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三都：理念之展現

孔子在夾谷之會後，為魯國爭取到實利及國際地位，聲望達於頂峰，於是 漸能掌握魯國政體實權，因此開始實施其政治理念。在魯定公十二年，孔子五 十四歲時，開始改革魯國政體，因此有「墮三都」的重大政治決定，此舉正是 其政治理念的展現，茲分成二點探述：

（一）以禮治國

309 《孔子家語》魏王肅注，楊家駱主編著，頁 22。

310 康師義勇先生：《論語釋義》，頁 915~916。

311 語出《論語．堯曰》，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孔子治國的標準是「禮」，在封建政治和宗法社會的時代，上下體系，必須 繩之以禮；個人的行為，自天子以至庶人，也都要受禮的約束。在《禮記•仲 尼燕居》裡，孔子將「禮」解說的很清楚：

子曰：「禮也者，理也。」

子曰：「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³¹²

正因「禮」有此性質，所以其功用巨大，孔子曰：

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

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則 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

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

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內外，莫敢相踰越，皆由此 塗出也。³¹³

因此「禮」用在治國上，是採一合理的治國標準，建立一可行之久遠的制度，

以使全體社會各得其所，人民安居樂業。正是孔子抱持此理想，所以欲改革魯 國之政體，使魯一變，為東周³¹⁴，先從「墮三都」著手。筆者認為孔子此舉實 是高明，必是考量當時實際情況，結合自己的政治主張，深思熟慮所做出的決 定。

1.可行之因：

魯定公與「三桓」在陽虎為亂時，皆受其苦。家臣竟有偌大的權勢，據邑

312 三則皆見《禮記•仲尼燕居》（孫希旦：《禮記集解》，頁 1268~1272。）

313 同上注，頁 1273~1274。

314 語出《論語．雍也》

之高城而坐大，尤其是季氏之家臣，況且尚有參與陽虎逆謀之同黨據費邑而逍 遙法外，形成國中之國，所以魯定公與季桓子自是支持。叔孫氏的郈邑，其叛 亂被弭平不久，叔孫州仇怕郈邑再叛亂，因此亦當會支持。而孟懿子為孔子的 學生，成邑宰公斂處父忠於孟氏，理應遵從。

2.實踐主張：

孔子尊崇禮治，欲建立一合理之制度，以使「君君、臣臣」。然「三桓」勢 力已根深不可除，孔子自不會迂腐到勸「三桓」交出自己的權勢而尊公室，守 人臣之禮。因此採變通之法，由「墮三都」做起，「三桓」覺得既符合自己的利 益，又得有尊公室的美名，自無反對之理。孔子也達到削弱邑宰勢力而尊公室 的目的，日後「三桓」無家宰勢力的倚助，行為應也會多加收斂。

（三）天下為公

《禮記•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³¹⁵」能有此氣度的政治家，

除傳說中的古之聖王外，大概只有孔子了。孔子之所以能為大司寇，應得力於 季氏之功，錢穆認為：

孔子出仕雖出魯公之任命，實則由季氏之主張，因季氏專擅魯政已久，

而夾谷會後，齊人歸汶陽之田，乃叛季氏之家宰挾以投齊者，季氏對孔 子當益信重，並以弟子仲由為家宰，《公羊傳》云：『三月不違』，可見季 氏多能聽從孔子之言。故孟子云：『孔子於季孫氏，為見行可之仕』，言 孔子得季孫氏信任，見為可以明志行道也。³¹⁶

可知孔子由中都宰而快速升遷至大司寇，實乃得力於季氏之助。若孔子只為自 己之仕途，所行之政策自是應對季氏有利的方向；但孔子不以此小節而損大義，

315 孫希旦：《禮記集解》，頁 582。

一切依照正道而行，循仁守禮，即秉持公心，定出合理之制，找出可行之法，

盡己力而行，以期為國為民謀福，實現「為政以求達人」之目的，而不計個人 之得失，此種胸襟氣度非用一「聖」字不足以形容。孔子此處所表現出的政治 作為，其理論的解說正可於日後的「正名」理論得到應證。

然而孔子的籌畫仍遭失敗一途，是由於成邑宰公斂處父的抗拒，孟懿子處 在師長（孔子）與忠臣（公斂處父）兩難之下，選擇沉默以對。其他二家亦因 其平陽虎有功而受其恩，亦不積極，使得魯定公因武力單薄而無法墮成邑。且 此時情勢又出現變化，「三桓」因成邑未墮成，而出現權力結構的微妙變化，使 得三家都有戒心而不再那麼相信孔子，且漸疏遠孔子，並漸使孔子脫出權力核 心，魯定公亦持此想法。再加上「齊之饋女樂」、「郊不致膰俎於大夫」，於是孔 子發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³¹⁷」的感嘆，離職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