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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四個課題的回顧，可見過去的研究成果多受到費正清的「朝貢體 系論」的影響，將「賓禮」當作政治、文化的混合體；或強力批判「天朝中 心論」，將「賓禮」貶為保守落後的禮儀制度。由上述的回顧，可歸結出幾 個問題：費正清的「朝貢體系論」對「賓禮」的認識既有誤差，清代的「賓 禮」究竟如何運作？清政府為何與外國公使發生禮儀衝突？除了外交衝突之 外，覲禮之爭又衍生出哪些問題？為了探討這些問題，本論文將對咸豐、同 治、光緒三朝的覲禮之爭，觀察清政府與外國公使的互動，瞭解清政府的覲 禮原則、內部討論及「賓禮」的變化，進而分析禮儀與政治的關聯，探討覲 禮、賓禮及中國對外交涉體制的關係。
有必要說明的是，王開璽《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第五、六、七 章集中於咸豐至光緒朝的禮儀衝突，提供本論文許多啟發與刺激。本論文與 此雖有議題重複之嫌，但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及使用資料，皆不同 於王開璽及其論點，實有必要再予研究。首先，本論文首重「賓禮」與政治 的關係，及「賓禮」的自發性轉化，與王開璽關注的重點，實為不同的討論 層次。其次，本論文將利用新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賓禮」及傳統中國 政治文化的關聯，絕不同於「現代化理論」的論點。第三，本論文以外交史 的多檔案對照法，利用原始檔案、多國檔案及近年新出版的報紙匯編、日記、
筆記等資料，進行研究，應有突破舊說之處。因此，基於上述幾點理由，本 論文有必要重新探討清代賓禮，並從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的覲禮之爭及相 關輿論，分析「賓禮」的禮意轉化，及其對晚清政治文化的影響。
三、 研究取徑與資料說明
政治制度的解構與重構，不全是被動的妥協，更多時候是當局者的理性 選擇。事實上，人們面對新事物時，往往試著從歷史先例，找尋其思想資源 及其對應方式。因此，所謂的「保守」或「改革」等詞彙，不能簡單等同為
「傳統」或「現代」的概念。對清朝君臣而言，嘗試「舊瓶裝新酒」與「新 瓶裝舊酒」的努力後，發現無法再調節體制，應付危機，原有的機制才能退 場，並建立新的體制，接納新的事物。「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制訂，亦是同 樣的道理。因此，本文將討論咸豐到光緒朝的覲禮之爭、「外國公使覲見禮」
的擬訂及晚清政治文化的變化，釐清覲禮更定後的不變之處，方可瞭解近代 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
在咸豐、同治、光緒三朝，清帝國內政、外交問題相互糾結，又有保守、
變法、革命思潮互為交錯，各種勢力此消彼長，讓晚清政治、外交、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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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仍有許多課題有待探討。而「外國公使覲見禮」的更定，直接牽涉到 皇權的正當性基礎，有可能動搖以「天下秩序」為核心的傳統政治文化。因 此，為了分析皇帝、總理衙門、各地督撫及地方士紳的立場，有必要利用「政 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研究方法，注意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張，及其對覲見禮 問題的態度，方能理解「外國公使覲見禮」問題對晚清政治文化的衝擊。105 本論文有必要先說明「政治文化」的定義，表示本論文的定義不同於政 治學上的定義，避免有「以西非東」之弊。「政治文化」是政治學的重要領 域，約在1960 年代開始風行，意指某一政治群體普遍接受的政治取向。106由 於「政治文化」強調政治取向，故在政治學研究上，多偏重心理分析和民意 調查的數據測量，藉以說明該群體在「政治文化」的模式、變數及其預測結 果。107直到1980 年代末期「政治文化」的概念，才被歷史學家所用，但偏重 於個人心理的分析，並囿於傳統與現代的模式，簡單地將中國現代化發展的 不穩定因素，全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108若干學者也批評這樣的觀點，認為
「政治文化」用於歷史研究上，可能會太過簡化儒家思想，也可能抽離傳統 中國的歷史經驗。109
根據前人對「政治文化」的討論，本論文定義的「政治文化」，乃指一 個政治體系的成員共同具有的政治理想與行為規範，並成為維持該政治體系 運作的必要條件。由於「禮」是傳統中國政治和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國人安 身立命的原則。而「賓禮」是中國與周邊諸國建立政治關係的表現儀式，並
105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8), pp. 105-106.
106 Gabriel A. Alo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18:3(1956), pp. 391-409.
107 羅森邦(Walter A. Rosenbaum)，陳鴻瑜(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臺北：桂冠，
1991)，頁2、4-12、147-165；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
(臺北：五南，1995)，頁17-60；馬慶鈺，〈近五十年來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顧〉，《北京 行政學院學報》，2002:6(北京，2002)，頁25-30。
108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馬慶鈺，《告 別西西佛斯——中國政治文化分析與展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1-15。
白魯恂(Lucian W. Pye)最先將「政治文化」的概念，引入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並進行比較 研究，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政權的影響。
109 Shmuel 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關於白魯恂的研究轉向，本文不贅 述，可參見張英魁，《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及其現代價值：以白魯恂的研究為考察中心》(北 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張英魁指出，白魯恂的修正可見於1992年再版的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的修訂版。在修訂版中，白魯恂修正原本對「政治文化」的定義，並刪 去一篇舊作，另收入兩篇新文，討論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影響社會結構的形成，及國家與 社會互動關係的地位，不再偏重政治心理的分析，讓政治文化理論的文化概念更能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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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冊封、朝覲、納貢等儀式，可實現以德服人、教化四夷的「中華世界秩 序原理」。110據此，本論文不單從制度史或外交史的角度，擬採「政治文化」
的概念，融合政治史、制度史、外交史及思想史四種視野，綜合討論咸豐、
同治、光緒君臣及地方士紳對「外國公使覲見禮」的立場與態度，重新釐清
「外國公使覲見禮」對「賓禮體制」的影響，觀察近代中國從「賓禮」到「禮 賓」的轉變。
依據上述的立場，本論文欲處理的問題如下：第一，過去多以為禮儀是 當權者的工具，但筆者認為，禮儀不只單方面為權力服務，反過來說，權力 同樣也為禮儀折節。「賓禮」的儀式呈現，讓皇帝、官員、外藩王公、屬藩 貢使等人，都成了表演者。「賓禮」如何藉由肢體表現、言談話語、遊宴活 動，讓每位表演者重新體認自身的身分，也使君臣關係具體化，不再是抽象 的權力遊戲。第二，傳統中國「賓禮」與近代歐洲禮儀的性質截然不同，但 在兩者轉換之際，反對與贊成的聲音同時存在，對「賓禮」也出現不同的認 知。此時，清帝國的政治體制如何調整，讓臣民接受這些改變，免除皇權動 搖的危機。第三，從清朝君臣討論覲禮方案的過程，可見「賓禮」不是一成 不變，反而根據現實需求，自作調整，出現「賓禮」的禮意轉化，解決內政 與外交的衝突。面對「賓禮」的調整，總理衙門如何自圓其說，士人能否接 受這些說法，各國公使是否遵從賓禮體制的規範。
在資料運用上，本論文特別重視原始檔案，補充《清史稿》、《籌辦夷務 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的不足，更能瞭解清政府與各國公使的互動，及 總理衙門與地方督撫各自立場的表述。因此，本文主要利用國立故宮博物院 典藏的起居注、宮中檔及軍機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清季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和《外務部檔案》，11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部分 檔案，112及國家圖書館館藏的清代資料。113除了上述檔案資料外，晚清士人
110 張啟雄(著)，伊東貴之(譯)，〈中華世界秩序原理の起源—先秦古典の文化的価值〉，《中 国—社会と文化》，24(東京，2009.7)，頁2-6、19-21、24。
1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出版的史料彙編《四國新檔》(1850-1863)》、《籌辦夷務始 末補遺》、《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1864-1911)》、《近代中國對西方列強認識資料彙編 (1820-1911)》及近史所學人的研究著述，值得參考。中國方面的資料，除了中國第一歷 史檔案館的清代檔案外，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大量電稿、手稿、日 記、信札，如《榮祿檔案》、《楊儒檔案》等件，皆值得利用。
112 如《軍機處全宗》、《禮部全宗》、《總稅務司和稅務處檔案》、《會同四譯館檔案》、
《醇親王府檔案》、《理藩院全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外務部檔案》等。參見中 國第一檔案館藏檔案：http://www.lsdag.com/docc/qzml.asp，擷取時間：2010.2.26。
113 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孫學雷、劉家平(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孤本外交檔案》(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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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記、時論、筆記、報紙，如《翁同龢日記》、《薛福成日記》、《退想齋日 記》、《申報》等資料，不只記錄了公使請覲之事，也多有評論，或寫下個人 感想。若能參照官方檔案、私人日記及報紙評論，研究視角不再限於上層階 級，亦能瞭解清朝官員、地方士紳的真正想法。除了分析清朝君臣的想法之 外，本論文也會討論各國公使議禮的動機，將利用英國外交檔案，還有駐華 公使、傳教士回報的報告、日記及書信。114日本外務省的《日本外交文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係史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外 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國家圖書館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等資料，
皆可參照比對，不再限於一國一人之論。