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兩國憲法法院判決的比較
第四節 台灣與南韓憲法法院判決之比較
觀察台灣釋字第 509 號解釋與南韓 97Hun-Ma 265 號判決，台灣與南韓的憲法 法院，在相近的時間點63，碰到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案件，背景事實皆為政治人物控 告媒體的報導毀損其名譽，涉及新聞自由與政治人物名譽權間的糾葛。然而審視 兩個法院的決定，台灣與南韓的憲法法院，面對相似的素材，卻在論理過程以及 審理結果上有些許的不同。
第一項 針對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論述
於兩號判決中，憲法法院皆從憲法條文出發，確認本案所涉及之基本權及其 於社會上之價值。於釋字第 509 號解釋，大法官由中華民國憲法第 11 條言論自由 的功能談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
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於肯認言論自由之價值後，大法官話鋒 一轉，言論自由仍有其界限，「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
62同前註，頁 19。
63台灣釋字第 509 號解釋魚 2000 年 7 月 7 日作成，南韓 97Hun-Ma 265 號判決於 1999 年 6 月 24 日 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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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大法官解釋文及理由書中的論 述並未提及新聞自由，另外於兩份不同意見書，僅出現「媒體」64，於本號解釋中，
大法官將議題定調為言論自由與名譽權間的衝突調和。
反觀南韓 97Hun-Ma 265 號判決，南韓憲法法院於論述時先援引南韓憲法第 21 條：「全部公民具有新聞、出版自由…(第 1 項)。新聞、出版不得侵犯別人名譽和 權利或者公共道德和社會倫理(第 4 項)。」而後直接對新聞自由於民主社會的功能 作出定位，憲法法院認為，新聞自由讓人民通過這些平台監督政治，對權力階層 進行批評。並在其結論點出新聞貴在迅速，時間為報導的生命線，用以作為降低 真實性要求的論據。65南韓憲法法院於處理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間衝突時，則明 確的將之定位為新聞自由與名譽權間的爭議。
第二項 針對政治人物名譽權的論述
台灣釋字第 509 號解釋中，對於被誹謗對象為一般私人或是具有公共性質的 政治人物並未作出區分，縱使依釋憲申請書及其背景，所涉之被誹謗者，時任政 府官員，解釋中無特別論及此點，而就人民的名譽權為概括的論述。
南韓 97Hun-Ma 265 號判決，憲法法院則提出類型化的判準，分別為公眾人物 和私人、公眾所關心的問題和屬於私人領域的問題，認為必須依此兩判準的作類 型化區分，並採取不同的審查標準。而且在這個案例中公眾人物從事公眾活動和 與其相關的名譽毀損事實上，其限制事項應進一步得到緩解，根據個別事例利益 衡量不同而將有截然不同的結果。66另外於判決中亦強調了新聞自由於監督政府的
64蘇俊雄大法官於其協同意見書中主張，要求行為人(尤其是新聞媒體)必須確認所發表資訊的真實 性，其可能必須付出過高的成本，或因為這項要求而畏於發表言論，產生所謂的「寒蟬效果」。
65同前註 60，頁 18。
66同前註 60，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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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依據過往的歷史，對於名譽權的保護，往往淪為當權者箝制新聞自由的手 段。於判決中，憲法法院依被誹謗者之性質作出區分，考量到新聞自由所承載的 政治監督責任與功能，認為政治人物受誹謗時，誹謗成立與否的認定應較偏向對 於新聞從業人員的保護。
第三項 判決結果
台灣釋字第 509 號解釋，針對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真實性的要件放寬，
大法官於解釋文中論及「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 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系 採合憲性解釋，67不要求被告舉證百分之百的真實性，若有相當理由確信真實，即 足以構成免罰事由。至於刑法第 311 條所列其他阻卻事由，大法官則輕描淡寫一 筆畫過，認為「不生牴觸憲法問題」。
南韓 97Hun-Ma 265 號判決，同樣的亦就南韓刑法條文作出合憲性的解釋，限 縮刑法的適用範圍。其一，為真實性的放寬，若行為人誤認真實性，若其誤認有 正當理由則不為反真實性的要件；其二，涉及公共利益的要件，必須在保障新聞 自由的前提下考量其適用範圍；其三，毀損名譽行為「誹謗的目的」須限縮解釋，
法官須有明確的證據以證明之。
第四項 小結
面對相近的背景事實，台韓法院於判決上卻同中有異，自論理過程以觀，台
67前揭註，51；法治斌，〈保障言論自由遲來的正義〉，《月旦法學雜誌》，第 65 期，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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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憲法法院將之定位為言論自由與個人名譽權間之衝突，而南韓憲法法院則扣緊 案例事實，判決聚焦於新聞自由與名譽權的權衡，並且針對被誹謗人物的性質而 異其審查基準，若為政治人物受誹謗，則考量新聞自由監督政府的社會功能，以 及人民知的權利的確保，在誹謗罪成立之要件認定上，必須採取較利於新聞媒體 的判準。
由於台灣與南韓對於所涉及之基本權及涉案人士身分認定皆不同，故兩國法 院的判決有些許差距。台灣與南韓憲法法院雖皆對刑法條文作出合憲性的限縮解 釋，然而憲法法院所作決定的適用範圍有別，台灣釋字第 509 號解釋，並不限於 媒體對公眾人物（政治人物）的情形，而可適用於任何言論類型以及任何人，其 適用範圍較廣，然而亦因此欠缺對於新聞自由於民主社會功能的論述，雖然釋憲 聲請人於聲請書中強調新聞自由於釋憲案中應扮演的特殊角色，68然而大法官所作 成之解釋文並未有所回應。
而南韓之判決，其內容則明確的聚焦在新聞媒體與政治人物名譽權的爭議，
判決的影響範圍不若台灣釋字第 509 號解釋，不及於一般的言論類型以及非公眾 人物所生之誹謗罪爭議。台灣憲法法院作出了廣而淺69的判決，而南韓憲法法院的 決定卻為窄而深的判決。
68前揭註 47，頁 15。
69這邊的「淺」所指的是在新聞自由和其他基本權衝突的面向上，釋字第 509 號解釋並未觸及，而 僅泛論憲法第 11 條的言論自由，並未帶有價值性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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