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賓禮體制的延續
一、 公使駐京之款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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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為了維持清帝國的禮樂綱紀。6王開璽指出，咸豐皇帝出於天朝大國的心 態，不願承認這些國家與中國平起平坐。7何偉亞則認為英國堅持駐使覲見，
乃為了改變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8三位學者的觀察角度雖有不同，但都強調 咸豐一朝中外關係的「變化」。誠如諸位學者的觀察，英法聯軍的肇因、過 程及結果，都圍繞著一個關鍵的問題，即中國傳統交涉體制的改變與否。
為此，本章的問題有三：一是討論清政府對駐京條款的交涉，說明咸豐 君臣堅拒公使駐京的原因。二是從美使華若翰(John Eliot Ward, 1814-1902)進京換約 之事，卻因覲禮問題，無法進京。為何覲見禮問題會影響中美雙方的態度？
中美雙方不歡而散的結局，將如何發展？對英、法兩國有何影響？三是《北 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雖允諾英、法等國「公使駐京」等要求，但「賓禮 體制」真的改變了嗎？或只是換湯不換藥？因此，本章主要從「公使駐京」
條款，討論清帝國「賓禮體制」的變化，並分析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三口通 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的交涉體制及其權力結構的變化，從而瞭解「賓禮體 制」在「變」之餘，更多的是「不變」的面向。
一、 公使駐京之款的交涉
簽訂《江寧條約》後，英國要求清政府，與之建立平等的政治關係，並 在五口口岸派駐英國領事，可與中國地方官平行往來。9隨後，清政府又與英、
美、法三國，陸續簽訂《虎門條約》、《望廈條約》、《黃埔條約》，10允許關稅 協定、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軍艦出入口岸及基督教弛禁等款。11對 清政府而言，所謂「不平等條約」的通商條款，並不影響帝國的運作，未見 官員反對。12可是，對「平行往來」之款，許多官員都表示不滿，如李星沅
6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的軍事與外交》，頁175-177。
7 王開璽，《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377。
8 何偉亞(James Louis Hevia)，劉天路、鄧紅風(譯)，《英國的課業：19世紀中國的帝國主 義教程》：English Lessons :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74。
9 田濤(主編)，《清朝條約全集》，卷1，〈中英江寧條約〉，頁56-57。
10 田濤(主編)，《清朝條約全集》，卷1，頁83-86、93-97、101-106。《虎門條約》、《望 廈條約》、《黃埔條約》皆是後人為了方便稱呼而定的名稱。三份條約的原名分別為《中 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法五口通商章程》。
11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512-517、525-528、536-542。
12 廖敏淑，〈清代對外通商制度〉，收入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 (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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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1851)獲知《江寧條約》的內容後，哀痛「夷婦與大皇帝并書」，13大損天 朝體制，可見時人無法接受「平行往來」的反應。
在議定條約的過程裡，英、美、法國全權代表要求赴京覲見。尤其是英 國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還特別言明，清政府必須遵守「平行往來」
之條款，不可視英國公使為屬藩貢使，而英國公使也不向皇帝行「跪拜禮」，
只願行「鞠躬禮」，如同見英國國王之禮。
因君主懷與大清友和之至意，即大皇帝准允本國特派欽使赴京，亦未 屬難。然先言明，此公使之往，係按照平行之例，不准掛進貢之旗，
又不服叩頭之禮，而准大英欽使在御前行禮，與本帝君之禮者無異，
即大皇帝派命欽差赴到，則本君帝[帝君]待之如歐羅巴大國之公使者等 言。非本大臣奉命而說者，乃抒其意而已矣。[中方]答云：此係應俟屆 期再議。14
道光皇帝不願讓「夷人」進京謁見，命令耆英設法說服英使，並願意在其他 條件上讓步，換取英使不再提覲見之事。15對道光皇帝來說，一旦允許外使 覲見，勢必議及覲見禮的問題，將重蹈乾隆、嘉慶朝(1796-1820)的覲禮之爭。16 但清政府若堅持「跪拜禮」，可能讓英使找到開戰的藉口，中英兩國將再起 戰端。若同意英使行「鞠躬禮」，等於改變了「朝貢禮」的成例，言官們將 群起反對，和局勢必破裂。17幸好，當時英使不願為了覲見之事，激起戰火，
引發英國國內的反對輿論。正因為有這些顧慮，中英雙方都各退一步，暫時 擱置「公使請覲」之事。
對國書呈遞的問題，《江寧條約》未明白規定如何呈遞，只提及「英國 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中國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
13 李星沅，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上冊，頁428，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至局閱江南鈔寄合同，令人氣短，我朝金甌無缺，忽有此 蹉跌，至夷婦與大皇帝並書，且約中如贖城、給煙價、官員平行、漢奸免罪，公然大書 特書，千秋萬世何以善後，不得為在事者寬矣」。
14 佐佐木正哉，《鴉片戰爭之研究(資料篇)》，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冊941(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號209，〈前後面論各條〉，頁216。
15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515-525、534-537。
16 黃一農，〈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78:1(臺北，2007.3)，頁35-106；吳曉鈞，〈阿美士德使節團探析─以天朝觀之 實踐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
17 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的古典文化價值〉，收入吳 志攀(等編)，《東亞的價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108、129-133。根據張 啟雄的研究，可知道光皇帝一旦同意英使行「鞠躬禮」，言官反對的理由可能是中國用 外夷之禮，違反「名分秩序」，甚至有「用夷變夏」的疑慮，將動搖皇權的正當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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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18不過，在《望廈條約》裡，中美雙方首次討論過國書呈遞的問題，清 政府同意美國公使可遞交國書，向清帝國表示友好之意，但美國公使不得親 遞國書，只能由兩廣、閩浙、兩江總督代奏，仍延續貢使攜有奏疏時，由地 方督撫代奏的慣例。
合眾國日後若有國書遞達中國朝廷者，應由中國辦理，外國事務之欽 差大臣，或兩廣、閩浙、兩江總督等大臣將原書代奏。19
《望廈條約》雖議定國書由欽差大臣或地方督撫代奏，但當時美國代表再三 請求覲見，希望能將美國國書親手遞交給道光皇帝。道光皇帝明諭軍機處，
以清政府沒有通事(會同四譯館的繙譯官)為由，阻止美使北行。20法國代表也提出 覲見的要求，道光皇帝再度重申不接見外夷的原則，拒絕法方的要求。
至所請進京朝見一節，著諭以天朝體制，大皇帝從不接見外夷，徒勞 跋涉。即如英咭唎、咪唎堅，亦未進京朝覲。中朝撫馭外夷，一視同 仁，豈肯稍分彼此。該國自當與英、咪兩國，共遵條約，不得於例外 妄有干求。21
從道光皇帝的上諭，可知清政府雖與英、美、法三國簽訂條約，但仍視其為
「外夷」，並藉由這些條約皆未規定「公使覲見」的條文為由，回絕三國代表 的覲見要求。22
咸豐皇帝即位後，馬上懲處過去主張議和的穆彰阿(1782-1856，滿洲鑲藍旗)、 耆英等人，可見咸豐朝的對外態度更趨保守。23圍繞著廣州進城問題，中英 雙方爭執不下。英國代表更借題發揮，認為「平行往來」的條款有名無實，
外國公使只能透過地方督撫，層層上奏，仍無法與清政府直接交往。24因此，
當《江寧條約》屆滿12 年時，英國全權公使包令(John Bowring)重申廣州入城之 事，並要求赴京覲見，重新修約，讓外國公使入駐北京。25英國要求公使駐
18 田濤(主編)，《清朝條約全集》，卷1，〈中英江寧條約〉，頁57。
19 田濤(主編)，《清朝條約全集》，卷1，〈中美五口貿易章程〉，頁96。
20 《清宣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406，頁80b，道光二十四年六月戊戌。
21 《清宣宗實錄》，卷409，頁134a，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壬午。
22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的軍事與外交》，頁175-176。
23 姚廷芳，《新閉關時期與英法聯軍》(台北：三民書局，1982)，頁54-57、63-66。
24 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19-22、169；馬士(Hosea Ballou Morse)，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卷1，頁446-449。
25 姚廷芳，《新閉關時期與英法聯軍》，頁84-85。事實上，《江寧條約》未有12年修約之 款，但中美簽訂的《望廈條約》第34條規定12年修約之款，故英國全權公使包令根據《虎 門條約》的「最惠國待遇」條款，認為英國與美國同樣享有12年後修約的權利，故在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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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目的，除了可經常與清帝國的達官貴人接觸，加強對中國的影響力，還 可監視俄羅斯館的俄國教士、學生的活動，防止俄國擴大勢力。26
咸豐六年(1856)，英、美、法國要求修約。對三國的修約要求，兩廣總督 葉名琛(1807-1859)在內外壓力下，只好被動應對，準備與包令洽談。27但因談判 的地點問題，包令不願在廣州城外談判，也不想再與地方督撫洽談，希望直 接與清政府會談，並覲見咸豐皇帝，落實中英兩國的平行往來。但咸豐皇帝 認為，由兩廣總督負責談判事宜，已是慣例，英國代表包令怎可越級談判，
遂不同意包令赴京，只能與葉名琛洽談。28葉名琛雖願意與包令交涉，但因 太平軍隨時可能包圍廣州城，再加上廣州進城問題一直無法解決，故葉名琛 希望英方同意變更談判地點，改在廣州以外之處，進行交涉。包令卻堅持在 廣州城談判，也無視廣州的危局，竟以葉名琛不願談判為由，要求咸豐皇帝 另派欽差大臣，並接受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arry Smith Parkes, 1825-1885)的建 議，準備調動軍艦，直接用武力施壓。29
為了達成修約的願望，英、法、美國都有了武力干涉的準備。此時，又 發生「西林教案」與「亞羅船事件」，讓英、法兩國有了出兵攻城的理由。30 包令堅持在廣州城談判，否則無以表示中國維護條約的誠意。事實上，進城 問題只是中英衝突的導火線，真正讓包令不滿的原因是，英國官員無法與中 國官員自由往來，故決定使用武力，逼迫中國官民讓步。如巴夏禮指出：
其實我們所要的很簡單，只是希望在我們今後的交往中，不再出現誤 解和不快，而外事官員可以進城去和中國當局的官員交往……我們的 勝利將建立在人民的恐懼中，只有讓他們感到害怕，他們才會讓步，
否則我們的在華利益就無法得到保障。我們所要求的只是和當局自由 交往，如果葉名琛願意，要做到這一步很簡單，可是他太高傲自大，
豐四年向葉名琛提出修約的要求。
豐四年向葉名琛提出修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