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特色
第三節 政治因素的影響
孔子初期的學說除了受家庭成長環境、魯國文化想淵源及自我拓展的影響 外，另一重要的因素，就是當時孔子所身處的環境，此種外來的因素可將其歸 諸於政治因素的影響。當時的時代背景，已於第二章說明，今就其影響孔子學 說最大的政治因素，說明其對孔子學說的影響：
一、
重建周文(疲弊)
185 《論語•顏淵》
186 李雄揮：《孔子哲學之研究》，頁 94。
187 《論語•雍也》
上節提到：孔子由習禮開始而廣泛的學習，後能自覺而開展人文精神，以 致能修己而欲達人，但「達人」的工作並非由一己的努力就可完成，首先必須 改善群眾的生活，最能影響群眾生活的就是政治力，所以孔子首先面對的即是
「周文疲弊」政治問題。引述高柏園、勞思光的意見申說：
周文疲弊是孔子所面對的時代問題，也是孔子思想根本關懷之所在。所 謂「周文疲弊」，乃是指周朝文化在經歷常時間的時代演變之後，已逐漸 僵化而失去其時代性，由是造成整個時代的失序，而人在此失序的時代 與社會中，無疑是十分痛苦的。原來，周文並不是外在的一套禮樂政教 形式，它其實隱含著一套人生觀、宇宙觀、價值觀，而周文的疲弊，也 象徵著隱含的根本觀念，亟待重新整合，以適應時代的需要，而這也正 是孔子的努力方向。189
孔子出生時，周室已衰。周天子徒擁虛名，既不能制諸侯；列國諸侯，
亦常受制於有實力之貴族。列國彼此相爭，各國貴族亦常作亂。於是禮 制急遽崩解；由傳統習俗所形成之規範力量日漸消失，天下進入一無秩 序狀態。孔子面對此種嚴重時代問題，遂以重建一普遍秩序為己任；又 因孔子所學為周之文制，故在孔子意念中之「秩序」，就具體內容說，實 以周人所立之文制為底本。順此意義說，亦可謂孔子之志實在於重建周 文。孔子致力於周文之重建，並非純依傳統為說，而實加以自覺之肯定。
換言之，孔子並非只知擁護一傳統，而是依一有普遍之理據，以建立其 主張。190
上述二位學者已將孔子「重建周文」之緣由說出，孔子也自謂其「從周」：
188 《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189 王邦雄、岑溢成、楊祖漢、高柏園：《中國哲學史》，頁 65。
190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頁 108~109。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191
周室傷於幽、厲而東遷衰微，周禮在魯，世所公認，孔子生於此周文化之舊國，
所接觸到的學術典籍，自必對周禮制度多加載記，甚至稱頌及美化。孔子研習 於此，再加以自覺省思「周文」所內涵的意義192，因此勾勒出周禮制度結合自 己心中理想所建構的社會，孔子所欲建構的社會並非一成不變的周制翻版，而 是依自己心中的理想去改良周制，以符合時代的需求。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 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193
子答顏子問為邦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194
所謂「損益」，就是令文化能活潑而不僵化的概念，所以孔子並非認定禮制是不 可變動的，應擇善而從之。再則，由此處可知孔子認為禮制的條文規範是會隨 時代的需求而改變，但其實質的精神是不變的，因此損益可知，由此可知孔子 所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195」是取法周禮制度的精神，而非死守其 條文。所以據此所建構的社會是最符合群眾所需的，而此社會能給予群眾幸福 美好的生活。至此，孔子的政治思想的雛形展現：以「達人」（給予群眾美好的 生活）為最高指導原則，依其所學之周禮制度為底本，結合心中的理想，創建 出美好社會，而此社會是有所依據的，絕非空論。
191 《論語•八佾》
192 勞思光曰：「周人建國，即以制度為重；於是一面封土建君，創立一種人為的政治秩序，以 代替部落酋長式之自然的政治秩序；一方面立宗法制度，又將自然的血緣關係劃入人為的政治 關係中；此即所謂周公制禮之說所代表之文化史意義。周人此種設施，就其本意講，當是以建 立較有力之中央政府為基本目的，但其結果則透露一種以人為主之思想趨勢，此種禮制之內涵 意義是『人之地位之肯定』，此一肯定在文化歷程中之意義，亦不受周人加強中央權力一動機 之影響。」（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頁 104~105。）
193 《論語•為政》
194 《論語•衛靈公》
二、仕的原則
孔子的政治觀是以「重建周文」，創造出一理想社會，給予群眾美好生活，
而此訴求則須靠政治力才得以解決，因此孔子「達人」的思想必須藉由政治的 力量去實現，所以「致仕」則成為孔子欲建構社會的手段。由此可知「致仕」
不是為己，而是為求「達人」。因此孔子的「致仕」則有其原則：
（一）德學兼具
孔子之「仕」，其目的是為「達人」，若欲達人則先要做到「達己」，也就是 說若要改善社會則須先從充實自己做起，其法則是「學思並重」。學，是指學得
「士」所應具有的知識與技能，以為致仕時之所需；思，偏向於內省自覺，瞭 解自己致仕的目的，期許自己成為有德的君子來造福於民。由下兩則弟子之語 可得證：
子夏曰：「學而優則仕。」196
子游述孔子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197
張其昀認為：「儒家心目中之優秀人才，其名曰君子。魯國襄仲曰：『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他所謂君子，顯然不是那些世襲的貴族，而是有道德有才學的賢 人。198」由於君子有致仕之學、愛人之德，此種德學兼具的君子正是出仕之才；
反之，若無德學兼具，不是無法勝任，就是為己之私利。蕭公權曰：「蓋君子以 愛人之心，行仁者之政，此為君子取位之真正目的，合於此而不仕，則為廢『君 臣之義』。不合於此而躁進，則為『干祿』，為『志於榖』。二者皆孔子所不取。
195 《史記•孔子世家》（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731。）
196 《論語•子張》
197 《論語•陽貨》
198 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第五冊，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9 年 1 月，頁 57。
199」正可為此作一良好註解。
（二）合「義」
在成為有才學、德行的君子後，然後可出仕以求達人。然則處於當時的紊 亂的政治環境，孔子認為出仕與否必須合「義」。
子路曰：「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200
對於「義」的解釋，勞思光說：「從私念則求『利』，從公心則求『義』。蓋『義』
是指『正當性』。201」因此以義作為進退之準則，如此才不至迷失於利，方可以 公心來行道。
「義」對孔子而言，並非僅侷限在致仕的與否，更是孔子禮學的基礎。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202
關於此段話，今引勞思光之語來說明：
此處「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二語，即攝禮歸義之理論，禮依於義而成 立。「義」是「禮」的實質，「禮」是「義」的表現。於是，一切制度儀 文，整個生活秩序，皆以「正當性」或「理」為其基礎。人所以要有生 活秩序，所以大則有制度，小則有儀文，皆因人要求實現「正當」。換言 之，一切習俗傳統，不是「禮」之真基礎，而要求正當之意識方是「禮」
之真基礎。至此，一切歷史事實，社會事實，心理及生理方面之事實，
本身皆不提供價值標準；自覺意識為價值標準之唯一根源。人之自覺之
199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70。
200 《論語•微子》
201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頁 120。
地位，陡然顯出，儒學之初基於此亦開始建立。203
綜上所述，孔子立志向學，從習禮開始，旁及其他相關之學，並以人文自覺開 擴其學說，以「義」為自覺意識之標準，因此自我要求「達己」，進而「達人」，
因而以從政為方，進退有則。做到「修己以安人、安百姓」的「仁、聖」的境 界。今引孔子回答弟子之語作結：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 其猶病諸！」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