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史記》的黃老思想基礎 ─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第一節 漢初黃老的思想背景
黃老由戰國邁入秦漢，思想雖仍奉尊老子道的哲理性，但更重與現世的接合，
學說的主軸也轉趨應世的效用而作調整。漢初在歷經戰亂後，政策上主張休養生 息，黃老治術上依法而治的積極性也開始轉向「無為」，但因秦法所招致的滅亡殷 鑑不遠，「法」代表的絕對權威也開始受到挑戰。在思想的融攝上，對各家是以資 取養分為目的，但卻也慢慢就專以兼取為主軸的特色，且由政治上的統合拓及學 術思想上。
漢初以來，陰陽五行思想滲入生活各個層面，陰陽家的介入讓天道的神性大 肆發揮，為黃老「道」的哲理性，輸入另一種神秘的思維，加上對諸子思想改以 家別分稱，秦代焚書，造成諸子之學散失亡佚，諸子後學在漢帝國一統後，又紛 紛追述本家的正統與源流，但受限焚書之禍，學說考源與紹述多有窒礙，而黃老 所展現的又恰是紛呈各家的態勢，此既是其得以歷時不衰之長，但也是其範籌模 糊難定位之短。《史記》之前，黃老雖為漢帝國政經主軸，其暢行的關鍵，是能因 應不同的環境衝擊，適度將思想予以調整，讓多數的掌權者願意為其背書，在漢
初七十年間169，造就黃老思想的盛行，其背景因素，得以分成幾方面來說：
一、思想統一的趨勢
戰國黃老的時代也是百家爭鳴的時代，諸子思想的興盛都是為了因應時代的 需求，黃老當然也不能自免於外，然而在諸多思想交相興替的過程中，法家思想 的落實是最能與當時的社會需求相互契合。黃老援其思想作為學說的內涵，也是 得以延續至漢初的主因。但黃老從戰國以來，既強調治世手腕，也主張修德養心，
而在以法為內涵的軸線發展下，治道最大的效益已發揮在天下的一統上。漢初以 來的黃老，除重政術外，處世修身的學說思想也跟著興盛起來，「兼儒墨，合名法」
的概念更是搭配政治上的一統在運作，漢初百家爭鳴是春秋戰國的延續，但最重 要的特徵是「在爭鳴中走向融合」170，黃老作為漢帝國治世學說的主軸，因應帝國 的盛況，勢必要展現出大開大闔的氣度，因此，以黃老為中心的思想體系，既有 道用延展性的開拓，也有以道作為現實治道的客觀基礎，更能由內至外涵蓋形神 修養。這些脈絡幾乎得以透過不同的支線延伸，連結於各家學說的宗旨。司馬談
〈論六家要指〉評述各家的目的，也是務為求治，在目標一致且有管道融會的方 式下，循此脈絡的發展也就成為特色，在政治現實上，先秦各家見解不同，得以 被取用的狀況也不同，但因各國相互競爭，獲得取用的機會反而較多，漢初以來 專制政權一統，士人為求才學獲得青睞，對執政者勢必要有所妥協，調整自己學 說而去趨附當權者，是在所難免，思想學說的學與用都有一致的走向，促使黃老 在政治主導下由道法主軸趨向間雜，故有雜家的色彩，也就是說，黃老展現出的 是一個大熔爐的「雜取」形式，會有「雜家」的解讀，是思想遷就政治的結果，
這也是漢初思想形式上統於黃老，內涵上傾向分雜，所展現出的特色。
二、戰國末年以來黃老的昌盛
戰國以來的黃老學，就地域而言有南北兩個發展重心，南方以楚國為代表，
北方則以齊國為代表。就楚國而言，由《黃帝四經》開其端，《莊子》後學「黃老 派」及《鶡冠子》承繼發展，形成南方黃老學系統，南方黃老多偏重道規律意義 的發掘，在學術風格上具有崇尚玄思的特點。而就齊國來說，則以稷下諸子及《管 子》為主軸的北方黃老學為核心，道偏重實體的建構，將道詮解為精氣，以現實 與致用為學術風格。這兩個系統都以道和治國的問題為探討中心，旁及治身的問 題，其對待百家之學也都由道、法結合而逐漸拓展到道與仁義禮法的結合171，而戰 國後期《韓非子》、《荀子》、《呂氏春秋》受到黃老思想的浸染，這些著作順勢將
169 劉邦即帝位在公元前 202 年，竇太后逝世則在公元前 135 年，前後將近七十年。
170 韓養民著：《秦漢文化史》，台北：里仁書局，1986 年，頁 68。
171 丁原明：《黃老學論綱》，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5–6。
戰國黃老過度到秦漢，為漢初黃老起了推波助瀾的功效，秦漢黃老學大抵是沿著 政術和學術兩種路向演進的，政術方面多由當時政治家或學者大力相挺。陸賈曾 以「無為」之旨建議高祖為政不得「馬上治之」：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弦之琴，
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而天下治。172
對「無為之治」，劉邦讚譽有嘉，並認可陸賈之言。蕭何、曹參的清靜為治，也體 現黃老治道的效益，《史記‧曹相國世家》云：「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173「蕭規曹隨」讓當時社會得以休養生息，人 民也有喘息的空間。此外，自漢初以來，惠帝、文帝、景帝、竇太后皆為黃老道 家的信奉者，倡行黃老者多身居要職，這些人物間接或直接將黃老學術思想表現 為具體的治國政策或修養方針，落實「君道無為而臣下有為」的統治術。而黃老 的發展，同時也滲入以陸賈、賈誼、董仲舒等儒家代表的思想，司馬談〈論六家 要指〉即是對漢初黃老變革以來的匯整，既是對黃老於漢初政治實踐上的確認，
也是對戰國以來黃老思想的整合。
三、漢初的政經局勢
陳德和說：「做爲漢帝國開基立萬之政治最高指導原則，就是具統合性的黃老 道家思想。歷史證明了，正是這種統合性的思想爲漢帝國的王權奠定穩固的基礎，
也給久經戰禍，凋敝不堪的民生社會重新帶來新機。」174漢初底定天下大勢後，
國家整體而言是傾向休養生息的目標，目的在為漢帝國尋求長治久安之道，故在 政治上多採取寬鬆的政令，高祖五年頒布「復故爵田宅令」，讓戰後的百姓得以遷 歸故土，並歸還其田宅；惠帝元年，減輕田賦，復十五稅一，對老翁稚子不處肉 刑，至文帝時更予以廢除之。自劉邦「約法三章」，廢棄秦朝苛刻法令以來，雖因 現實上的需要，仍有蕭何作律九章，但已是力求去除繁飾的法令與規避嚴苛的刑 罰，以「取其宜於時者」為標準。而因應黃老「因循無為」的主張，漢初王朝為 避免從新訂定政令造成的煩擾，對秦朝制度多採取因襲循用的方式。錢穆說：「漢 初政府純粹代表一種農民素樸的精神，無為主義即為農民社會政治思想之反映。
因此恭儉無為，與民休息，遂為漢初政府兩大信念。因戰亂社會經濟破產，人心 厭亂，戰國晚年黃老一派消極思想，遂最先在農民政府裡得勢。無為之實則為因
172 陸賈：《新語》卷上〈無為〉，台北：明文出版社，1987 年，頁 59。
173《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頁 2031。
174 陳德和：《淮南子的哲學》，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9，頁 27–28。
循。因此漢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舊。」175黃老因循落實政治措施上，是貼合無為 精神的展現，而這些措施，也很快在漢初社會裡得到成效。《史記》記載：「孝惠 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 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176漢帝國呈現出豐衣足食的景象，證明黃老在政治、學術思想、經濟上的發用，都 是趨向進步的展現，效益是不言可喻。
然而，漢初國勢上的復甦，並沒有為黃老立下一個難以撼動的地位，即便在 無為之治的粉飾下，卻也難以遮掩帶來的隱憂：對匈奴的和親以及郡國並行，讓 政府產生新的內憂外患；與儒者的對立，在思想上蘊積一股反撲的勢力；貧富差 距與土地的兼併及對外患採取戰爭所衍生的財政危機；嚴刑峻法藉由儒者之殼再 度荼害人民，種種問題都讓漢政府漸感無措，讓這些由黃老思想所衍生的弊病，
逐漸浮上檯面，陳澧說：「漢初以黃老治，其末亦以黃老亂。」177可說是由劉邦至 武帝時期最好的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