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三位學者以不同的角度、觀點切入，來闡述「正名」，其說法都頗能 表達出「正名」的意義，皆有其特色。筆者擬以孔子政治的生涯對其學說的影 響、與其學說關聯的角度來對「正名」作一補述。
孔子在「為學自立時期」立志向學，從習禮開始，旁及其他相關之學，並 以人文自覺開擴其學說，以「義」為自覺意識之標準，因此自我要求「達己」，
進而「達人」，「達人」之方是以從政著手，但進退有則，期許做到「修己以安 人、安百姓」的「仁、聖」的境界。不過當時政治社會環境已趨混亂，不復典 籍所載之美好，孔子「就近取譬」，以周文為本，因革損益，因此從「禮制」出 發，以「義理」為本質。
到了「適齊相魯時期」，可謂從理論面付諸實際的階段。由「魯昭公遭三桓 逼迫而出亡」403的事件，孔子對齊景公已說出「正名」的初聲——「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此是禮制的實踐：「父父、子子」是表示人的倫理關係，各 安其分則社會和睦；相同的，若政治上亦有政治倫理觀，「君君、臣臣」各本其 分，那麼國家必然和樂富強。而禮制最大的特色，是以「義」為本質，就是要 求其合理，因此絕不是單向的權威，而是雙向或多向的和諧，欲達此要求，就 必須依禮而各盡其分，君依君的名分而行君所應為之事，臣依臣的名分而行臣 所應為之事，循其名分而善盡其職責，這就是孔子根據自己的學說結合魯國當
402 《論語•八佾》
時情形而闡述出的政治觀。等到孔子在魯國實際從政後，即本此理論觀點而應 用、實行，遂使魯國大治，後因「墮三都」事件而失望地離魯，「墮三都」未成 之因已於第五章第三節中探述，在此所要說明的是：「墮三都」未成，雖是與政 治利益的糾結有關，但這也恰足以反映出魯國掌權的君臣未能「依禮循名而盡 分」。若以事功成敗來論孔子「正名」為不可行，則是未解春秋大義而入功利主 義，因為實行「正名」是為求其政治上的正當與和睦，其目的是為「達人」——
造福人民，為君為臣，其最終之「分」是為求人民福祉，魯國在位的君臣徒負 其「名」，所行盡是為己黨之私，無怪乎孔子最後「道不同，不相為謀」，而選 擇離開了。魯國在位君臣雖能保有其利，但國勢遂由大治而繼續中衰，其受害 者是全體魯國之人民，由此可見「正名」的意義。
而到了「周遊列國時期」，孔子已體會「命」的意義，因此更能彰顯「義」
的價值，自是能「直道而行」。孔子身處魯、衛二國，對其政事自是十分瞭解，
衛國的政治與魯國的政治有相似之處404，再加上其父子倫常上的缺失，因此孔 子依「禮、義、直」的標準，正式提出政治倫理觀「正名」。孔子經過多年的歷 練與挫折後，豈不知「正名」的做法很難得以實施，何需子路告知其迂，因其 直道而行，所遵循的是春秋大義，其所本乃是內心自覺之仁，雖然孔子在做法 上是「無可無不可」405，可針對情形而因革損益，但在中心思想上是一貫的，
因此「正名」是孔子政治所行的必然方向。
其次就實際做法而言，筆者倒推孔子「正名」之語：大道之行時，人民安 居樂業，不是懼「刑罰」之故，刑罰只是做一仲裁的角色，其標準是依照「禮
403 此事請參見第二章第二節。
404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論語•子路》）
竹添光鴻認為：「夫子蓋有望於衛，故與魯並論，不必將魯、衛不好事來較量。《困勉錄》曰：
『夫子本意，正為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發此嘆，
有惜之意，有望之意，亦有憂之意』。」（竹添光鴻：《論語會箋》，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
1977 年 7 月，頁 857。）
405 《論語•微子》
樂」的要求，而人民是心誠悅服的406，此是「政事」的成功，政事之所以能成 功在於執政者以德教化人民，使人民受其恩澤而無怨「言」，因此在上位者必須 其身「正」方能有德，正身之道在於能依其「名」而盡其分，因此「正名」為 其根源。
綜上所述，「正名」就孔子的思想而言其根源在「仁」，就其實際行為而言 其根源在「德」，因此「正名」雖說是孔子的政治理論，亦何嘗不是其學術思想 的整體表現，所以「正名」非但不迂，而且還是孔子「耳順」的最好的註解。
406 《禮記•樂記》曰：「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 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
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孫希旦：《禮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