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史記》的黃老思想基礎 ─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第二節 〈論六家要指〉的思想解析
循。因此漢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舊。」175黃老因循落實政治措施上，是貼合無為 精神的展現，而這些措施，也很快在漢初社會裡得到成效。《史記》記載：「孝惠 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 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176漢帝國呈現出豐衣足食的景象，證明黃老在政治、學術思想、經濟上的發用，都 是趨向進步的展現，效益是不言可喻。
然而，漢初國勢上的復甦，並沒有為黃老立下一個難以撼動的地位，即便在 無為之治的粉飾下，卻也難以遮掩帶來的隱憂：對匈奴的和親以及郡國並行，讓 政府產生新的內憂外患；與儒者的對立，在思想上蘊積一股反撲的勢力；貧富差 距與土地的兼併及對外患採取戰爭所衍生的財政危機；嚴刑峻法藉由儒者之殼再 度荼害人民，種種問題都讓漢政府漸感無措，讓這些由黃老思想所衍生的弊病，
逐漸浮上檯面，陳澧說：「漢初以黃老治，其末亦以黃老亂。」177可說是由劉邦至 武帝時期最好的註解。
第二節 〈論六家要指〉的思想解析
先秦《荀子‧非十二子篇》及《莊子‧天下篇》對諸子僅作簡要的評述，並 未深入詳論其利弊得失，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則進一步以家別稱代諸子，並分 述優缺點。梁啟超說：「太史公司馬談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
皆分雄於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情，以此為最。」178大力讚賞司馬談 論述之透徹。
〈論六家要指〉是解析司馬談思想的依據，內容評判各家長短，藉此來肯定 道家，凸顯老子「無為」宗旨下的應世態度，〈論六家要指〉呈現的思想立場，先 是以史官身分，匯歸學術的流變，再將其展現在與政治統御相應和的權術上，凸 顯黃老解決現實層面問題的手腕，並搭配形神修養，勾勒出黃老學說治世與養身 連繫的網絡，多以應世效用去評定學說的價值屬性，著重治世的考量，要指內容 雖然簡約，但仍明確表達出黃老的概念，可分成幾點來述說：
一、對各家評述
《史記‧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
175 錢穆：《國史大綱》，台北：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94。
176《史記》卷九〈呂后本紀〉，頁 529。
177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196。
178 梁啟超：《飲冰室專集》第九冊〈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台北：中華書局，1978 年，頁 17。
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
179司馬談所學駁雜，學黃子道論，屬黃老學範疇，並強調作〈論六家要指〉目的 在避免學者對學說真意不解。戰國以來學者多「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180學 說在流變後多難見真意，孔子作《春秋》寄寓褒貶，但後世「儒者斷其義，馳說 者騁其詞。」181各自截取內容作不同的解讀，造成《春秋》精神的喪失。司馬遷 鑒於學者對《春秋》真義的曲解，且認為諸子之學難以盡觀諸要，在這樣的學術 風氣下，對其父博觀審評的態度，也是認為有其必要性的。〈論六家要指〉又說：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
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182
陰陽等六家同樣都以治世為宗旨，只不過取法不同，有省不省而已。戰國時期百 家學術爭鳴，宗派林立，到了秦皇時代則遭焚書坑儒，學說又定於法一尊，思想 上過度開放與約束，結果都造成社會動盪不安。漢初思想家們欲藉由黃老蛻變的 張力，調和鼎鼐，避免重蹈覆轍，司馬談是史官，也是思想家，他以鑑古觀今的 態度來收攏各家學說，對思想內容予以褒貶，目的是要為執政者提供一套最適宜 當代社會的政治措施。因此，以歸結諸子的思想內涵，並提出自己的見解之舉，
申明其所認可的思想概念。然而，司馬談的說法，是以黃老觀點來評斷諸子，和 司馬遷《史記》中對諸子思想評述的立場有些許不同，底下就司馬談所論家別探 討之。
(一)、陰陽家
〈論六家要指〉對陰陽家的評定：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 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183
老子說：「知常曰明」184，強調觀察自然，知自然常道，才是真知，《黃帝四經‧經
179《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 3289。
180《荀子集釋》〈解蔽〉，頁 472。
181《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頁 511。
182《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 3289。
183《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 3289。
184《老子道德經》上篇，十六章，頁 9。
法》提及「天地之恆常，四時，晦明，生殺，鞣(柔)剛。」185也具體歸納出「常」
的項目，目的是將自然界的「常道」與人世「治道」搭配，但這在陰陽家思想中，
卻是用以與人世間禍福相互歸因。《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司馬遷記載陰陽家 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
至於無垠，……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186陰陽家的學說是驗小推大，深 觀天地四時運行。漢初以來，陰陽災異之說盛行，思想滲透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
執政者也多利用它神祕色彩為己身權威背書，加上學說內容強調對自然運行觀 察，有助依時教種，對漢帝國重農政策的推動裨益良多，故陰陽之說得以大行其 道。但也因過度強調推測與預知，產生濃厚的迷信色彩，造成生活上的掣肘。司 馬談點出陰陽家思想於依時處順上的重要，但他所重的是順乎天理，而非陰陽家 盲目推尊天道，將「處順」的原則與人民生活做結合，把陰陽家的思想放歸到人 世綱紀的肯定，間接打破天道的神性，側重順乎自然的理上，藉此弱化迷信色彩，
凸顯黃老對天道採取務實的觀點。並將天道與治道視為一體，而這也顯示黃老對 客觀規律的重視。
《史記》有為日者、龜策作傳，而在人物敘述時，多雜有災異讖緯之說，司馬 遷於天道的態度上接近司馬談與人世應和的主張，雖然司馬遷對天道「常與善人」
抱持懷疑，但還是多所肯定，認為其具有公理正義，為是非價值把關的最後防線，
參有道德的準繩在。他的天道觀，有兼雜的色彩，除有道德意志外，還包括孔子 對天命不可解的成分，也有老子以天道涵人道的自然主義在，因事而異的天道觀，
與其現世的遭遇有很大的關聯，凸顯在客觀敘述下，其主觀情感的滲入，於後文 再詳加論述。
(二)、儒家
〈論六家要指〉對儒家的評定：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 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蓺為法。六蓺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 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187
《史記‧禮書》：「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禮儀，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
185《黃帝四經今注今譯》〈經法‧道法〉，頁 74。
186《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頁 2344。
187《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頁 3289 - 3290。
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188以清靜簡約的前提去檢視儒家禮儀，自然 會著重在「繁禮飾貌」的批判上，「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儒家之短，但儒家博 細，也是其學說貼近社會人事的展現，至於儒者之「勞」，並非肇因形式繁雜，儒 者肩負任重道遠的使命，多體恤百姓，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故其多勞勢必在所難 免。
司馬談充分體現出「君上無為，而臣下有為」、「臣事事而君無事」的效用性
「無為」，此也間接點出思想中講求事功的特質，但其所釋偏重在禮儀的實用價值 上，忽略禮背後的意涵。儒家是以禮來約束尊卑的身分，雖非如法絕對性的制約，
但維繫封建綱常的目標是相等的，在這前提之下，以禮所牽引出的仁義，也可作 為輔助治道的手腕之一。司馬談用鞏固王權的立場去看待儒家思潮的價值，並在 重事功的前提下，把禮建構的人倫秩序和法家的「法」劃上等號，但儒家認為五 倫綱常是奠基在「禮」的精神上，而不是「法」的制約上，且需把「禮」與「人」
相互緊扣，其維繫社會秩序的效用才能彰顯。禮的目的在鞏固人與人之間的倫常 而非階級，自然就不能僅用制約位階尊卑去看待它的優缺點，必須著重在對人倫 秩序的維護，這也就是禮的精神義涵。《史記‧禮書》：「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
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 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189司馬遷認為禮的訂立是緣人情、依人性而發，是對 戰國黃老的呼應。190這可以說是黃老對禮的一貫態度，但司馬遷在究禮之下，偏重 禮的精神價值，對重禮的儒者並非全然肯定，《史記》標榜的是禮，而非儒者，批 判儒者以禮矯飾，拘泥於禮的形式，而未能內化禮的義涵，司馬談僅指出儒家表 面的缺點，司馬遷則是進一步針砭出問題所在。
(三)、墨家
〈論六家要指〉對墨家的評定：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墨 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
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
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