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並立制的小黨生存分析:以日本為例
第二節 兩票連動效果-小黨生存的祕密花園
前一節談到,「選舉型」聯合政權的產生,搭配著個人集票系統的可攜性,可 說是日本小黨生存的策略與其中之一的關鍵原因,為避免被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應 邊緣化,日本小黨運用選前的政黨間策略聯盟方式,以近乎「恩庇侍從」的方式,
在合作過程中滿足各自需求以相互寄生,有此般獨特的小黨發展模式,也係因選 舉制度結構的影響而來。因此,當選舉制度影響政黨競選與聯盟策略,使小黨發 展得以維繫,至此,仍不足對日本小黨的生存法則的研究達到鉅細靡遺之地步,
必須要「追本溯源」,並回歸選制本身的規則,繼續探究其對於小黨生存與維繫的 影響,而並立制中值得討論的機制,當屬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兩種議席選票的可 能互動之效果。
連動效果,除了文獻分析中提及的感染效果(contamination effect),試圖解釋 反向操作「策略投票」之可能,也間接提供小黨「另一條生存的路」之外,仍有 所謂「衣尾效應」(coattail effect)的解釋,即「母雞帶小雞」,係指在同一天舉行 的選舉中,聲勢較大的政黨或候選人,往往會加持同政黨爭取其他職位的參選人。
但連動效果中的衣尾效應,主要仍係解釋總統與民意代表之選票互動,對於混合 選制是否也存在同樣效果,目前較無文獻可茲證明。為求嚴謹,本章對日本小黨
104
之研究仍以「以輸為贏」作為討論連動效果之研究對象。
「以輸為贏」此理論說明:在相對多數決制與比例代表制共存的混合選制中,
兩者有其互動關係,政黨會利用選民欲「補償」的心理,藉由參選單一選區立委 來拉抬比例代表制的政黨票之投票率(林繼文,2008)。回顧近三次日本眾議院的 改選,發現有些小黨仍得以獲得席次,但來源集中在比例代表議席為多。即使融 合兩票架構的並立制欲混合相對多數決制與比例代表制的選制效應,且理論上仍 應保有反映社會多元族群之代表性、對多元社會民意與政黨政見主張兼容並蓄等 優點,但在實際上,在日本的比例代表議席減少至 180 席,僅佔全部眾議院席次 37.5%,且更規定申報提名候選人之條件25等其他不利因素下,比例代表制之的精 神在此受到限縮,兩票結構表面上彼此互不隸屬之下,小黨更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並立制雖然塑造出兩大黨之政黨結構,但仍不代表全然排擠了小黨各自的發展機 會,最廣為討論但也頗具爭議的小黨生存策略,即是兩票制的連動效果。所謂連 動效果,係指就微觀層次而言,選民、政黨或參選者或是國會議員在混合制兩票 架構下之一端的行為決策,將會顯著受到另一端選舉規則的影響;而就宏觀層次 而言,則是代表選舉的最終結果,像是有效政黨數將受到不同選舉制度的影響而 略有高低(Ferrara et al, 2005: 8-9;郭銘峰等人,2012)。亦即,連動效果認為由於 並立制的兩票結構,選民在投票時會考量兩張選票的連動性,政黨(包括小黨)
也會在提名與競選策略上,盡力使兩票之間的交互作用得以發酵,進而彼此拉抬 而獲得政黨的最大席次(蕭怡靖、黃紀,2010)。對於連動效果或感染效果是否存 在,以及其對小黨空間拉抬之效應等研究,學術上有正反分歧的論點,有論者謂 兩票之間獨立計算的特性,並非如如聯立制一般具有結構上的連結相關性與互動
25 申報提名候選人之條件:
1.小選區制:(1)政黨限擁有國會議員五名以上、或全國性選舉得票率 2%以上者。(2)個人登記 亦可。
2.比例代表制:政黨須符合小選舉區的提名條件。在比例代表選區,政黨所提候選人數,應佔各該 選舉區議員名額的二成以上(余君山,2011:329)。
105
性,因而普遍預期不存在實際上的交互作用,也得到經驗研究上的證實(Maeda, 2008;Moser and Scheiner, 2004;陳陸輝、周應龍,2008);而也有其他學者主張 確實保有連動關係,亦證明了混合選制符合學理上兩票連動的論點,如林繼文
(2008)等人談到連動效果確實存在,且可為小黨所用,延伸杜瓦傑法則並認為 小黨可以在特定的單一選區參選,策略性地被潛在支持者放棄並塑造其補償心理,
以增強其獲得這些選民政黨票的機率,為證實上述理論,他以單一選區參選人作 為依變項,並以影響策略投票的相關因素為主要解釋變項,包括策略投票傾向越 明顯(即實際參選人與有效參選人差距越大)、都市化程度越高、勝選者當選的次 數越少、比例代表區平均應選名額越多等等,參選人數就越多。也就是說,即使 策略投票造成小黨在單一選區中受挫,但在並立制當中,卻是增加小黨生存機會 的關鍵角色,根本原因在於選民在心理性因素的促使下產生理性選擇,並在第一 張選票徹底展現,但另外一張政黨票卻因為出於同情、憐憫、或情感等補償心態,
而可能流向其他小黨,也因此,林繼文上述提到的解釋變項,另一方面正好就是 小黨競選策略,更是得以生存的重要原因。藉著上述策略,篩選小黨應當參選的 選區,再以候選人為招牌幫政黨打廣告,以此形塑選民可能的偏好,即是小黨雖 在較無勝出機會的單一選區派出人選,卻欲靠著潛在的連動效果而願意「搏命演 出」的最大目的。
然而,實證上來說,連動效果確實也被證明可能存在,從迴歸模型上亦證明 單一選區的參選人數與上述解釋變因之間存在顯著相關,但也只是客觀上、在事 後的發現而言;在主觀上,小黨是否有意願、企圖心與以及採取「以輸為贏」的 策略規劃,以及是否真有其選舉上的預期效果,則無法在目前現有研究中得到答 案。另外,「以輸為贏」策略若真存在,豈止是小黨,日本兩大政黨似乎也可以在 艱困選區運用。但無論如何,如同林繼文所說:「以輸為贏」可說是小黨的上策
(dominant strategy),更是避免被單一選區兩票制權剝奪政治空間的生存策略
106
(2008:61),且根據上一節論及在日本政黨系統當中,屬人主義較強,且政治人 物背後的個人集票系統往往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若將此加入補充連動效果的 學理討論,或許更能加強小黨在衡量政黨票利益超越競選成本後,於單一選區參 選用以反向操作策選民的偏好選擇,使其產生補償心理效果而得到政黨票的理論 說服力。
除了林繼文對連動效果有所研究,郭銘峰等人(2012)等人則以「重複提名」
制度為出發點,從「制度至關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論點,直接將重複提名 制度,視為兩票結構下連動效果真正所在之樞紐,並提出兩個研究假設:「日本政 黨採重複提名策略,有助於提升 PR(比例代表)得票率」,以及「小黨在區域席 次參選並有採重複提名策略者,PR 得票率較高」;其研究結論為:日本主要政黨 在歷屆眾議院選舉採單一選區候選人的重複提名參選之策略,其對PR 得票率的效 應會因黨、因年而異,且整體而言,日本並立制的兩票結構,以重複提名方式拉 抬比例代表的得票率,效果並非絕對與全面;但相對地,對於小型政黨、或主要 政黨遇到選情低靡時,效果才較顯著(2012:190-197)。相較於筆者前段討論到關 於「以輸為贏」策略的適用對象問題,郭銘峰等人則解答筆者上述之疑惑,主張 兩票連動效果較能從小黨競選中體現,至於大黨如自民黨,則是在選情較危機時 才需要藉助候選人的重複提名策略,進而發揮提升該黨得票與保障若干候選人勝 選之目的。進一步比較兩篇文獻關於連動效果欲強調之重點,可以發現存在一個 根本不同處:即是「以輸為贏」較偏重策略選民如何被外在環境形塑之過程,而 郭銘峰等人的重複提名策略,則是注重此一制度設計加強了SMD(單一選區)與 PR 兩張選票的連結性。小黨在 SMD 與 PR 中採重複提名方式,除藉著區域候選人 增加政黨曝光率外,重複提名更具有「雙向」的效果:政黨將知名度高的候選人 重複提名於政黨名單、甚至列於排序較前之順位,不但使政黨PR 票可能顯著上升,
更激勵候選人為增加選區勝選之可能,而衝刺SMD 之得票。是以,重複提名創造
107
一個制度誘因,對候選人而言,激勵其努力經營選區衝刺極大化選票,另一方面,
對選民而言,則是因為接受小黨傳達的選戰訊息,而在心理偏好上可能改變了第 二張選票的流向。
是否只有日本獨特的政治文化與政黨結構促使兩票結構的連動性較顯著?台 灣2012 總統與立委二合一之選舉結果,可能提供另外一個小黨發展模式的比較研 究案例,容後一章再作討論。但若回到「制度至關重要」之論點,日本與台灣即 使採取相同選制,除了上述重複提名之規則較具特殊性之外,日本仍有一特別之 處,即是日本比例代表的選區劃分為11 個,而台灣則以全國為一個比例代表區。
學理上,一國之比例代表區若平均分散,則小黨而言不甚有利26,理由在於屬於小 黨之政黨票若散落於各個選區,計算上可能較吃虧,且小黨先天上吸票能力的限 制,更可能在此過多的比例代表選區中被大黨佔盡便宜。然而,林繼文卻認為,
日本將比例代表選舉分為11 個選區進行,剛好滿足了小黨「集中火力、以輸為贏」
的需求,且日本若沒有劃分諸如此類的比例代表選區,小黨即難以施展此種策略,
的需求,且日本若沒有劃分諸如此類的比例代表選區,小黨即難以施展此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