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陽貨為亂
第三節 相魯時期
二、 全面政治：外交、內政、軍事、教化四合一
孔子的治國之方是全面性的，任大司寇時對於外交、內政、軍事、教化等 方面都是非常注重。
（一）就外交而言：
孔子對魯國有一重大貢獻，那就是「夾谷之會」。在魯定公十年，孔子 五十二歲時，相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296。錢穆認為：
此次會齊於夾谷，乃由孔子相，此必孔子已為司寇之後。自魯定公七年 後，齊景公背晉爭霸，鄭衛已服，而其時晉亦已衰，齊魯偪處。而此數 年來兩國積怨日深，殆是孔子力主和解，獻謀與齊相會。三家者懼齊強，
恐遭挫辱，不敢行，乃以孔子當其衝。297
由此觀之，孔子在外交的政策上，是敦親睦鄰、和平共存，不願輕易發生
292 語出《論語•子路》
293 《論語•里仁》
294 《論語•子罕》
295 《論語•陽貨》
296 其事經過請參見第三章第二節。
爭戰，而是以對雙方都有利之和談所得的長遠穩定，來替代武力爭鬥所得之短 暫利益。因此孔子會盟夾谷，是以外交盟約之法來謀取雙方誠信的和平，其事 先必經過縝密的謀劃，可預期的，齊國必欲在此盟約中得利。果然齊國要求：
齊國有戰事時，魯國要以甲車三百乘同行；孔子若不應許，則盟約就不成，那 麼和平就無望，最後受苦的還是人民；但又不願魯國吃虧，因此提出有利於魯 國且齊國不應拒絕之相應條件：歸還齊納魯之叛臣陽貨而有之的汶陽、鄆讙、
龜陰之田。因此雙方各得己需之利，所以得以定盟。孔子注重外交，亦可由教 導弟子處得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可謂士矣！」298
（二）就內政而言：
孔子對於內政向來是非常注重的，欲解民之疾苦，首在於政事良善，因此 以禮治國，建立一合理化的人性制度，使人民能安居樂業，這就是孔子從政的 目的，所以內政的第一要項就是「無苛政」，《禮記•檀弓下》有一記載：
孔子過泰山側299，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 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 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300
周何認為：「老虎雖兇猛，還是可以設法躲避的，繁重的賦稅和勞役，嚴苛的政
297 錢穆：《孔子傳》，頁 34。
298 《論語•子路》
299 孔子過泰山側可能有二次：一次在孔子三十五歲時，因魯昭公出奔事件而適齊；一次在孔 子五十二歲時的夾谷之會。筆者依「小子識之」的語氣，將此事置於孔子五十二歲時討論。
300 孫希旦：《禮記集解》，頁 292。
治，即便人無處可逃。所以合情合理的禮治社會，對當時而言，確實是太需要 了。301」孔子為政以禮，自無苛政，而以百姓之需為先，輔以良好的經濟政策，
如此建立完善之制度、合理的賦稅，人民必能安居富足，小康之境界可躋，大 同之理想亦可期。
（二）就軍事而言：
孔子除了重視內政外交，尚強調軍事的重要，此可由夾谷之會看出，《史 記•孔子世家》曰：
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302
後世或囿於孔子「軍旅之事，未之學也303」之語，而認為孔子不熟軍旅、
輕忽軍事，這是不對的。古之聖王（人）如舜、湯、周公都曾使用武力除暴，
並且孔子以「射、御」教導弟子，孔子豈有不知軍事之理。筆者以為孔子治國 以禮，軍事亦受禮之涵蓋，必有其一定的規定，但因戰事涉及人命財物之損傷，
對百姓的影響甚大，因此特重之而不輕易言之用之。所以《論語•述而》曰：「子 之所慎，齋、戰、疾。」孔子的軍事之禮自是有特殊的意義，不同於當時諸侯 爭霸的意義。姜國柱認為：
孔子軍事思想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不就軍事論軍事，而是從治國愛民 的政治高度，來考慮軍事問題的，所以他主張「以禮治軍」、「有禮無敗」、
「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在孔子看來，治理國家，動用武力，處理國
301 周何：《儒家的理想國—禮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1 年 3 月，頁 41。
302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731。
303 語見《論語•衛靈公》，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之應對。
與國之間的關係問題，首要的是合乎禮節、講究信義。……孔子從政治 和軍事關係的角度來談問題時，強調政治的重要性，而不輕忽軍事的必 要性，肯定二者的統一性。304
孔子對於軍事態度的嚴謹與重視可由以下二則得知：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305
即戎是指參加戰爭，但為何要教七年之久呢？潘光晟認為：「這裡所謂的教 民，不全指戰陣行伍之節，最重要的還有做人處世的基本道理，惟其這二方面 都兼顧到了，臨到要殺敵致果的時候，才不會臨陣退縮，畏卻不前。306」因此 孔子軍事觀，是以禮為依據，以保民為準則，不以爭霸為目的，因此不以武力 強大為功，也不輕忽軍陣之效，所以蘊含出有意義的「武德」。
（三）就教化而言：
孔子曾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307。」由此可見教化之功。孔子在教育方面是專家中的專家，因此從 政後對教化的工作自是非常重視。除了上述的「即戎須以教民」、「德教」、「禮 教」之外，在處理民事訴訟上，亦以教育的角度著眼。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308」
304 姜國柱：〈孔子的軍事思想〉，《中國文化月刊》第 151 期，1992 年 5 月，頁 23。
305 二則皆見《論語•子路》
306 潘光晟：〈孔子與軍事〉，《孔孟月刊》第十二卷第二期，1973 年 10 月，頁 12。
307 見《論語．為政》
308 《論語．顏淵》
孔子自言聽訟斷案、判明曲直，能跟別人做的一樣好，《孔子家語•好生篇》
記載：「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
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309」此種精審辦案的精神雖然 可貴，但更難得的是「必也使無訟乎」後所涵的意義，康師義勇先生認為：
儒家的治道，以禮樂教化為本，不專重法制禁令的運用。法制禁令，重 在事後的制裁，不如禮樂德化，使人民敦厚善良，則人民自然不會為惡，
不會彼此傷害，也就沒有爭端了。因此，「聽訟」只是法治分內的事，而
「無訟」確是德治的效用，也是為政的根本。310
正由於孔子治道的目的是為「達人」，因此用教化的方式，以期百姓能尊德 而守禮。「聽訟」是法治分內的事，總是要使人民經過判決而知是非有一定標準；
而最終的「無訟」，則是孔子欲經由教化而達人的目標與理想！因此好的政府必 須對民眾施以教化，否則就成為「不教而殺謂之虐」的「惡政體」了！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