯國，據魯史作《春秋》。在孔子之前，因災禍戰 亂的關係，造成許多典籍散失亡伇，在這樣的文化衰頹的世風，孔子對自己是有 所期許的，曾說：「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⁴⁴⁴孔子在意的是後世對其歷史地位 的評判，即便本身理念下的「道」有所不行，但他還是想把積極入世的襟懷轉換 成另一種形式來影響時局，或作為後世史官品評褒貶的依據。因此，利用殘存的 歲月，發憤著述，完成《春秋》，司馬遷作《史記》的精神際遇和孔子是能遙相契 合的。司馬遷擔任太史令，對孔子作《春秋》的歷史使命，凜然以歷史輪軸的接 棒者自居，這不單只有心嚮往之的傾慕之情。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 化悲憤為力量於創作，最主要也是希望能以史官的身分，讓《史記》擔負起「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價值，而這樣的精神，恰巧與孔子 不謀而合。《春秋》內容寓含褒貶，在當時混亂的時局，對天下悖禮忘義之徒仍有 所警戒，因此有「《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⁴⁴⁵之說，而《史記》對維 護道統的社會正義也有所承繼，所論述的對象或涵蓋整個社會階層，例：〈游俠列 傳〉、〈龜策列傳〉、〈貨殖列傳〉；或以透過主要人物夾帶的方式來凸顯某些身分低 賤的人物，例：〈魏公子列傳〉中的朱亥、侯嬴，〈刺客列傳〉中的專諸、聶正。

司馬遷所要輝映的孔子精神，是以仁愛博廣的胸襟對天下百性，孔子開平民教育 之先河，司馬遷亦援引各階層人物來作傳，兩者所標舉都是史學家在社會公義的 價值層面，太史公在思想上的承繼與發揚確有孔子的風範。

〈孔子世家〉是對孔子生平記述與人格的肯定，所透顯出思想取向也多是偏 重儒家，司馬遷從其父耳濡目染下的黃老，在對孔子為道的目的，倡禮的價值，

及審視儒學的思想標準，並沒有依循司馬談的立場，而是將其本身際遇結合史官 職責來凸顯孔子的人格價值，從這角度來說，司馬遷並沒有以黃老的立場去扭轉 孔子儒者的形象，反倒是寫實的呈現，除有個人的忻慕外，也用以與《史記》中 所論及的漢儒作對比，凸顯兩者形象上的落差，進而針砭出漢儒的弊病。但在寫 實的敘述中，所蘊含的思想內涵，還是體現黃老與儒的交集，即便對孔子的載述，

有時也是與黃老治道的部分宗旨相契合：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444《論語》〈衛靈公篇〉，頁 240。

445《史記》卷十七〈孔子世家〉，頁 1943。

446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 之謂邪？」⁴⁴⁷

施仁政是因應時局而發用的，治道的手腕並沒有絕對的對錯，這與黃老強調的因 勢順勢是可相通的；而「訥言敏行」作為修身處世的態度，更是黃老一貫的應世 智慧。此外，〈孔子世家〉中對孔子廣博的見聞，予以「聖人」的讚嘆，但這與儒 家眼中的聖人並不相同，司馬遷於《史記》中對聖人有多處提及：「蓋聞聖人遷徙 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故有之，安得常法哉？」⁴⁴⁸、「叔 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⁴⁴⁹「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⁴⁵⁰， 將聖人的價值分立在不同領域，且多以黃老兼蓄的特長來讚頌其名，道德價值非 成聖的唯一要素，故對孔子以知的淵博而成其聖名，也是有偏重黃老的立場來肯 定。司馬遷思想中對孔子精神的承繼與稱楊是其儒家色彩最顯著的明證，儘管與 黃老的思想內涵交集不多，但儒道相互調和的思想脈絡，仍可見諸其中。

二、屈原

屈原本是楚國貴族，早年受懷王的信任，年紀輕輕就受封為「三閭大夫」，但 因遭上官大夫靳尚的讒佞，使懷王對其漸漸疏遠，屈原心有所不平，故將其抑鬱 的心聲，佐以楚地浪漫文風，發而為充滿情性的文作，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中有提及：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