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新聞自由發展有別之原因

體從業人員，甚至解雇部分公司之公會幹部。此外，警察因工會成員未按時至警 察局說明，逕行逮捕並拘留長達 48 小時。國際特赦組織泛亞區副執行長認為，這 樣的逮捕事件，明顯侵犯到媒體公會成員的結社自由以及新聞自由。²⁰¹

就政治面向的觀察，台灣與南韓的新聞媒體發展，皆可謂內憂外患，政治力 透過各種方法試圖影響媒體之新聞自由，且兩國媒體所面臨的問題極為相似，例 如政治性的指派等等，但觀察台灣與南韓的發展，可以發現南韓的情形更為的嚴 重，媒體從業人員面臨到刑事誹謗罪之調查，另外亦可能因逃稅而被判刑，在政 治性指派上，南韓主要媒體皆無法免於總統之意志實踐。相較之下，台灣的狀況 則較為輕微，雖然也有政治性指派的事件，但較偏向是零星的個案，而非是既定 成俗的傳統，而政治力所干預的手段亦較為輕微。

自由之家的新聞自由評分表，南韓在政治面向之分數高居不下，回顧這幾年 來南韓政府與媒體間的互動，可以了解其原因，而台灣在這面向的表現上則是略 優於南韓，且在出版法廢止，廣播電視法使黨政軍脫離媒體後，對於媒體干預的 程度逐漸下降。

第三節 兩國新聞自由發展有別之原因

台灣與南韓之法院判決，已逐漸改變過往之趨勢，而對新聞媒體被告作出有 利之判決，但這不必然代表新聞自由於此之後即可獲得最大程度之保障。在所有

201Amnesty International,

http://www.amnesty.org/en/for-media/press-releases/south-korea-journalists%E2%80%99-arrests-threaten -press-freedom-20090324 (last visited Jan. 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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箝制新聞自由之手段當中，縱然民事與刑事之誹謗法律訴訟最為有效且嚴厲。但 政府仍有可能太過其他之手段來有形或是無形的壓迫媒體，而不同社會對於誹謗 與名譽權之理解及重視程度，亦會連帶的影響媒體在面對類似問題時的所遭受到 的待遇，法院判決為最明確的指標，但不可否認的，在法院判決以外，仍有許多 可能的潛在因子，持續的影響媒體的新聞自由。

台灣與南韓兩國於民主轉型後，新聞自由伴隨著民主化歷程而逐漸茁壯，但 從國之新聞自由表現觀察起，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落差，其中有何原因導致兩 國之新聞自由評比出現些許之差距，即為需要探討之問題。於本項之內容，則討 論台灣與南韓之法律面向（判決以外之整體觀察）與政治社會面向，自此二方面 試圖探究台灣與南韓新聞自由程度有有差亦存在之原因。

第一項 法律面向

台灣與南韓之法院判決縱然都呈現有利於媒體之走勢，但就兩國實際之狀況 分析，卻仍有程度上之差異。根據 2009 年對於南韓平面媒體相關從業人員之調查，

就媒體相關之政策、法律與媒體倫理之面向，有高達百分之 68 之受訪者認為，誹 謗案件之訴訟是箝制新聞媒體從業人員的選項。²⁰²南韓之新聞從業人員仍未完全 走出誹謗相關訴訟之陰霾，即便法院判決的態勢已有好轉的跡象，但媒體從業人 員仍對於法院判決不甚信任。此外牽扯入誹謗訴訟，即便最終判決得以全身而退，

但對於媒體從業人員來說，也可能是遍體鱗傷。

檢察官體系與媒體間的互動關係

202前揭註 20，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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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南韓法律體系中，檢察官對於相關誹謗罪所扮演之重要 角色。常期以來，南韓人民對於檢察官普遍存在著信任危機。於威權統治時期，

南韓檢察官基於行政一體，而受到行政機關之影響與指揮，對於檢察官而言，其 升遷與考核皆受到行政體系之影響，檢察官若要有平步青雲之機會，則一定程度 需揣測上級的意思。²⁰³如此的利害關係糾葛，則給予行政權德以操縱檢察體系之 機會。而這樣的現象，在威權時代結束之後，仍然持續的存在，檢察官之作為與 不作為，皆帶有濃厚之政治性色彩。

檢察官對於特定人物之起訴，極易淪為當權者政治操弄的手段，例如只要南 韓之政權輪替，新上任之政府即會雷厲風行的對前朝政府官員展開查賄行動，用 此彰顯其與舊政權之不同，並形塑出較為優越的新氣象。²⁰⁴例如前任南韓總統盧 武鉉，即在卸任之後遭到大規模的賄賂案件調查，深陷貪腐醜聞中，於 2009 年留 下遺書後，即從自家後院之懸崖跳崖自殺。²⁰⁵南韓舉國嘩然。南韓多數民眾皆認 為，檢察官之調查行動即為南韓政治力操作下之產物，藉由調查之刑事汙名化前 任總統，並營造出一番政府改革之新氣象。

然而反觀在政府官員涉嫌貪汙案件而接受調查後，檢察官與已起訴的比例卻 偏低，即便起訴遭受有罪判決後，仍有極高的可能遭到總統特赦或是假釋，南韓 人民對於檢察官起訴與否之決定，普遍認為有政治力操作的痕跡。南韓憲法法院 審理案件類型中，Hun-ma 即為針對國家資作為或是不作為，提供人民得以提起憲 法訴訟之類型，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即被視為一種國家不作為的樣態，而可交 由憲法法院決定之，憲法法院若認定該不起訴違憲，則代表該案仍有可議之處，

203 In Sup Han, A Dilemma of Public Prosecution, in RECENT TRANSFORMATION IN KOREAN LAW AND SOCIETY 363,369(Dae-Kyu Yooned.,2000).

204同前註，頁 365。

205自由電子報 2009 年 5 月 24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may/24/today-t1.htm （最 後瀏覽日：01/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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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須由檢察官另案偵辦之²⁰⁶。由此制度面觀察，可以察覺南韓 1987 制定新憲時，

即已意識到檢察官之職權操作，容易成為行政權之打手而非正義之守護，並凸顯 了南韓社會對於檢察官體系之不信任。

除了檢察官之作為與不作為易遭人非議外，南韓之檢察官亦深陷諸多醜聞，

可謂「公親變事主」。例如南韓法律界特有的掮客文化，檢察官即數度被發現涉嫌 提供案源予執業律師，並收取酬庸。在南韓法律界，存在案源分配極度不均的現 象，個人執業律師若欲求生存，需依靠掮客協助引介案件，而掮客可收取約百分 之四十之案件報酬回饋，掮客的案源主要來自於現任檢察官與法官提供，故這樣 利益輸送圈演變為，司法官透過掮客介紹案件給律師，而律師透過掮客將訴訟費 用轉交到檢察官或是法官之手。²⁰⁷

承上所言，檢察官體系在南韓人民的心中可說是烏煙瘴氣，在這樣的氛圍下，

可以發現許多南韓誹謗罪之起訴，帶有高度之政治性操作色彩。以南韓 2008 年 PD 手冊案件來看，檢察官就該節目之內容展開偵查，並作出一連串之強制處分，包 含搜索媒體大樓、羈押相關從業人員等等。南韓法律界人士與分析家咸認為，²⁰⁸此 為政府為了報復媒體，故採取一系列行動，希望能恫嚇媒體，使其不再作出不友 善之言論。在該案中，多數之法界人士不認為該透過起訴的方式來處理媒體報導 之問題，政府應透過言論澄清政策方向，用公開的回應來達到人民與政府互動之 效果。然而卻演變成檢察官體系強勢出擊，檢察官的積極介入，即有瓜田李下之 嫌，刑事程序之啟動並非基於法律而是政治考量。甚至連原本承辦之主任檢察官，

因不認為有起訴之必要，而辭去職務，由他人接手偵辦。

206南韓憲法法院法第 68 條。

207Dae-Kyu Yoon, Unfair and Irregular Practices in the Korean Legal Profession, in RECENT TRANSFORMATION IN KOREAN LAW AND SOCIETY 393,399-402(Dae-Kyu Yooned.,2000).

208同前註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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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透過偵查起訴之方式，已實質的對南韓新聞自由產生危害，縱令最後 法院判決結果對媒體堪稱友善，但這樣的起訴已對於媒體產生寒蟬效應，因私人 企業經不起國家透過檢察官不停的擾動。

檢察官與媒體之間處於一個對立甚至仇視的狀態，縱然晚近之法院判決試圖 對檢察體系傳遞訊息，透過判決結果告知檢察體系，無正當理由之起訴，必然遭 到敗訴之判決，但檢察官是否因判決無罪而不再透過刑事訴訟程序來壓迫媒體，

仍有待觀察。

此外，檢察官本身亦可能成為媒體誹謗之對象，例如於先前所提及之南韓案 例中，即有媒體對於檢察官收賄的相關報導，檢察官認為其名譽受損而各訴，並 展開刑事偵查程序。在南韓社會，檢察官與媒體間之關係，一直為非常敏感之議 題，檢察官過往為行政權之打手，此現象在民主化後亦未有大幅度之改善，檢察 官之職務為司法體系之一環，在南韓法院判決以改變見解時，檢察官體系似乎仍 受到外力的干擾，而不能正常的運作，此也導致媒體仍然籠罩在陰影中，無法獲 得完全的新聞自由。

反觀台灣之檢察官制度，縱然也有少數人民對檢察體系選擇性偵辦有所質疑，

但檢察官於台屋之社會的公正性，並未受到如此強烈的質疑聲浪。台灣誹謗罪之 案件，由檢察官起訴之比例偏低²⁰⁹，亦即檢察官多不欲主動偵辦此燙手山芋，在 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間的誹謗案件，多半系由政治人物提起自訴，故檢察官在誹 謗案件中所扮有的角色並未如此吃重。檢察官也鮮少透過強制處分的方式，對媒 體進行搜索扣押，或是對媒體進行其他不友善的刑事程序，就此以觀，台灣檢察 官與媒體間的互動並未如同南韓來的如此激烈，檢察官仍保有其中立性，而在新

209參照第四章第一節台灣下級法院之判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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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誹謗案件不至於成為壓迫媒體之工具。²¹⁰

第二項 政治與社會面向

在南韓之政治體系下，國家仍透過許多外部或是內部控制之手段影響媒體的 運行，南韓政府可以作的手段眾多，就外部控制而言，於 2001 到 2002 年間，政 府即對主要的媒體進行全盤性的查稅行動，並勒令許多主流媒體必須補稅或是繳

在南韓之政治體系下，國家仍透過許多外部或是內部控制之手段影響媒體的 運行，南韓政府可以作的手段眾多，就外部控制而言，於 2001 到 2002 年間，政 府即對主要的媒體進行全盤性的查稅行動，並勒令許多主流媒體必須補稅或是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